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我一直很佩服秦暉，秦暉是極少懂得歷史之複雜，能深入分析詞語後具體現實的人。下面這篇他談前南非和中國的類同，很有點意思。 他另外對新南非19年曆程的研究也許也對後共產黨的轉型有益。

總之，在我眼裡，秦暉是少數不太願意談空話，在詞語裡面兜圈子而願意研究具體歷史演變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希望能引起讀者興趣去閱讀他關於南非的其他文章。沒有時間的讀者，可以只看黑體字。

吾國吾民：背景的比較

“拉美化”還是“南非化”?

近年來國內外批評者在關於中國發展模式的“反思”中經常提到的負面比較對象是印度與拉美。大致而言，改革前中國人經常把經濟落後的印度當作“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惡果”，那時(1960-1970年代)拉美正處在經濟高增長時期(所謂“巴西奇蹟”、“墨西哥奇蹟”)，所以中國人不太提及。改革後，尤其在 1990年代以專制“鐵腕”掀起以市場化為目標的新一輪改革後，印度仍然常被用作反面“教訓”，但卻變成了“尼赫魯社會主義”、“蘇聯式計劃”的惡果，而 被中國的“右派”們用以反證“民粹主義”之害。至於中國的“左派”，則越來越多地以“奇蹟”已過、社會陷入危機的拉美為“教訓”，用以批判“新自由主義” 之惡，從而造出“謹防中國出現拉美化”、“中國落入拉美陷阱”等熱門話題。

但中國的一些拉美研究專家並不贊成“拉美化”的說法。[1]而更有趣的是：與“新自由主義”意味着資本對勞動的優勢相反，很多“中資企業”(尤其是 “大型國企”)一到拉美就感到那裡的工農把資本“欺負”得夠嗆。拉美最大中資企業“首鋼秘鐵”抵制當地的勞工法，開除罷工工會成員，造就了“秘魯工人英 雄”胡安·坎查理，這個首鋼眼中的“搗亂者”在工人支持下先當選議員，後成為秘魯勞工部長，他的女兒則民主當選“首鋼秘鐵”所在的馬爾科納市市長。[2] 而“首鋼秘鐵”則被勞工運動“折騰”得七葷八素，國內傳媒因此一片驚呼：“海外投資須防工會陷阱”![3]我們的國企老爺可算知道了什麼叫“咱們工人有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拉美左派力量增長，這樣的事或許不奇怪。可是“首鋼秘鐵”事件發生在1990年代藤森政府時期，那可是公認的“右派政府”啊。

拉美之外還有更生動的例子：過去我們的國企在鄉村地區建廠開礦，“圈地拆遷”從來不由分說，成千上萬的農民說趕走就趕走，哪裡有談判一說!但這些年 “中資”在加蓬等國圈地，甚至到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去采採挖挖，卻遭到“西方傳入的”環保和原住民權益NGO的抗議，中資習慣於通過“搞定”政府來解決 問題，而在那裡，被搞定了的官員也就袖手旁觀而已，靠他們來彈壓“刁民”，像在國內的定州、汕尾那樣，則嘎嘎乎難哉。當然，在那些法治完備的國家，中資也學會了“循規蹈矩”。如中鋁公司在澳大利亞開發奧盧昆鋁土礦，雖然早已與澳大利亞政府達成協議並得到了後者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費一年半時間與當地一 個只有千餘人的土著部落談判土地租用問題，因為澳洲政府已經把土地所有權歸還了土著。[4]中鋁的“平等待人”在當地獲得好評，可是在國內這個“好榜樣” 卻不能宣傳：國外的“工會陷阱”已經夠讓“中資”頭疼了，如果“奧盧昆經驗”傳入國內，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農民也學會了像澳洲那個小小的“原始部 落”那樣大模大樣地與政府支持的“大鱷”漫天要價，那還了得?!

於是如今人們發現：原來“中國奇蹟”的主要奧秘在於鐵腕之下誰也不能討價還價，減少了中國經濟學家所謂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徵地客”這種“民主困境”!

顯然，這種情況下在中國扯什麼“拉美化”純屬莫名其妙。而一位20年間多次到過南非的菲律賓籍國際NGO活動家卻有個發現：當年的南非大城市很像今天的北京，而今天的南非大城市卻很像馬尼拉了!這個比較很有意思。

他講的“當年南非”就是1990年代民主化以前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這個南非當然不像拉美，但它與中國很像嗎?

今天中國的“左派”喜歡大批“新自由主義”，而“右派”喜歡大批“福利國家”。可是當年的南非，雖然國際上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都把它罵得厲害， 但後者從來沒說南非之弊在於“新自由主義”——相反，倒是在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後，民主南非執政的非國大被一些極左派抨擊為搞“新自由主義”。[5]而前者 更沒有把南非看成“福利國家之弊”。儘管南非少數白人當時的確享有高福利，但誰都知道，占南非人口大多數的黑人儘管並不享有“自由競爭”，卻與“福利”更無緣，他們的福利待遇比任何“新自由主義”國家都低!

幾個“術語”的比較

那麼當時的南非搞的是什麼體制?我們可以看看那時學界和南非官方常用的幾個術語：

1，“二元體制”(Dualism)：學者常常用這個術語來稱呼種族隔離時代南非對黑人與白人的不同待遇。[6]而在中國，人們形容城裡人與農民不 同待遇的流行說法是“二元結構”。這個術語來源於發展經濟學中的劉易斯(W. A. Lewis)模型[7]和不發達社會學中的波耶克(J. H. Boeke)模型[8]，曾被廣泛用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但是，劉易斯等人講的“二元”僅指城鄉發達程度與社會結構的不同，並沒有制度性歧視造成身份等級的意思。筆者10多年前就指出中國制度性歧視下的城鄉差異與劉易斯、波耶克模型是完全不同的。[9]一些有識之士也指出把制度性的“城鄉壁壘”稱為“城鄉二 元”有把制度性歧視混同於一般城鄉差異之嫌。[10]而南非官方學者同樣用這個概念混同種族壁壘(隔離)與發展中國家常見的貧富差異，對此，也同樣有人指出：種族隔離下的dualism並不是劉易斯所講的那種概念，而是一種制度歧視。[11] 有趣的是，在經濟起飛階段，南非的“白黑二元”與我國的“城鄉二 元”的人口比例也相當近似，即都在1：4左右。

2，“流動工人”(migrant labors)：南非經濟起飛的支柱製造業主要靠黑人勞工，當局要他們在城裡只打工不安家，把戶口留在“黑人家園”，因此給他們的官方稱謂是“流動工人” ——不稱為“黑人勞工”也有掩蓋種族歧視之效。而我國經濟起飛的支柱製造業主要靠“農民工”，最近北京大學姚洋教授說這個稱呼不好聽，鄭重建議改稱“流動工人”。[12] 我指出這恰恰與南非對黑人勞工的稱呼雷同，惹得他大為光火。其實我當然不認為他存心效法南非(他根本不知道南非有此稱呼)，但他恰恰想出這麼個稱呼，這是“英雄”所見略同?還是所據現實的相似? migrant一詞有“移民”和“候鳥”、“往返遷移動物”二義，南非官方正是用的後一含義，即 “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候鳥型工人”。按照南非種族隔離理論家W. W. 埃塞倫的說法：他們進入城區“只是暫時性的，而且是出於經濟原因。換言之，他們只是作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為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13]我們的“農 民工”不也正是如此嗎?他們不也有“候鳥”、“兩棲人”之稱嗎?

3，“有序的城市化”(ordered urbanization)：這個概念最初是南非一些醫學界人士對黑人移居城市帶來流行病和性病的問題提出的遷徙管制建議。[14] 但後這個概念來被無限引申，把一切“城市化弊病”如貧民窟、髒亂差、治安問題等等都歸咎於黑人進城，從而對黑人厲行管制，並且成為種族隔離時期的重要“國策”。為此南非實行了 一系列“關鍵控制措施”，如1951年通過的“防止違法擅占法(PISA)”等，黑人貧民區被視為“違法擅占”(illegal squatting)，當局經常以整頓市容、懲治“擅占”為名進行犁庭掃穴。[15]而美國等民主國家允許黑人進城形成貧民窟則被南非官方文人斥責為“失敗的、無序的城市化”。在“有序”名義下，經濟繁榮時讓黑人進城做苦力，遇到蕭條就視其為“多餘的人”而加以驅逐，黑人成了“‘有序城市化’的犧牲品”。 [16]而在中國，類似的概念叫做“有序流動”。南非把打工者住的簡陋棚屋叫做“違法擅占”，中國則叫做“違章建築”，姚洋先生認為貧民區“侵犯產權”， 這與南非說的illegal squatting是一個意思。提出“有序流動”就是要禁止所謂“盲目流動”，對此趙樹凱先生有個尖銳的批駁：“即便是盲目流動，難道農民就沒有‘盲目’ 的權利嗎? 流動既屬於基本人權，……只要不是違法犯罪，‘盲目流動’又有何不可?”[17] 南非進步人士對“有序城市化”也有類似批判。區別只在於：南非排斥“無序城市化”總拿美國的“貧民窟”做靶子，而中國批判“貧民窟”則喜歡拿印度、拉美做靶子。因為美國的貧民窟多黑人，而南非正是要排斥黑人。中國沒 有“黑白問題”，而且羨慕美國富裕，就拿更窮的印度來說事了

兩個“經濟奇蹟”

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迅速，創造了“經濟奇蹟”。而如何解釋這一“奇蹟”則眾說紛紜。對此，看看另一個“奇蹟”是很有意思的。

許多中國人對南非的印象似乎只是金礦和布爾山羊，但其實南非早已是個以製造業為主的國家。如今有人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而小得多的南非早已 有“非洲工廠”之稱。該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製造業開始起飛，二戰期間超過採礦業成為國家最大經濟部門，1965年製造業產值更超過了採礦業與農業之和。 使南非成為非洲唯一的真正工業化國家，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經濟產值。南非的鐵路與電話均占到全非洲的一半，[18]發電量更占全非洲的57%，人均用電水平與英國相當。[19]1991年南非人均收入據說“相當於匈牙利或丹麥的水平”。[20]從綜合經濟指標GDP來看，南非1932年 僅為4.66億蘭特，1940達到9.87億蘭特，1948年20.05億蘭特，1956年41.23億蘭特，1964年68.72億蘭特，1972年 150.52億蘭特，到1980年已達592.00億蘭特。也就是說，南非國內總產值在1932-1972年的幾十年間可謂持續高增長，平均7.3年翻一番。直到1970年代末減速，1982年首次出現負增長。[21] 總之，在相當長的時期“南非堪與當時經濟發展速度為世界之最的日本相匹敵”，步入新興工業化國家行列，被稱為“非洲經濟巨人”。[22]

南非的經濟“奇蹟”還有兩個堪與中國相比的特點：一是它的外向型特徵，由於多數人口(南非的黑人，中國的農民)消費能力低下，南非與中國一樣長期 “內需”不足，利用外資、開闢“外需”是兩國“奇蹟”的共同特徵。高速增長時期的南非，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都領先於GDP而呈“超高速”增長： 貿易順差1950為1.43億美元，1980年激增為74.30億美元，以後才隨“南非模式”的危機出現下降，到1992年降為53.48億美元。資本項 目順差，1965年為2.15億美元，1982年達23.66億美元，17年裡年均增長達15.2%，但種族隔離制度出現危機後就急劇下滑。1985年後 出現了負數(資本外逃)。[23] 而此前，南非依靠“經濟全球化加低人權優勢”曾成為世界投資利潤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國在南非投資的平均利潤 率達18%，而在發達國家投資平均利潤率僅13%，在發展中國家也僅14%。1957-1972年間南非經濟增長的40%得益於外資。[24] 中國也如此，典型的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全球都是虧本的，甚至在印度的工廠也盈利不多，只有在中國是利潤奇高。而麥當勞在美國的盈利水平也遠不如在中國。於是 1996年投入亞非拉的外資三分之一以上進了中國，1997年全球FDI只有5%進入中東歐民主轉軌國家，但1990年代進入發展中國家與轉軌國家的FDI總量，80%以上集中於20個國家，主要是中國。[25]

二是南非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先於經濟增長。由於“低人權優勢”南非國家可以隨意圈占黑人的土地，這是絕大多數民主國家做不到的。因此南非得以大量占地 修建基礎設施。如南非的人均汽車擁有量與發達國家相比並不算高，但其高速公路的建設卻領先於多數發達國家，1980年代其里程一度僅次於美國、德國而居世 界第三。這一點與中國目前的情況也很相似。中國居民有車率也不高，高速公路卻已居世界第二。很多中國學者以此自豪地嘲笑印度說：由於印度國家在“徵地拆 遷”方面太無能，她想修建中國那樣的高速公路網幾乎絕無可能。

南非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何在? 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次討論會上，我國南非研究專家楊立華教授批評了筆者關於南非高速原始積累和經濟高增長的奧秘 在於“全球化加低人權”的觀點，堅持認為“低人權”從來都是經濟發展的阻力。[26]但是中國南非學的其他學者似乎不這麼看。例如有人認為：

“種族主義制度為南非經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主要表現在：種族隔離制度為南非經濟發展提供了帶有強制性的廉價勞動 力，並保證了白人農場主和企業主發展經濟所需要的遼闊土地資源。”反過來，“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由此獲得的經濟實力使種族隔離制度得以存在和維持。”

“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種族隔離制度所保證的優裕條件吸引了大量國外資金、技術和移民，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和繁榮，從而對南非經濟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種族隔離制度是“南非經濟實力迅速增強的諸多原因”中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但是經濟進一步發展就與種族隔離制度產生矛盾：流動勞工素質不易提高， 絕大多數人貧困導致國內市場狹小，內需不足。而更重要的是：“對外經濟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傳播西方人權主義思想的媒介，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南非人的種族觀念，衝擊着種族隔離制度的大堤”。[27]

中國的情況是不是有點類似呢?中國奇蹟的產生同樣有“諸多原因”，但沒有“農民工”(“帶有歧視性的廉價勞動力”)和“圈地運動”(以強制手段取得 “發展經濟所需要的土地資源”)這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這種“奇蹟”能夠存在嗎?當然，上述關於“南非模式”的弊病與其最終結果的論述，相信也會使中國人浮想聯翩吧!

“南非奇蹟”固然主要是富了白人，但南非白人統治者經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於這個大陸上任何地方(的黑人)”來為自己辯護。[28]這種說法 當然掩蓋不了白人與黑人之間觸目驚心的收入差距和經濟不平等，更不能替經濟之外當局剝奪黑人政治權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權利的惡行遮羞。但僅就這句話本身而言，應該說也是事實。持續經濟增長使得哪怕是在這種體制下受欺負的黑人，生活也是在提高的：縱向看，他們比以前要好，橫向看，他們比周邊那些黑人掌權的鄰國，大眾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南非多年來一直是周邊各國，尤其是莫桑比克、馬拉維、斯威士蘭、萊索托、津巴布韋等國大量黑人勞工的打工地，其數量占這些國家勞動力的很大比重，甚至更遠的坦桑尼亞與贊比亞也有在南非的打工者，這就像今天中國中西部貧困地區勞動力大量湧向沿海富裕地區的“民工潮”一樣。儘管南非這些外籍黑人的待遇還不如南非本國黑人勞工，但顯然他們在南非的收入要高於在本國，否則他們不會來。那麼，南非本國黑人勞工的收入高 於鄰國黑人就更不用說了。這就像中國的“農民工”：縱向看，他們比以前要好，橫向看，他們比留在農村的農民收入水平也高出一截。但是這能掩蓋他們在城裡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嗎?

種族隔離時代，南非黑人占人口3/4，個人收入只占1/4。[29]礦業工資中白人與黑人之比：1936年10.7;1960年17.5;1970 年20.3;1974年12。橫向比較，這個比值在1980年代採金業中是10-15;加工業10-12;原料工業4;1982年，南非全國白人雇員月均 工資1073蘭特，黑人雇員278蘭特，兩者之比為3.9:1;1987年白人1959蘭特，黑人593，兩者之比縮小至3.3:1，即黑人工資增長了 113.31%，白人工資增長了82.57%，但黑白工資的絕對差距卻由1982年的795蘭特擴大為1987年的1366蘭特。[30]另一組數據顯示：1980-1988年間，南非黑人勞工年均工資從2688蘭特增加到9430蘭特，白人工人年均工資則從11472蘭特增長到32906蘭特。即黑人 工資增長了250.82%，白人工資增長186.84%，從相對增長率看黑人工資增長快於白人，9年間白人工資從黑人的4.27倍，縮小到3.50倍。但 是從絕對量看，9年前白人年工資比黑人多8784蘭特，9年後卻多23476蘭特，差距其實更大了。[31]所有這些數據給人的總印象是：種族隔離前期， 隨着歧視的嚴重，白黑差距無論相對值還是絕對值都在擴大，其中相對值差距在1970年代初達到最高。此後由於黑人抗爭與國際壓力的作用，相對差距在逐漸縮小，但由於收入數額變大，絕對差距還在擴大。

而在中國，無論是城鄉居民收入還是行業中“農民工”與“市民工”的實際收入差距，最近十多年裡也在明顯擴大，而且與南非的“黑白差距”相對率縮小、 絕對量擴大不同的是：中國的上述兩項收入差距無論是相對率還是絕對量都在擴大。也就是類似南非1970年代前的情況，而要比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晚期的情況更糟。

“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

身份壁壘下的“社會主義”

南非經濟的另一個特徵是“國有經濟”比重奇高。儘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經濟上卻頗為“社會主義”。即使在國有經濟已經不太景氣的種族 隔離時代末期，1986年公營部門仍占全國固定資產的58%，產值的26%，出口的一半以上和進口的25%。[32] 因此，那時的南非頗有點“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種族社會主義”色彩。[33] 正如著名左派學者沙米爾. 阿明所說：儘管南非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但“幽默的是：前白人統治者的‘中央政府統制經濟’政策，卻一直把這個國家置於按習慣包括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世界之內。”[34]這與中國是否也很相像?

這種狀況是南非白人中居多數的荷裔(現在自稱阿非利卡人，過去被稱為布爾人)推動的。

殖民時代南非史基本上可以概括為白人征服了占多數的黑人，而英語白人通過“英布戰爭”在軍事上又征服了白人中占多數的布爾人，但政治上卻與布爾人達 成了妥協，承認後者自治南非。在英布戰爭後的南非，具有市民傳統的英語白人適應工商業競爭，多屬於企業家與白領階層，是南非經濟市場化與全球化的動力。而 人數更多、政治上也占優勢的阿非利卡白人傳統上是農牧民(“布爾”就是荷蘭語“農民”之意)，不善經商，進城後多屬於工薪階層，其中不少人屬於“窮白 人”。他們論經營不如英語白人，論打工卻又不如更為吃苦耐勞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種族特權的保護。他們歧視黑人更厲害——就像中國的許多城市國企工人排斥 “農民工”。布爾“窮白人”不僅長期支持種族壓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過渡期內他們也成為頑固抵制黑人權利的白人“極右派”的社會基礎。為了維護種族特權，保障既得利益，並維持“布爾人的團結”傳統，南非為阿非利卡人實行相當程度的大鍋飯制度，興辦了許多國有企業，給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鐵飯碗”，實行高社會福利、保障就業與終生僱傭制。“有組織的白人工人”“採取好鬥行動”來維護種族隔離，以至於直到1970年代末，種族問題上一直存在着“資本家與白人工人的政治聯盟”。[35] 1922年，白人工人甚至“把種族沙文主義與軍事行動相結合，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反對資本”，發動了抗議資方允許黑人勞工“入 侵”該行業的武裝起義，提出建立“白人工人共和國”的口號。[36] 當時的南非共產黨也積極參與了此事。[37]起義本身雖被鎮壓，但南非的“種族社會主義”卻從此打下基礎。因此學者們注意到，與台灣、韓國非常成功地實現了進城農民市民化相反，南非卻對進城黑人實行“積累的排他性”制度。[38]

這種“種族社會主義”當然以對黑人的殘酷壓迫和奴役為前提。但是這種壓迫與奴役自然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更不是什麼“自由放任”狀態下“市場競爭中贏家通吃”的結果。事實上，在這種狀態下白人與黑人各自內部的“階級分化”都很不發達，僅就白人內部看，南非幾乎與北歐一樣是發達的“社會福利國家” [39]。而南非的黑人企業家階層是種族隔離廢除後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貧窮。但是“平等的白人”與“平等的黑人”之間卻懸殊有如天壤。

這種體制與中國的體制類似。只不過南非的黑白之別對應於我們的“市民-農民之別”。應該指出，中國自1950年代以後的“農民”既不能以聚落類型定 義(很多農民實際上居住在城鎮，尤其是我國的縣城，改革前往往多數居民都是“城關公社”的“農民”)，也不能以職業定義(很多“農民”並不務農，從而形成 “農民工”、“農民企業家”之類概念)，甚至不能以階級定義(不僅有“農民工”與“農民企業家”，而且還有干群的對立)，“農民”就是以“戶口”為標誌 的、非經特許改變即為世襲的一個低下身份等級(caste)。改革前的中國就是個無階級卻有等級、而且等級森嚴到近乎種姓制的國家，等級內的所謂平均從來 就與等級之間的懸殊並存。1978年我國以貨幣計量的收入分配吉尼係數，在城市內部只有0.164, 在農村內部也只有0.227, 但若計入城鄉差別，則全國的吉尼係數卻達0.331, 已經不比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低多少。[40]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發展就具有以“剝削”農民來實現“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所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模式特徵，曾因此導致過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悲劇。

改革30年來，中國城市與農村中都發生了明顯的階級分化，但應該說相對於“進城打工者”而言，中國的體制對“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這類特殊 城市)戶口”的窮人還是可以的，正如南非對“窮白人”也還不錯。不過嚴格說來，南非“窮白人”享有的福利水平還是比我們的城市窮人高。因為那時南非至少白人內部還是有民主制度，白人勞工有強大的自治工會，能夠有效地捍衛權益，他們手中的選票也對政府具有極大影響力。而中國就沒有這個條件，其城市工人地位雖比中國的“農民工”和南非民主化前的黑人勞工高些，卻不如那時的南非白人勞工。相應地，中國市民工人對“農民工”的排斥也不像南非“窮白人”排斥黑人那樣 強烈。農民工在城裡主要還是受到權勢者的歧視。

在市場經濟與全球化時代，“特權社會主義”也給“競爭”帶來“特色”。如前所述，南非布爾人搞工商業不如英語白人，但靠着國家權力的支撐，在金融與房地產領域暴富的很多。所以1970年代以後，南非逐漸形成了這樣的社會結構：英語白人構成主要的私營工商業者階層和外資管理層，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為公 務員與國家強力部門(軍警等)職員外，經濟上主要依託國家，一些人成了有國家背景的壟斷寡頭，更多的“窮白人”則在國有壟斷部門當高工資高福利的“特權工人”。而黑人青壯年多在城裡為私營部門打工，或者在國有企業中從事白人不願干的髒、累、險工種，他們的家屬則有相當一部分在“戶口所在地”即所謂“黑人家 園”成為留守一族。

而在改革後的中國也很類似：競爭性領域裡私營工商業者迅速成長，金融-房地產領域則崛起了大批有官府背景而“空手套白狼”的寡頭，壟斷性國企依靠 “國家汲取能力”和壟斷性暴利不僅管理層暴富，員工中也出現所謂電業公司“抄表工月薪萬元”式的貴族工人。(但非壟斷性中小國企紛紛解體、“改制”，工人 “下崗”後地位淪落的現象在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少見，倒是民主化以後，新政府對為布爾人提供大鍋飯的國企進行私有化，造成了類似的布爾人“下崗”現象)而兩 億“農民工”成為中國製造業的支柱與藍領階層的主體。他們的家屬則在“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與留守老人。

如前所述，“種族社會主義”狀態下不可能有什麼“新自由主義”，但更不可能是什麼“福利國家”。儘管南非與中國發達的國家財政給中國的市民和南非的白人(這兩者在兩國人口中的初期比重也相當近似，即都只占1/4左右的少數)提供了相當的社會保障。但是，其他絕大多數人口則不但被排斥在 “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在“既無自由也無福利”這兩個方面，我們的“進城農民”處境也與他們的“進城黑人”有非常大的可比性。不過，那時的南 非由於在白人中實行民主，白人內部的福利制度還是相當到位的。而中國由於在市民中也沒有民主，即使是市民中的福利制度也帶有更多的特權性，具有筆者所說的 “負福利”特徵。[41]此外，南非黑人民權運動看問題比較清楚，如前所述，他們既為黑人爭取自由，也為黑人爭取福利。可是中國的許多“改革反思者”就糊塗得多，他們“左派罵新自由主義，右派罵福利國家”，似乎還嫌老百姓的自由、福利都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