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博发文提到“郭寿桃的“哲学”。郭的手稿已经无影踪，无法具体评审。但我倾向他的”哲学“精神可嘉，但深度有限。这并不是有意贬低郭老先生的努力，而是从郭先生生活环境出发得到的一个结论。郭先生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这是他最不利的地方。他的批判，我称之为框架内的批判。生活在框架内的人，可以倒着看体制内的理论，做出应有的批判，但他们缺少的是外界的思想。尽管言辞激烈，但新意甚少。

最近看到著名人类学家艾伦 麦克法兰为中国读者写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我托朋友购买，但不知何时能看到。 他的观点是现代化国家的诞生具有某种偶然性，他延续早年”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这部革命性著作的观点，将现代世界的源头上溯到12-18世纪工业化的应该与勤业化的欧亚大陆之间的分道扬镳。

我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原因是我也倾向资本主义的出现带有偶然性，而且和英国前工业时代的”农业革命“有关。在前工业化的世界，可能唯有英国农业的生产率高到能以少于一半的农业就业人员支持这个国家的发展，从而演化出真正的工业革命。是否十九世纪美国也能提供如此之高的农业生产率，有类似的社会人文以及个人主义传统，这还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

总之，英国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别的欧洲国家未必能，至少法国希望不大。现在世界现代化基本受惠于英国的“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

当然，如果我看了这本书，也许会有别的观感，不提。但对于我们受马克思影响甚深的一代，这是颠覆性的观点，而且是有翔实史料支持的颠覆性观点。 

中国思想演化的一大障碍就是思想高度同化，无论称颂者或批判者，其实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框架，每日受到同种传播媒体的轰击。上述郭先生的“悲剧”在于，即使他想批判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他能得到的异质文化资源太少，他大概根本就不知道除了中共文化或中华文化，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文明文化，社会有很多其他演化道路。别国思想家有很多在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看法。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造反”，“造反”之所以不成功，某种意义，也因为造反者和压迫者其实是一个框架下的生物，造反者想象不出另外一个世界。

世界上不是没有成功的“造反”，我个人看法，“造反者”必须有某种从古老社会基础或从外来社会传进的精神，这样才能真正在精神上向统治者挑战。从这点而言，挑战罗马世界的基督教，挑战希腊罗马传统中东世界的伊斯兰教，挑战基督教世界的希腊罗马传统都有我说的“异质性文化“的特征。而基本除了”儒家“而再无其他精神资源的中国古代社会，造反的能借助的也不过是一些没有真正宗教化的”异教“传统（拜火教，佛教，道教，太平天国的基督教）。”造反者“缺少的是真正的精神。“造反领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真正信仰者的特色。

日本十七世纪的基督徒，不少以身殉教。中国几代西化知识分子，罕有以身殉“道”的。这也许说明中国人智慧高于日本，也许说明中国大知识分子吸收外来文化时从来没有到达要以身“殉道”的深度。中国很多知识名人后期的忏悔，后期回归中国传统，从梁启超到刘小枫，也许都说明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相遇的独到之处。因为这种独特，佛教最后演化为中国本土佛教，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宗教意义上的佛教。

基督教本不是欧洲人的宗教，佛教本不是东南亚的宗教，现代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很多本来不信伊斯兰教。新疆人本不信伊斯兰教，蒙古人和西藏人也和佛教密宗无关，但这些国家最后"相当真诚“的接受了一种外来的宗教，并和自己原有传统融合在一起。但中国没有。

中国人这从内心相信孔子的教诲吗？ 真正相信孟子的教诲吗？ 好像也不是，至少朱元璋恨透了孟子，毛泽东对孔子十分鄙夷不屑。 那么中国人信什么？ 秦皇汉武？ 秦皇汉武创造了文化？创造了信仰？信仰毛泽东，为了什么？ 批判毛泽东，又为了什么？

再进一步，近年海外华人渐多，但华人的精神状态似乎始终在宗主国和故国之间游荡。和一百年前海外求学华人，现代华人对物质享受欲望不弱，但对异国精神的探讨和追求不强。海外华人似乎始终像水面的浮莲，开放出美丽的花朵，但没有扎下根来，也没有对异国文化做出多少贡献。

海外的华人，似乎也无法在自己和海二代海三代之间建立桥梁，让华人真正成为能世代延续的文化集团。

那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是，假如我们（海一代）要批判大陆的种种鄙像，我们批判的基础是什么，如果我们要为大陆辩护，为中华文化辩护，我们的基础根基又是什么？ 西学? 中学？

还是不过是一个框架下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