亨廷顿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仍旧热销，马尔萨斯人口论也依旧没有消失。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过去几万年，人类大概是世界上繁殖最快的物种，不仅从数量而言，而且从扩展的地域而言，无以伦比。 人类的扩张，消灭了许许多多物种。

我想，人口增加是人类社会演变的最重大的推动力。新的生产方式往往引发生产力的突变，引起人口增长的飞跃，创造新的文明和文化。 反过来讲，在一定环境下人均生产率总有上限，当生产力趋于当时的极限而人口依旧按惯性前进，则引发新的内在的张力。对外而言，部落与部落，国家与国家发生战争。社会内部而言，不同阶层之间冲突也会加剧。因此，在其次抽象的层面，战争，意识形态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实际都是“广义资源”之战。

马尔萨斯人口论忽略的是人口增加在古代文明史的积极作用，强调的资源和人口的冲突，强调的是战争饥荒等灾难性的后果。

当我们谈到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经常混淆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总产出量，一个是人均生产量。人人都希望过的更好的前提是人均生产力不断提高。历史上留下辉煌的历史的国家常是社会总产出量达到某种规模，而衡量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应该是人均生产量水平。

现在历史学家越来越多使用“过密化”这个术语。 “过密化”的社会，随着人口增加，投入劳动量的增加，社会生产品的总量依旧增加，但人均生产量可能停滞，随后衰减。

古代历史上的”灿烂文明“都是社会总产量飞跃的产物，但社会是有惯性的，人口增加是有惯性的。人口增加创造出古代文明，人口增加也常常导致古代文明的毁灭。

从这个意义，古典马尔萨斯人口论道出古代社会生与死的大部分真理。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社会能跳出古典马尔萨斯陷阱，一般而言，当资源相当充裕，人口总该呈现正增长，社会步向“过密化”。但像黑死病后的英国社会，几百年人口没有增加，增加的是人均生产率。英国创造出前美国时代欧亚最高的农业生产力，也许因此我们才有了现代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英国的奇迹，即使有辉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我觉得欧洲中世纪历史后的历史演变依旧会走到死胡同里去，因为不管文艺复兴后科学技术如何进步，人总要吃饭，不可能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建立起一个新欧洲，欧洲落后的农业也许不足支持科学技术发展到农业的下一个突破点。而现在欧洲的现代农业技术，又太依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后才产生的新技术了。

十八世纪英国个体农庄可以经营五十英亩（300亩）土地，年产几万斤粮食和大量牲畜产品。中国古代鼎盛时期的江南农业在单产上还有优势，但人均劳动生产率是远为逊色。

因此中国社会生产早就进入”过密化“阶段。而本来也会演变”到过密化”社会的欧洲因为英国“工业化”后“科技”革命而又了自救的曙光。英国的“工业化”又很大程度有赖之前的“农业革命”。

也许，更幸运的是英国移民开发了当时资源几近无限的北美。而这批人又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和国家组织三权分立的联邦。

现在，南北美社会经济发展差别极大。当年，南美一些地区资源绝不亚于北美十三州。二百年下来，差异如此之大，这又不能不归结于民心和制度。民心，制度，定义一直在扩展的”资源“之间的关系，另文讨论。

现在回到资源不足的世界，可以说在不同的层次上，社会就可能陷入“过密化”。这里“过密化”可以看出人员过剩，社会基本丧失提高人均生产率可能。 从最低的层次，是基本没有工业化的社会，从最高层次，是想用社会主义政策来平衡财富分配的福利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由于某种缘故，能突破本层次的“过密化”，已经可能陷入下一阶段的“过密化”，这也许是世界大大小小国家面临最根本的挑战，就连美国等也不可避免。

最近，时代周刊有文提到德州是美国的未来，老百姓正用自己的双脚做出选择。真的吗? 不知道。

历史上文明的冲突，战争，其实都可以看成马尔萨斯压力下资源争夺战。马尔萨斯写人口论的时候，欧洲已经经历过人口循环，但工业化似乎让欧洲躲开了马尔萨斯预言的人口的下一循环。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真正解决。二战后西欧复兴，繁荣不过半个世纪，似乎就与陷入停滞的状态，不能不说，在精神层面之外，生产“过密”化已经是个事实。

那么究竟什么能引起某些国家摆脱目前的“过密化”而进入下一个阶段呢？ 这也许是将来要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