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引自兼雅的博客， 譯自日文， 原作者東京大學教授山內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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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吉田松陰
“似曾相識”的歷史
無論是誰可能都有“似曾相識”的經歷。本來是從未經歷過的事情，但卻總是覺得好像曾經遇到過一樣。歷史也存在這種情況。雖然時間和地點不盡相同，但人們的行為卻驚人的相似。
結果無論古今，當人們面對政治與戰爭的嚴峻形勢時，所思所想往往沒什麼不同。故而我們在討論今天的日本難題時反而回顧幕末的歷史形勢，並不是不合時宜。從“黑船來航”到日本開國、到尊王攘夷再到明治維新，這一系列令人目眩的歷史事件，表現出日本人在面對世界形勢挑戰時的危機意識。
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金融危機，日本政治也陷入複雜迷亂的局面。在這一時刻，我們或許應該去學習號稱“起死回生事業”的幕末歷史與人物，從中學習指導日本未來的經驗教訓。學習歷史並不僅僅是出於興趣愛好。
出身長州的吉田松陰，他培養了大量活躍在幕末和明治時期的人才。在教育的過程中，他不從抽象世界觀的角度泛泛而談，而以具體的人和事作為考察對象。我也相信這樣才能產生更好的效果，大家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才能夠更加深刻。比起哲學上的概念，把豪傑賢士的事跡作為實例進行學習應該更有意義。
在這一點上，松陰與他的恩師佐久間象山不同，佐久間象山主張學習《論語》，在研習的過程中去領悟“道”的境界。而松陰則認為，為了認清政治危機的原因和人類社會的結構，歷史知識具有重大意義。即使他在故鄉萩坐牢時，他也曾想其兄長表示，對歷史的考察是最有意義的。
松陰在其代表作《講孟余話》中曾提到自己經常讀史，學習古人的具體事跡，激勵自己的意志，他說“這也是‘（則）故而已矣’。”這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說吉田的所為全部都是向歷史和偉人學習得來的。
吉田松蔭29歲時被幕府處死，他始終執着於要偷渡到美國這一堅定純粹的信念與行動，很容易讓人誤以為他是一個善於描繪夢想與憧憬，無視現實條件，只陶醉在自己理想夢境中的人。
但事實並非如此，孔子非常重視務實的思維方法，認為行動勝於空談。松陰對於孔子的這類言論多次學習。他對孔子著《春秋》，孟子能在言談中列舉大量先賢能人的業績。夠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與《歷史緒論》的共同之處
松陰認為，歷史學習對現實生活有兩方面意義。其一 ，秉筆直書歷史會讓官僚產生畏懼之心，使他們不敢做非法之事。其二，如果能充分學習歷史成敗和政策的好壞，這對思索其他政策也非常有幫助。
松陰的想法與14世紀著名歷史學家、《歷史緒論》的作者伊本·赫勒敦有共通之處，伊本·赫勒敦認為以史實為榜樣，這對宗教和世俗都是十分有益的。在幕末舞台上十分耀眼但又轉瞬即逝的松陰，能和這位史學家關注同樣的問題。我對他們的這個相似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借重歷史來驅散幕末的黑暗，這一點在松陰的學說中舉足輕重。今後我們將把目光轉向其他與松陰同時代的人物，分析他們給當代日本所留下的足跡與影子。
二 小松帶刀
政治改革需要“膽大心細”
在風雲巨變的大潮中，總有些人物讓人覺得如果他再活的長一點就好了。戰後保守陣營的核心人物——緒方竹虎大概就是這麼一個人。如果他當時能多活些時日，本應該繼鳩山一郎之後出任首相。
這時我突然想起一人，就是斯維爾德洛夫。他在前蘇聯十月革命中是列寧的親密戰友，當時掌管着黨務。1919年他病逝後，黨內大權落入斯大林手中。即使嚴酷的俄羅斯現代史不發生改變，倘若忠於列寧的斯維爾德洛夫能活得再長些，或許也不至於發生斯大林“肅反”這樣的人間悲劇。
說到幕末到明治這段時期，薩摩藩小松帶刀的死是非常令人矚目的。
小松帶刀被薩摩藩主島津齊彬起用，後又仕於齊彬的庶弟久光。我沒想到的是，去年NHK電視台的大河劇《篤姬》竟使他的功績得以彰顯。瑛太扮演的小松讓人覺得這個人正直誠實、對變革充滿熱情和使命感，他的演技相當出色。或許電視劇對被人遺忘的政治家重掌大權有很大的意義。
不拘一格降人才
小松為島津久光進入當時公幕中央政界發揮了巨大貢獻。他的優秀之處在於雖然是可以出任家老的很高身份，但卻能夠將出身低微的大久保一藏（利通）吸收進久光的改革團隊，對於久光十分討厭但卻有很高才能的西鄉吉之助，他也居中協調，使西鄉為薩摩藩盡忠效力。在他的努力下，薩摩藩成長為實現明治維新的巨大動力源。說到他的身份，小松帶刀擁有日置郡2616石的世襲領地，在薩摩藩內的家格是僅次於“御一門”的“一所持”，地位很高。
但在等級森嚴的薩摩藩內，小松卻是少有的開明派。按當時的情況來說，小松是貴族出身，又擁有豐富的履歷。但他卻能夠任用優秀的下級武士及沒有豐富經歷的普 通人。也就是說他是一位舉賢不拘一格的人物。而另一方面，島津三郎（久光）雖然是齊彬的弟弟，但卻不能繼任藩主，在幕藩體制下不過是一名陪臣，但他能夠活躍在薩摩藩內外，這與小松的深謀是分不開的。
與長州藩、水戶藩不同，薩摩藩士高舉尊王攘夷的旗幟，並沒有陷入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而是儘可能的整個藩團結在一起，進入到當時的中央領導層。而小松在這一點上，以其過人的才智，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吉田昭先生生前，我曾和他談過他的小說《生麥事件》。（《波》新潮社、1998年9月號）當時我們得知對方都非常欣賞小松帶刀時，不由得相視而笑。在殘殺外國人的“生麥事件”中，小松帶刀表現出很高的政治手腕，一方面向江戶的藩邸和薩摩本藩緊急派出使者，努力避免進一步發生毫無意義的衝突。另一方面與京都方面取得聯繫，站在大局的角度做出了正確的判斷。
藩幹部和革命家的雙重面孔
此外，小松帶刀還通過薩長同盟統一了藩內意見，一致要求倒幕，並取得了厭惡西鄉的島津久光的支持。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人物，卻往往湮沒在歷史的角落中。因為他早在1870年（明治3年）就匆匆辭世，生前也是固讓高官厚祿，絲毫不以功高自矜。
我曾經問吉田先生：“如果他當時還能再活下去，明治維新後久光與西鄉、大久保等人的對立恐怕也不會是那個樣子吧。”吉田先生立刻回答說：“說不定連西南戰爭也不會發生了。”
小松帶刀是藩內的高級幹部，同時又是一位革命家。他如果看到久光在維新後遭到冷遇的境況，肯定心情會非常複雜。小松帶刀沒有見到西鄉、大久保先後死於非命、也沒有見到島津久光鬱郁不得志。從這個角度看，早早離世對他來說恐怕是一種幸運吧。
小松的事跡提醒了我們，當代政治改革，同樣少不了“膽大心細”。作為廣納各方真知灼見的政治家必須擁有博大的襟懷，必須在其人格中融入那種對變革的無比熱情。
三 長井雅樂
洞悉未來的現實主義者
無論在什麼歷史時期，總會出現一些能夠超越時代形勢與常人思維的思想。不過提出這些思想的人們往往不容於社會，受到種種排擠。就幕末來說也是這樣，“尊王 攘夷”之說盛行，日本人完全被狂熱的排外主義沖昏了頭腦，幾乎走向了毀滅的邊緣。而這時的長州藩出現了一位逆時代潮流，主張開國通商的人物。
這位就是長井雅樂，他的家門與毛利家同源，是當時的名流，他在藩內擔任直目付，1861年（文久元年）他向朝廷建言，提出“航海遠略”，主張實行公武一體、積極開國、全面開展與各國的通商貿易，實現國家富強。
不過這些意見必然與桂小五郎、久坂玄瑞等尊攘派的意見相左。在那個日本全國瀰漫着恐怖氣氛的時期，說真話，表達正確的看法是很難的。這時朝廷方面，孝明天皇已然決心下嫁皇女和宮，他也非常欣賞長井的“航海遠略”。幕府方面，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櫻田門之變”中被刺殺，老中安藤信正改變策略，幕府的威勢收斂了不少。因此，孝明天皇得以倚重長井的策略。總之就當是的情況來看，推動對立的公武雙方走向和解的策略是具有說服力和經得起推敲的。
古今一理的“常識”
長井從無數的歷史事件中認識到，古往今來的名將，往往謀定而後動，在握有十足的把握後一戰成功。而僅憑一時興起，草草起兵終致身敗名裂的例子也不在少數。 這時尊攘派的意見無疑就是讓日本成為這樣的莽夫。因此，尊攘派以“與國體不合”為由，拒絕與外國締約，根本是毫無道理。所謂的那些理由不過是他們自說自話的囈語。就在今天來看，他們的理由也是毫無道理。反觀長井，他敏銳的意識到，外國艦船於數十年間，在萬裏海洋上自由航行，也非常了解日本的航路。一旦發生 戰爭，他們可以輕而易舉的出沒日本的要地，侵略日本國土。
因此長井相信，必須消除公武間的隔閡，讓朝廷進行決策，幕府負責執行，由朝廷命令將軍開展航海活動，消除外國威脅。通過這種分權的方式才能使全國團結到一起。可以說，如果那時能結束鎖國、整頓海軍、激勵士氣，日本必可以揚威於世界，“航海遠略”也必然會發揮出無比巨大的作用。
明治時期的民間史學家竹越與三郎在其主要著作《新日本史》中，盛讚長井具“雄才大略之資”，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但長井的真知灼見最終還是遭到排斥，可見當時尊攘派的那些過激言論形成了一種風潮席捲各地，令人生畏。
反思今天，誰要是反對小選區制誰就是反對政治改革，誰要是反對郵政民營化誰就會被貼上頑抗保守勢力的標籤。國民完全是在根據情緒來決斷政治。這與曾經的尊 攘派風潮同樣令人生畏。再如1960年通過的新日美安保條約，正是藉由這次修訂，日美建立起真正的同盟關係，這件事可算得上是百年大計。估計現在的政治家很少會對此提出異議。
超前思想的夭折
但回首20世紀60年代，反美愛國的浪潮滾滾而來，與幕末尊攘派掀起的颶風同出一轍。其中不幸的是，雖然當時的首相岸信介面對日本未來的發展獨具慧眼，但其戰犯的身份使人們不得不對他政策的真正意圖產生懷疑。
長井的開國論與吉田松陰的“大攘夷”相通，二者學說的積極作用都是巨大的。但松下村塾出身的久坂等人卻誤認為：“正是長井造成松陰的死。”因此他們深恨長 井。另一方面薩摩藩也對長州藩在朝廷炙手可熱的權勢非常嫉妒，處處從中作梗，妨礙長井的事業，使長井的超前思想最終夭折，長井以剖腹的悲劇結束了自己的一 生。
長井自刃前作辭世句：“為君而死在所不惜，所牽掛者唯有國家之前途”。我們應該從長井的身上看到，把握時代的大勢，不去盲目逢迎身邊的人和事，直面貫穿自身信念的未來。這種政治上的現實主義非常重要。
四 重野安繹
與英國堂堂正正的外交談判
歷史女神克里奧有時會和人們開個玩笑。她讓很普通的人登上時代的前台，在重大的歷史事件中發揮關鍵作用。之後卻讓這個人淡出人們的視線，並再也不讓他回到那華麗的前台上。
譬如在關原之戰前夜，福島正則在尾張擁兵不前，德川家康為了讓他出戰，派不善言辭的村越茂助前往福島處督戰，茂助受命前往，開門見山的說：“家康在確認諸將的戰意後將行出陣。”如果家康那時沒有派出茂助，恐怕關原之戰又是一番景象。而正是憨直的茂助的這番話，拉開了關原之戰的大幕。他的使命也就在這裡結束。之後的他也就淡出了耀眼的台前。
連續的出人意料
重野厚之丞安繹也曾這樣僅僅一次登上時代舞台的中心，在幕末時期，他經歷過一場無比嚴峻的外交考驗。其時，發生了英國人衝撞島津久光隊伍而被殺死的生麥事 件，之後又發生了薩英戰爭。為了處理這一系列棘手的國際事件，36歲的安繹前往當時已經縱橫全球英國，與英國人展開了一場作用日本前途命運的外交談判。其 在外交方面的活躍表現絕不輸給今天的職業外交官。
1863年（文久3年），薩英雙方開始交涉，在談判的過程中，重野等人並沒有一位的委曲求和，而是在談判伊始就指責英方應該負有全部責任。重野等的策略頻頻令英方感到出人意料。甚至讓人覺得薩摩藩和大英帝國的談判是薩摩一方掌握着主動權。
重野並沒有從法理的角度正面進行辯駁，而是對英方代表尼爾強調，薩英戰爭的原因是英國艦隊要抓捕薩摩的商船，而生麥事件則是不法的英國人衝撞了大名隊伍隨行人員的前列，日方僅僅是臨機進行了應急處置。
重野16歲時就在藩校造士館中嶄露頭角，22歲時前往江戶昌平黌求學，也受到廣泛認可。而他在面對大英帝國時，絲毫沒有畏懼，那凜然不屈的態度十分了不起。
但英國方面則從國際法和日英條約的角度發難，談判的前景對薩摩藩非常不利，重野方面則開始拖延談判，同時又向倫敦派出使節，與英女王直接談判，就這樣虛晃一槍，避開了英國談判方的反擊。重野等人還抑制了藩內主戰派的情緒，堅持在遏制藩內憤怒情緒的同時又毫不屈服。英方代表尼爾也被重野等人搞得入墜九里迷 霧。
能夠成為政治家的學者
後來，重野等一改此前的立場，轉向謀求兩國妥協，他表示為了“兩國和好”，“向英王致以歉意。”並希望從英國手中購入軍艦。本是剛剛才打過仗的敵對雙方，而此時薩摩藩卻向英方提出購買軍艦和聘請教官的申請，想必尼爾一定是倍感吃驚。
但正是薩摩藩要求購買軍艦的舉動使英方感到了他們的誠意，也使他們感到一種蘇伊士運河以東亞洲執政者前所未有的新鮮感。薩摩藩毅然決然的態度使尼爾迅速改變了態度，薩英雙方轉向和解，甚至說雙方關係轉向親近。
這在日本外交史上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更有趣的是，重野在此之後，並沒有以促成薩英和解的功勞向外交官、政治家的方向發展，而是任教於藩校造士館，明治維新後擔任了東京大學的教授，走上了普通歷史學家的道路。
憑藉着對國家的責任感和個人進取走上政治家、學者的道路，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幕末的日本人與現在的日本人不同，他們往往都是在各個普通領域中留下了業績。
現在，那些不用為選舉地盤和資金髮愁的世襲政治家中，有像重野這樣的人嗎？比起整日在電視上口若懸河，不如平時韜光養晦，待在關鍵時刻再挺身出。通過靜靜的思索，不是更能深切的體會到人們的悲痛與苦難嗎？
五 福原越後
政治家與無情的法則
政治是要為結果承擔責任的行為，這是古今不變的真理。在政變與革命涌動的大變革時期，道理和理性往往是行不通的。經常會原以為是件好事，卻因為一些偶然的歷史事件而最終變成壞事。
悲劇往往是這樣：下臣根據主君的命令採取了行動，但由於形勢以及主君心思突變，下臣立刻成了“罪魁禍首”，不得不沒頭腦的去承擔政治責任。如元治元年（1864年），長州藩因在“禁門之變”中落敗，藩內的3名家老不得不以死謝罪。像他們這樣死得不清不楚的政治家，在歷史上也算是少數吧。
為保全長州藩而死
福原越後是長州藩的永代家老，他與另外兩個家老一道，奉藩主毛利敬親之命，為實現“尊王攘夷”的大方針而率兵進京。但政治是殘酷的，很快長州藩就面臨幕府討伐的危險，為了保全整個藩，福原等3人不得不按藩主之命剖腹自盡。而且他們還因向御所方面開炮而背上“不忠不義”的罪名，作為武士是有苦難言。關於這一段，中村彰彥先生的知名短篇小說《別了，“就這麼辦”的主公》中，有非常傳神的描寫。（此文收錄在《東之名臣》中）
長州藩的這3個家老，分別從山崎、嵯峨野、伏見進兵，福原是伏見一路。他希望藉此次進兵一掃文久3年（1863年）8月18日政變中，長州藩被解除御所警衛任務的恥辱。也希望為“池田屋事件”中被殺的藩士報仇雪恨。
但長州藩的大軍最終戰敗，敵軍在其陣地上找到了蓋有藩主黑印的軍令，這自然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孝明天皇對長州藩向御所開炮大為光火，下令討伐防長二州（現在的山口縣），這對一直以勤王自居的長州藩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藩內意見立刻轉向求和，為表示謝罪，長州藩最終決定讓3個家老剖腹自盡，並將他們的首級送往幕府方面。
向京都進軍是受命於藩主，而且也是藩內的普遍意見。更何況福原在伏見負傷失去意識，與他的部隊一起脫離了戰場，應該沒有對御所做出任何不敬的行為。
此外，福原越後原本是長州支藩德山藩藩主的第六子，但卻過繼給1萬6千石的家老家當養子。而他的胞弟定廣卻成為了本藩的世子。如果生逢其時，福原本該是長州藩主或是德山藩主。他以自己的門第而自豪，但最終卻成為戴罪之身，這對他來說是極大的恥辱。福原就如同圍棋中的“劫”一樣，成為了政治交易的犧牲品。他對此應該也是極為不滿吧。
出身名門的自負與自尊
但當時藩內持庸俗看法的人們認為，長州藩應該主動求和，為避免幕府討伐，拯救毛利家，要有讓藩主、世子為之犧牲的覺悟。即使是好政策，如果以失敗告終，那 麼也必須有人出來承擔政治責任。這就是政治家所面臨的現實和無情法則。而當代的日本政治家們完全不懂這一殘酷的現實。作為“名人”、“領袖”的政治家，是一種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必須有獻出政治生命覺悟的職業。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曾一語中的：今天的政治家與過去相比，只是在不用獻出實際生命這一點上好了些。
福原的偉大之處在於，雖然心裡無法接受，在剖腹前無語凝噎，但他還是從容的走上了黃泉之路。保持了其高貴出身所帶來的自負與自尊。
今天那些2世、3世的世襲議員，可以說是“當代的名門”。希望他們在自己或是秘書惹出醜聞，影響政治發展時，能夠拿出福原那樣的精神，即使不情願也要承擔責任，獻出自己的“政治生命”。這也就是立志成為領袖的代價，如果沒有這個覺悟，那就本不該走上政治家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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