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地方乡绅自治是非常重要一环。一方面，两千年中央帝制，另一方面则是地方乡绅自治。两者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中华文明两千年文明的奇迹，成功做到文化传承不倒。我的看法是，无论褒贬，中华文明的统治价格特征以帝制、科举和乡绅为三大要点。帝制确定政体，科举确定非封建的管理资源，乡绅则是用道德习俗管理社会最基本单元“。

这是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值得探讨。 我原来也比较相信这套理论，但根据近年大量实际新发现，我对次有所怀疑。 何谓新发现呢？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对科举制度进士时空分布的研究，社会学家对中国宗法家族的研究。现在这些研究比较具体，提供了大量新数据。当然中国国情之大，各地差别也极大。苏杭的情况和关中大不一样，和云贵也大不一样。 乡绅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个是力量足够强，无论进士举人，品级影响要和现任官足以抗衡。是否有地方满足这种条件呢？ 当然有。 有些家族世代有进士，所以能在政治上保持一定影响。有多少进士满足这种条件呢？ 在进士中大体占一半。因此苏杭等的确有几百年不衰败的书香门第，但并不见得普遍。

清朝112科114榜进士，共录取汉人进士26848人，手头没有举人数量，应在8，9万之间。比如康熙61年21榜，录取4088人，乾隆60年27榜，录取5385人。但这几乎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限，乾隆中后期，进士有迟至十年才授官者。因为篇幅这里不讨论纳捐和举人的仕途。

清朝录取进士按地域分，为江苏（2920），浙江（2808）直隶（2701），山东（2260），安徽（1189），江西（1895），福建（1399），河南（1693），陕甘（1385），山西（1431），湖北（1221），湖南（721），四川（763），广东（1012），广西（570），云南（693），贵州（599），辽东（183）。

但上述图景并不能掩盖另一事实，如果具体到州，分布就更不均匀。比如杭州府有892进士，苏州府有697进士，但有24名状元。 苏州乡绅自然有极大发言权，但别的地方呢？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自南宋到清末，江浙一直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看来，大批官僚，大批退休官僚演化的乡绅并没有阻挡当地的经济演化，这又为什么呢？

上面的讨论只不过指明一个简单事实，中国郡县制度下需要的正印官数量极少，中央到地方，不过数千人而已。科举制度碰到的最大问题，其实是为文人指出了一条出路，但这条出路容量有限。而退休的能有一定影响的乡绅，可能会影响到一定地区正因官的执政，但也许只是比较特别的情况。

下面要讨论的是地方官僚如何管理地方？靠乡绅和地方长老？ 如果进一步研究一个朝代演化历史，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 朝代初期基本靠少数官僚（未见得是科举出身）和武力。清朝科举官僚逐渐走上政治舞台是康熙朝的事情，明朝科举官僚逐渐走上政治舞台是明仁宗之后的事情，之前，明清大征讨不断，自然另外有一套搜刮民财的办法。 既然儒家官僚之前掌握权力有限，那么所谓乡绅等也不太可能起作用。

但官府还是要征发的，征发的主力就是征发的民工。明朝初期，被挑选负责收集税粮的富户苦不可言，常常倾家荡产。被征发者后来身份转变，从中渔利，那有是一段历史了。

明朝地方政府的开支极薄，大部分物品都是实物征发，所需人员，也几乎是无薪上岗，收入全靠”外快“。 所以顾炎武郡县论特别有章谈蠹吏。郡县论8”善乎叶正则之言：“近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州县志敞，吏胥窟穴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大害而不能去"。这些人有多少呢，顾炎武说法，百万有余。

翟同祖谈清朝地方政府谈得更细，谈到在政府职能起重要作用的师爷，文员，衙役，仆人等等。引用古人笔记谈如何防范小人。清末，一个县可能有文员一两千，衙役一两千，几乎没有正式收入，文化水平极低，都指望出差赚钱谋生。

无疑，上述图景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诗情画意。

道德教化是中国儒家学说中的老题目。但我觉得，自从商鞅改革，个人被从氏族宗族被剥离出来变成国家直接监管的黔首，道德教化基本就成了一纸空文。

所谓道德，必须有奖有罚，被教化者必须生活在一个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内。道德可以说是共同体共同利益的化身。在一个小共同体，个人难于欺诈，所以奖惩才有意义。儒家可能谈教化，因为儒家基本还是主张人性善的。法家不可能谈道德教化，因为法家主张人性恶，只能靠严刑酷法来维持秩序，刺激个人的生存愿望。

商鞅变法的后果汉人已经谈得很清楚，而且似乎大有不可逆转之势。秦末大乱，实际也是几种道德互相交锋的战场，而无赖胜利了。汉高祖又食言以肥，杀掉当时许以重诺的功臣，建立了一个纯粹的刘家王朝。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乡村的自治和教化就颇有问题了。自治有代价，教化也有代价，那么什么样的人承担这种管理责任，皇权又如何看待乡村“豪杰”呢？ 有汉一代，中央政府对游侠豪杰镇压不予余力。为什么，也不外这些人有一套自己的“理想”和“规则”，不守“王法”而已。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无从裁决谁是谁非，但是地方一级的镇压和反抗大概始终不断。根据研究汉代历史的陈启云的研究，黄巾起义也并非全然是下层百姓的造反。当然，中国历史整个演变的倾向是，地方变得越来越弱，中央变得越来越强势。

中国历史上各种造反之所以极其暴烈，一大原因可能是地方有太多有潜在”暴民“素质的”勇敢分子。 看南斯拉夫解体中的种族清洗，令人惊讶的就是邻居突然会露出青面獠牙，大规模屠杀，强奸，酷刑。非洲卢旺达种族清洗也有这种特征，我还在思考，又是为了什么？

一点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