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引自兼雅的博客， 译自日文， 原作者东京大学教授山内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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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吉田松阴
“似曾相识”的历史
无论是谁可能都有“似曾相识”的经历。本来是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但却总是觉得好像曾经遇到过一样。历史也存在这种情况。虽然时间和地点不尽相同，但人们的行为却惊人的相似。
结果无论古今，当人们面对政治与战争的严峻形势时，所思所想往往没什么不同。故而我们在讨论今天的日本难题时反而回顾幕末的历史形势，并不是不合时宜。从“黑船来航”到日本开国、到尊王攘夷再到明治维新，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的历史事件，表现出日本人在面对世界形势挑战时的危机意识。
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危机，日本政治也陷入复杂迷乱的局面。在这一时刻，我们或许应该去学习号称“起死回生事业”的幕末历史与人物，从中学习指导日本未来的经验教训。学习历史并不仅仅是出于兴趣爱好。
出身长州的吉田松阴，他培养了大量活跃在幕末和明治时期的人才。在教育的过程中，他不从抽象世界观的角度泛泛而谈，而以具体的人和事作为考察对象。我也相信这样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大家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够更加深刻。比起哲学上的概念，把豪杰贤士的事迹作为实例进行学习应该更有意义。
在这一点上，松阴与他的恩师佐久间象山不同，佐久间象山主张学习《论语》，在研习的过程中去领悟“道”的境界。而松阴则认为，为了认清政治危机的原因和人类社会的结构，历史知识具有重大意义。即使他在故乡萩坐牢时，他也曾想其兄长表示，对历史的考察是最有意义的。
松阴在其代表作《讲孟余话》中曾提到自己经常读史，学习古人的具体事迹，激励自己的意志，他说“这也是‘（则）故而已矣’。”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吉田的所为全部都是向历史和伟人学习得来的。
吉田松荫29岁时被幕府处死，他始终执着于要偷渡到美国这一坚定纯粹的信念与行动，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个善于描绘梦想与憧憬，无视现实条件，只陶醉在自己理想梦境中的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孔子非常重视务实的思维方法，认为行动胜于空谈。松阴对于孔子的这类言论多次学习。他对孔子著《春秋》，孟子能在言谈中列举大量先贤能人的业绩。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与《历史绪论》的共同之处
松阴认为，历史学习对现实生活有两方面意义。其一 ，秉笔直书历史会让官僚产生畏惧之心，使他们不敢做非法之事。其二，如果能充分学习历史成败和政策的好坏，这对思索其他政策也非常有帮助。
松阴的想法与14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绪论》的作者伊本·赫勒敦有共通之处，伊本·赫勒敦认为以史实为榜样，这对宗教和世俗都是十分有益的。在幕末舞台上十分耀眼但又转瞬即逝的松阴，能和这位史学家关注同样的问题。我对他们的这个相似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借重历史来驱散幕末的黑暗，这一点在松阴的学说中举足轻重。今后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其他与松阴同时代的人物，分析他们给当代日本所留下的足迹与影子。
二 小松带刀
政治改革需要“胆大心细”
在风云巨变的大潮中，总有些人物让人觉得如果他再活的长一点就好了。战后保守阵营的核心人物——绪方竹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他当时能多活些时日，本应该继鸠山一郎之后出任首相。
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人，就是斯维尔德洛夫。他在前苏联十月革命中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当时掌管着党务。1919年他病逝后，党内大权落入斯大林手中。即使严酷的俄罗斯现代史不发生改变，倘若忠于列宁的斯维尔德洛夫能活得再长些，或许也不至于发生斯大林“肃反”这样的人间悲剧。
说到幕末到明治这段时期，萨摩藩小松带刀的死是非常令人瞩目的。
小松带刀被萨摩藩主岛津齐彬起用，后又仕于齐彬的庶弟久光。我没想到的是，去年NHK电视台的大河剧《笃姬》竟使他的功绩得以彰显。瑛太扮演的小松让人觉得这个人正直诚实、对变革充满热情和使命感，他的演技相当出色。或许电视剧对被人遗忘的政治家重掌大权有很大的意义。
不拘一格降人才
小松为岛津久光进入当时公幕中央政界发挥了巨大贡献。他的优秀之处在于虽然是可以出任家老的很高身份，但却能够将出身低微的大久保一藏（利通）吸收进久光的改革团队，对于久光十分讨厌但却有很高才能的西乡吉之助，他也居中协调，使西乡为萨摩藩尽忠效力。在他的努力下，萨摩藩成长为实现明治维新的巨大动力源。说到他的身份，小松带刀拥有日置郡2616石的世袭领地，在萨摩藩内的家格是仅次于“御一门”的“一所持”，地位很高。
但在等级森严的萨摩藩内，小松却是少有的开明派。按当时的情况来说，小松是贵族出身，又拥有丰富的履历。但他却能够任用优秀的下级武士及没有丰富经历的普 通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位举贤不拘一格的人物。而另一方面，岛津三郎（久光）虽然是齐彬的弟弟，但却不能继任藩主，在幕藩体制下不过是一名陪臣，但他能够活跃在萨摩藩内外，这与小松的深谋是分不开的。
与长州藩、水户藩不同，萨摩藩士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并没有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而是尽可能的整个藩团结在一起，进入到当时的中央领导层。而小松在这一点上，以其过人的才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吉田昭先生生前，我曾和他谈过他的小说《生麦事件》。（《波》新潮社、1998年9月号）当时我们得知对方都非常欣赏小松带刀时，不由得相视而笑。在残杀外国人的“生麦事件”中，小松带刀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手腕，一方面向江户的藩邸和萨摩本藩紧急派出使者，努力避免进一步发生毫无意义的冲突。另一方面与京都方面取得联系，站在大局的角度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藩干部和革命家的双重面孔
此外，小松带刀还通过萨长同盟统一了藩内意见，一致要求倒幕，并取得了厌恶西乡的岛津久光的支持。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却往往湮没在历史的角落中。因为他早在1870年（明治3年）就匆匆辞世，生前也是固让高官厚禄，丝毫不以功高自矜。
我曾经问吉田先生：“如果他当时还能再活下去，明治维新后久光与西乡、大久保等人的对立恐怕也不会是那个样子吧。”吉田先生立刻回答说：“说不定连西南战争也不会发生了。”
小松带刀是藩内的高级干部，同时又是一位革命家。他如果看到久光在维新后遭到冷遇的境况，肯定心情会非常复杂。小松带刀没有见到西乡、大久保先后死于非命、也没有见到岛津久光郁郁不得志。从这个角度看，早早离世对他来说恐怕是一种幸运吧。
小松的事迹提醒了我们，当代政治改革，同样少不了“胆大心细”。作为广纳各方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必须拥有博大的襟怀，必须在其人格中融入那种对变革的无比热情。
三 长井雅乐
洞悉未来的现实主义者
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总会出现一些能够超越时代形势与常人思维的思想。不过提出这些思想的人们往往不容于社会，受到种种排挤。就幕末来说也是这样，“尊王 攘夷”之说盛行，日本人完全被狂热的排外主义冲昏了头脑，几乎走向了毁灭的边缘。而这时的长州藩出现了一位逆时代潮流，主张开国通商的人物。
这位就是长井雅乐，他的家门与毛利家同源，是当时的名流，他在藩内担任直目付，1861年（文久元年）他向朝廷建言，提出“航海远略”，主张实行公武一体、积极开国、全面开展与各国的通商贸易，实现国家富强。
不过这些意见必然与桂小五郎、久坂玄瑞等尊攘派的意见相左。在那个日本全国弥漫着恐怖气氛的时期，说真话，表达正确的看法是很难的。这时朝廷方面，孝明天皇已然决心下嫁皇女和宫，他也非常欣赏长井的“航海远略”。幕府方面，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樱田门之变”中被刺杀，老中安藤信正改变策略，幕府的威势收敛了不少。因此，孝明天皇得以倚重长井的策略。总之就当是的情况来看，推动对立的公武双方走向和解的策略是具有说服力和经得起推敲的。
古今一理的“常识”
长井从无数的历史事件中认识到，古往今来的名将，往往谋定而后动，在握有十足的把握后一战成功。而仅凭一时兴起，草草起兵终致身败名裂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这时尊攘派的意见无疑就是让日本成为这样的莽夫。因此，尊攘派以“与国体不合”为由，拒绝与外国缔约，根本是毫无道理。所谓的那些理由不过是他们自说自话的呓语。就在今天来看，他们的理由也是毫无道理。反观长井，他敏锐的意识到，外国舰船于数十年间，在万里海洋上自由航行，也非常了解日本的航路。一旦发生 战争，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出没日本的要地，侵略日本国土。
因此长井相信，必须消除公武间的隔阂，让朝廷进行决策，幕府负责执行，由朝廷命令将军开展航海活动，消除外国威胁。通过这种分权的方式才能使全国团结到一起。可以说，如果那时能结束锁国、整顿海军、激励士气，日本必可以扬威于世界，“航海远略”也必然会发挥出无比巨大的作用。
明治时期的民间史学家竹越与三郎在其主要著作《新日本史》中，盛赞长井具“雄才大略之资”，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长井的真知灼见最终还是遭到排斥，可见当时尊攘派的那些过激言论形成了一种风潮席卷各地，令人生畏。
反思今天，谁要是反对小选区制谁就是反对政治改革，谁要是反对邮政民营化谁就会被贴上顽抗保守势力的标签。国民完全是在根据情绪来决断政治。这与曾经的尊 攘派风潮同样令人生畏。再如1960年通过的新日美安保条约，正是借由这次修订，日美建立起真正的同盟关系，这件事可算得上是百年大计。估计现在的政治家很少会对此提出异议。
超前思想的夭折
但回首20世纪60年代，反美爱国的浪潮滚滚而来，与幕末尊攘派掀起的飓风同出一辙。其中不幸的是，虽然当时的首相岸信介面对日本未来的发展独具慧眼，但其战犯的身份使人们不得不对他政策的真正意图产生怀疑。
长井的开国论与吉田松阴的“大攘夷”相通，二者学说的积极作用都是巨大的。但松下村塾出身的久坂等人却误认为：“正是长井造成松阴的死。”因此他们深恨长 井。另一方面萨摩藩也对长州藩在朝廷炙手可热的权势非常嫉妒，处处从中作梗，妨碍长井的事业，使长井的超前思想最终夭折，长井以剖腹的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一 生。
长井自刃前作辞世句：“为君而死在所不惜，所牵挂者唯有国家之前途”。我们应该从长井的身上看到，把握时代的大势，不去盲目逢迎身边的人和事，直面贯穿自身信念的未来。这种政治上的现实主义非常重要。
四 重野安绎
与英国堂堂正正的外交谈判
历史女神克里奥有时会和人们开个玩笑。她让很普通的人登上时代的前台，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之后却让这个人淡出人们的视线，并再也不让他回到那华丽的前台上。
譬如在关原之战前夜，福岛正则在尾张拥兵不前，德川家康为了让他出战，派不善言辞的村越茂助前往福岛处督战，茂助受命前往，开门见山的说：“家康在确认诸将的战意后将行出阵。”如果家康那时没有派出茂助，恐怕关原之战又是一番景象。而正是憨直的茂助的这番话，拉开了关原之战的大幕。他的使命也就在这里结束。之后的他也就淡出了耀眼的台前。
连续的出人意料
重野厚之丞安绎也曾这样仅仅一次登上时代舞台的中心，在幕末时期，他经历过一场无比严峻的外交考验。其时，发生了英国人冲撞岛津久光队伍而被杀死的生麦事 件，之后又发生了萨英战争。为了处理这一系列棘手的国际事件，36岁的安绎前往当时已经纵横全球英国，与英国人展开了一场作用日本前途命运的外交谈判。其 在外交方面的活跃表现绝不输给今天的职业外交官。
1863年（文久3年），萨英双方开始交涉，在谈判的过程中，重野等人并没有一位的委曲求和，而是在谈判伊始就指责英方应该负有全部责任。重野等的策略频频令英方感到出人意料。甚至让人觉得萨摩藩和大英帝国的谈判是萨摩一方掌握着主动权。
重野并没有从法理的角度正面进行辩驳，而是对英方代表尼尔强调，萨英战争的原因是英国舰队要抓捕萨摩的商船，而生麦事件则是不法的英国人冲撞了大名队伍随行人员的前列，日方仅仅是临机进行了应急处置。
重野16岁时就在藩校造士馆中崭露头角，22岁时前往江户昌平黉求学，也受到广泛认可。而他在面对大英帝国时，丝毫没有畏惧，那凛然不屈的态度十分了不起。
但英国方面则从国际法和日英条约的角度发难，谈判的前景对萨摩藩非常不利，重野方面则开始拖延谈判，同时又向伦敦派出使节，与英女王直接谈判，就这样虚晃一枪，避开了英国谈判方的反击。重野等人还抑制了藩内主战派的情绪，坚持在遏制藩内愤怒情绪的同时又毫不屈服。英方代表尼尔也被重野等人搞得入坠九里迷 雾。
能够成为政治家的学者
后来，重野等一改此前的立场，转向谋求两国妥协，他表示为了“两国和好”，“向英王致以歉意。”并希望从英国手中购入军舰。本是刚刚才打过仗的敌对双方，而此时萨摩藩却向英方提出购买军舰和聘请教官的申请，想必尼尔一定是倍感吃惊。
但正是萨摩藩要求购买军舰的举动使英方感到了他们的诚意，也使他们感到一种苏伊士运河以东亚洲执政者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萨摩藩毅然决然的态度使尼尔迅速改变了态度，萨英双方转向和解，甚至说双方关系转向亲近。
这在日本外交史上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更有趣的是，重野在此之后，并没有以促成萨英和解的功劳向外交官、政治家的方向发展，而是任教于藩校造士馆，明治维新后担任了东京大学的教授，走上了普通历史学家的道路。
凭借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个人进取走上政治家、学者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幕末的日本人与现在的日本人不同，他们往往都是在各个普通领域中留下了业绩。
现在，那些不用为选举地盘和资金发愁的世袭政治家中，有像重野这样的人吗？比起整日在电视上口若悬河，不如平时韬光养晦，待在关键时刻再挺身出。通过静静的思索，不是更能深切的体会到人们的悲痛与苦难吗？
五 福原越后
政治家与无情的法则
政治是要为结果承担责任的行为，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在政变与革命涌动的大变革时期，道理和理性往往是行不通的。经常会原以为是件好事，却因为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最终变成坏事。
悲剧往往是这样：下臣根据主君的命令采取了行动，但由于形势以及主君心思突变，下臣立刻成了“罪魁祸首”，不得不没头脑的去承担政治责任。如元治元年（1864年），长州藩因在“禁门之变”中落败，藩内的3名家老不得不以死谢罪。像他们这样死得不清不楚的政治家，在历史上也算是少数吧。
为保全长州藩而死
福原越后是长州藩的永代家老，他与另外两个家老一道，奉藩主毛利敬亲之命，为实现“尊王攘夷”的大方针而率兵进京。但政治是残酷的，很快长州藩就面临幕府讨伐的危险，为了保全整个藩，福原等3人不得不按藩主之命剖腹自尽。而且他们还因向御所方面开炮而背上“不忠不义”的罪名，作为武士是有苦难言。关于这一段，中村彰彦先生的知名短篇小说《别了，“就这么办”的主公》中，有非常传神的描写。（此文收录在《东之名臣》中）
长州藩的这3个家老，分别从山崎、嵯峨野、伏见进兵，福原是伏见一路。他希望借此次进兵一扫文久3年（1863年）8月18日政变中，长州藩被解除御所警卫任务的耻辱。也希望为“池田屋事件”中被杀的藩士报仇雪恨。
但长州藩的大军最终战败，敌军在其阵地上找到了盖有藩主黑印的军令，这自然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孝明天皇对长州藩向御所开炮大为光火，下令讨伐防长二州（现在的山口县），这对一直以勤王自居的长州藩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藩内意见立刻转向求和，为表示谢罪，长州藩最终决定让3个家老剖腹自尽，并将他们的首级送往幕府方面。
向京都进军是受命于藩主，而且也是藩内的普遍意见。更何况福原在伏见负伤失去意识，与他的部队一起脱离了战场，应该没有对御所做出任何不敬的行为。
此外，福原越后原本是长州支藩德山藩藩主的第六子，但却过继给1万6千石的家老家当养子。而他的胞弟定广却成为了本藩的世子。如果生逢其时，福原本该是长州藩主或是德山藩主。他以自己的门第而自豪，但最终却成为戴罪之身，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耻辱。福原就如同围棋中的“劫”一样，成为了政治交易的牺牲品。他对此应该也是极为不满吧。
出身名门的自负与自尊
但当时藩内持庸俗看法的人们认为，长州藩应该主动求和，为避免幕府讨伐，拯救毛利家，要有让藩主、世子为之牺牲的觉悟。即使是好政策，如果以失败告终，那 么也必须有人出来承担政治责任。这就是政治家所面临的现实和无情法则。而当代的日本政治家们完全不懂这一残酷的现实。作为“名人”、“领袖”的政治家，是一种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有献出政治生命觉悟的职业。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曾一语中的：今天的政治家与过去相比，只是在不用献出实际生命这一点上好了些。
福原的伟大之处在于，虽然心里无法接受，在剖腹前无语凝噎，但他还是从容的走上了黄泉之路。保持了其高贵出身所带来的自负与自尊。
今天那些2世、3世的世袭议员，可以说是“当代的名门”。希望他们在自己或是秘书惹出丑闻，影响政治发展时，能够拿出福原那样的精神，即使不情愿也要承担责任，献出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也就是立志成为领袖的代价，如果没有这个觉悟，那就本不该走上政治家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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