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富歇是法国大革命中一个最奇异的人物。在几十年风雷激荡铁血缤纷的岁月里，多少在世界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轮番登场，然而他们的表演尽管精彩绝伦，赢得阵阵喝彩，但转瞬就被诡谲凶险的政治风涛席卷而去。罗伯斯庇尔、丹东、德穆兰、圣茹斯特这些革命的先锋早晨还是群众的领袖，民族的英雄，慷慨激昂，蹈厉风发，接受万人空巷的欢呼，签署冷酷无情的杀人令，贵族、保王党、有产者、温和的吉伦特派的政敌们在他们脚下觳觫战抖，一个一个被捻为齑粉，晚上他们自己却在断头台上掉了脑袋，成为人人唾骂的恶棍。出于这同一阵营的富歇革命的调门不比他们低，杀的人不比他们少（而是更多），他也并非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是国民公会的委员，派驻里昂执行镇压使命的“特派员”，一度被选为大革命激进派营垒--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一句话，他是狂奔的革命战车上最惹人注目的驭手之一，他呼啸作响的鞭子一直抽打着当年战栗的法兰西。然而这样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却在各种政权的更迭中一直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处死国王坚持共和 理念的国民公会还是其后的督政府；无论是拿破仑的执政府还是他独裁的皇宫内廷，无论是被废黜的拿破仑卷土重来还是被推翻的波旁王朝重新复辟，无论这些更迭 的政权互相间有着多么不共戴天的仇恨和你死我活的厮杀，又无论它们彼此有着多么截然相反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富歇一如既往，岿然不动，一直居于权力的中枢。他是国民公会的议员，督政府和执政府的部长，拿破仑皇帝的大臣和复辟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八的大臣，而且在行政上，他一直担当各种政府的同一职务--警务部长。这些政府要监督、控制、处决和流放的对象就是彼此的大员，可是富歇竟能从容不迫地履行在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职责。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权力嗜血 的欲望，他会以超常的冷静，把昔日的“战友”和同僚送上刑场和流放地。这种权利场上的不倒翁，这种超脱人性具有钢铁般利爪的怪物，斯蒂芬·茨维格称之为 “执著地、惊人地弃绝性格”，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性格或者说没有是非的人。他立于不败之地的诀窍在于他观察形势，适时地叛变，他从不忠于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种信仰，督政府，拿破仑、宗教、革命、共和的理想……这些都是准备在关键时刻拿来叛卖的。所以，最了解他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回忆起富歇的时候，说 了一句确实深刻的话：“我只知道一个真正十足的叛徒，那便是富歇。”

　　因为富歇曾属于革命阵营，他革命的宣言如此正义崇高，动人心魄，他革命的行动如此张扬激进，血腥恐怖，真是“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又因 为他不断地变换旗帜（旗帜像他手中的牌翻来倒去，随意抛出），改变信仰（他其实没任何信仰，但给人的感觉他一度也是有信仰的），换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所以我们觉得这位异国历史上的奇人简直就是一面镜子。

　　1759年，富歇生于法国的港口城市南特，他的父母是在海上打拼的海员和商人。富歇本应继承海上的事业，在经商和航海中谋求生路。但由于他身体孱弱， 不能下海，于是父母送他进了一所教会学校。由于他学习勤勉，卒业后留在教会学校做了一名教师。这时候的富歇二十岁，未来存在着许多不可知的变数。“他身着神父的法衣，头顶剃去了头发，同别的神父一样，恪守修道院的院规”。但他没有出家。他虽然受惠于教会，但他并不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富歇在教会学校当了十年教师，教几十个孩子数学、物理和拉丁文。尽管他换了好几个地方教书，然而生活没有任何改变。他忍受着高墙之内穷酸和枯寂的日子，似乎在平静地等待什么。天主教会不会知道，这个十年没有皈依的人正是未来最凶恶的敌人。此刻，路易十六在他的宫廷里正为他的王国殚精竭虑地操劳，国王的生活既平静又烦忧，他 不会认识这个瘦高个子，背有点驼，一头稀疏的红发，脸色失血般苍白的年轻教师，但是，几年之后，这个人就是决定他生死的人中的一个。

　　一切都缘于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在这个蛰伏的政治动物33岁那一年，巴士底狱已被摧毁，国王被关进监狱等待判决，法国的最高权力是以第三等级为主的国民公会。也就在这一年，富歇被选为南特的议员进入巴黎。由于南特市民政治上的保守倾向，富歇开始在议会中坐在了比较温和的吉伦特派一边，但不久，他就看到 了汹涌的革命潮头已经冲决了理性的堤岸，巴黎以及法国各地的平民开始血腥的暴动和造反，山岳党人无论就人数还是咆哮的声音盖过了一切。富歇及时地背叛了他的立场，转向了激进。他转向激进的标志是从对国王路易十六的判决开始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反对处死国王，并准备在议会上发言，呼吁宽容和理性。但是，第二天，轮到每个议员公然表态的日子，形势突变，温和派议员遭到了手举长矛，涌进巴黎的“无套裤党”的威胁。富歇马上转弯，公然表态处死国王。每个议员对国王生死的表态都被保存在历史的档案里，尽管富歇在以后王政复辟的日子里竭力否认他的立场，但他最终还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从这一刻起，一个最激进的革命左派开始在法国政坛上呼风唤雨，而且上演了一幕幕反复叛卖的活剧。富歇不是一个蛮干的被潮流裹挟的二杆子，他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语言崇高而堂皇，手段残忍而血腥。富歇最能干的日子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外省。在热血贲张的巴黎，革命在呼啸着前进，革命领袖之间也发生了残酷的争斗。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艾贝尔和德穆兰在你死我活地厮杀，富歇为了躲开这狮群内部的撕咬，决定到更广阔的草 原上去狩猎。国民公会感到外省的革命因闭塞而过于保守和迟缓，决定派特派员下去给革命加温。这些特派员比文化大革命中从北京跑到外地煽风点火的红卫兵要厉害得多。他们生杀予夺，一言九鼎，具有绝对的权力。富歇做为特派员被派到了下卢瓦尔省。在这里，由于他激进的宣言和严酷的实践，富歇成为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最无畏最坚定的共和派。他签署了一项指令，这指令如今读来，仍使无产者和被压迫者热血沸腾。茨维格在谈到富歇的《指令》时，称它是“雄心勃勃的、激进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纲领”，是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更早的“近代第一个共产主义宣言”。是一份“豪情壮志的，比时代的需要超前了一百年的文 件”。

　　请读读这些火辣辣的文字吧--

　　“以革命的精神行动的人，万事皆无不可为。”

　　“人世间只要还有一个人受苦受难，自由就必须继续不断前进。”

　　“革命是为了人民进行的。所谓人民，不得理解为由于富有而享有特权，占有生活的一切欢乐和全部社会财富的阶级。人民是法国公民的总和，首先是保卫我国疆界，以其劳动养活社会的广大贫民阶级。革命若是关心几百个人的富贵而听任二千四百万人沦于贫穷，那便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暴行。倘若我们始终只是嘴上空谈平等，而在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因贫富悬隔而判若云泥，那么，革命便是对人类的欺骗，亵渎了人类。”

　　“要做真正的革命派，每个公民就必须在自身进行一场革命，类似改变了法国面貌的革命。……你们的一切行为，你们的感情，你们的习惯都必须改变。你们受到压迫，所以你们必须消灭你们的压迫者。你们曾是宗教迷信的奴隶，如今，对自由的崇拜应成为你们唯一的崇拜……谁的心里要是没有燃烧这样的热情，谁要是到人民的幸福之外去寻找别的乐趣，有别的企求，谁要是热衷于冷酷的利益，谁要是盘算他的职分，他的地位和才能可以给他带来多少出息从而在片刻间背离了共同的事业，谁要是看到了压迫和穷奢极欲而不义愤填膺，谁要是为人民敌人的苦难一掬同情之泪而不是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完全奉献给自由事业的烈士们，那么，他说自己是共和派便是撒谎。让他离开我们的国家吧，否则人们会识破他，他污秽的血将洒在自由的大地上。”

　　这些字眼多么正义，多么崇高，多么令穷苦的人热泪盈眶！每一个字都金光闪闪，纯洁无暇，它应该被镌刻在革命的圣经上，温暖世世代代无产者的心房（当然，只是温暖心房而已）。

　　富歇在行动上，从私有财产和宗教两个方面向旧世界开战。这是旧世界的基础和梁柱，只要把他们摧毁，旧世界就会轰然倒塌，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就会建立起来。在这方面，他比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更加激进。

　　他首先宣布占有私有财产是违法和不道德的，金钱是“令人腐化的金属”，每一个人，“只要他们占有的东西超过了最必需的限度”，都应该交出来，“献给共同的事业”，他宣称：占有“任何多余物资都是对人民权利公然的践踏。”多少才是一个革命者必需的限度？富歇说得很明确：“每个共和派只需要武器，面包和四十艾居”的收入，多出的部分应捐献出来。于是，他打击温和派，严惩富户，使他们倾家荡产。“……麻布、布匹、衬衣和皮靴，这些物品都应该成为革命征用的对 象。”富歇从马厩中征发马匹，从口袋中征发面粉，任何人不执行当局的命令，概以生命负责。他特别强调要收缴金银等贵重金属，要把金银“打上共和国的戳记， 经过火的净化，将成为有益的社会财富。而为了共和国的利益，我们需要的只是钢和铁。”这些诗一般的语言鼓动着一切公然的掠夺和杀戮。

　　在宗教方面，这个出身于教会的共和派在行动上几乎近于疯狂。他骑着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手持铁锤，走遍全城，砸毁十字架，耶稣受难像和宗教雕像。把 抢来的法冠和祭坛供桌围披扔进火堆。在熊熊燃烧的火堆前，欢欣鼓舞的游行群众跳起了舞。一个名叫弗朗索阿·洛朗的主教听了富歇热情洋溢的演说，当即撕下了 身上的法衣，戴上象征革命的红颜色的帽子弃暗投明了。接着，三十名神职人员也兴高采烈地追随着主教，背叛宗教，投向革命的阵营。富歇把他从教堂抢掠来的财物送到了巴黎，金圣餐盒、打烂重铸的银烛台、沉甸甸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和宝石，一箱箱抬进了国民公会。刚诞生的共和国正需要金钱，富歇的革命壮举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他成了革命的元勋和英雄。这样的场面，我们并不陌生。列宁说过：革命是劳动人民盛大的节日。节日过后会怎么样呢？当然，历史前进了，但是，它的结果可并不像当初想的那么美好！

　　富歇当时可能是一个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对平民的苦难曾一掬同情之泪，对封建贵族的荒淫无耻满怀憎恨。但是，正如茨维格所说的那样：“他们的信仰和理想 主义比最庸俗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最疯狂的恐怖主义者带来更多的灾难，造成更多的流血。这些具有真诚的信仰，虔诚得如痴似醉的人物出于最高尚的意图，一心改造世界，改善世界，但往往正是这样的人物，一手促成了可憎可厌的屠杀和苦难。”波普尔断言：“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造成人间地狱，它导致不宽容。”对此，曾对中外历史上一切暴力运动都持赞扬和肯定的立场，鼓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暴力革命”的理论，并向外输出革命的现代迷信，当代中国人应该有更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至今还保有这份遗产并被迫吞咽它苦涩的果子。

　　但这并非富歇最精彩的革命。大幕还没有拉上，他还要继续革命。他那时戴着革命的手套，还没有露出肮脏的爪子，等他摘掉革命的手套时，他才会去攫取金钱和权力，谁都知道，这手套迟早会摘去的，等到它浸透鲜血的时候。

　　大革命中的法国风云变幻，由国民公会主导的激进革命虽然在全国勇猛地推进，但也有温和派和秩序派在抵制它。里昂，作为法国的第二座名城，它和巴黎较上 了劲。里昂出现了一个狂热的革命者，名叫夏利埃，他原是被革除教门的教士，当过商人。大革命风潮甫起，他的神经就极度兴奋起来。巴士底狱被攻陷后，他跑到巴黎，亲手抱起一块城墙上扒下的石头，走了六天六夜，把它搬回里昂，做成了祭坛。他热烈地崇拜卢梭，虔诚的相信，人类上升到理性和平等，意味着千年王国的 实现，而这是“最后的斗争”。他景仰革命的政论家马拉，把他的演说稿和文章读得烂熟，用马拉的调子到处向工人和平民演讲，鼓动他们起来砸碎旧世界的锁链。 里昂市政当局认为这个神经质的，稍有些可笑的幻想家是个蛊惑人心的坏蛋，把他捉起来，不顾巴黎国民公会的反对和阻挠。悍然将他判了死刑。国民公会不能容忍 反动派如此猖狂，调集无产阶级军队，一举攻陷里昂。这之后，国民公会下达了一纸近于疯狂的命令--铲平里昂。

　　这个命令的内容读来令人咋舌，使后世的人看到，革命一旦走火入魔，它会变得多么狂暴。这个命令要求：里昂城必须铲平。有产者居住的房屋一概拆除，只有平民的寓所和用于慈善、教育事业的房屋才可保留。里昂的名单从共和国的名单中除去，在里昂的废墟上立一圆柱，上刻铭文曰：“里昂反对自由，里昂不复存在。”人类在最崇高的旗帜下所实施的暴力行为可以达到多么疯狂的地步，这纸命令和其后的执可谓一个样本。富歇在其间功不可没。因为第一个派去执行此命令的 人有意怠工，富歇和另外两个人被派去干这血腥的勾当。为了鼓舞士气，造成一种节日狂欢的氛围，富歇到里昂后，还是先拿宗教开刀。各教堂来了一次大扫除，砸 烂并烧毁一切与宗教有关的物品。在群众闹哄哄的游行队伍里，人们欢呼着，跳着乱七八糟的舞蹈，拖着抢来的教堂用具，圣杯、圣餐盒和圣像。后面慢吞吞地走着一头驴，驴后面跟着被押解的主教，他身上的法衣已被撕烂，他的主教冠被戴在驴的耳朵上，驴尾巴上拴着耶稣受难十字架和一本圣经，拖泥带水走过泥泞的大街。 人们狂喊乱叫，向主教吐唾沫，扔臭鸡蛋，开心地大笑。

　　他们为夏利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以富歇为首的三位特派员在夏利埃的胸像和骨灰罐前宣誓：“夏利埃，夏利埃，我们在你遗像前宣誓，誓为你身受的酷刑报仇，拿贵族热气腾腾的血来祭你的亡灵！”

　　屠杀开始了！

　　1793年12月4日，里昂监狱里牵出六十个捉对捆绑的青年，被押往罗纳河彼岸的布罗托平原，离他们十步远的地方安放了几门大炮，前面挖了两溜平行的 壕沟。受刑人立刻明白了，他们叫喊、颤抖、狂乱地号叫，挤成一团。这时响起了开炮的命令，近在咫尺的炮弹呼啸着射向绝望的人群，人们血肉横飞，脏腑淋漓， 没死的在呻吟，挣扎，龙骑兵上前，刀砍枪击，把残存者最后杀死。翌日，富歇激情澎湃地发表了文告，他说：“人民代表将始终不移地执行他们的使命。人民把雷霆万钧的复仇的权力交给了他们，他们将永远握在手里，直至自由的敌人全部肃清。他们有足够的胆魄泰然自若地走过长长的一排排阴谋分子的坟墓，穿越废墟到达 民族的幸福和世界的更新。”这一天，两百一十个屈死鬼被反剪着双手，在同一个地点，被开花炮弹和步兵的齐射结束了生命。这次，他们省去了又累又叫人讨厌的掩埋尸体的程序，索性把尸首扔进了罗纳河。接连不断的屠杀使罗纳河水遭到污染，富歇自豪地写道：“必须把血污的尸体扔进罗纳河，沿着两岸漂到河口，漂到卑 鄙的土伦：它们会叫怯懦而残酷的英国人丧魂落魄，吓破他们的胆，向他们显示人民无所不在的威力。”富歇拆毁墙垣，抢劫住宅，焚烧屋宇，不断的死刑使监狱为之一空。另一项棘手的任务是毁灭城市，富歇干得同样出色。他在给国民公会的报告中写道：“如今得让地雷来加速铲平本城的步调，工兵已经开始行动，贝尔居尔 的楼房将在两日内炸毁。”里昂最著名的出色建筑始建于路易十四时期，但因为最著名和最出色，才应该最先夷为平地。在工兵、地雷和征召的几百名失业者日以继夜的工作中，许多美伦美奂的历史建筑变成了瓦砾。据史料记载，富歇和他的同伙科洛·德布瓦在里昂共杀死了近两千人，毁坏了一千六百座最好的住宅和建筑。整 个法国大革命期间，六十多万法国人在军事和非军事行动中遭到屠杀，十四万多贵族和受过教育的人流亡国外，遭到监禁、拷打或其他形式残忍折磨者难以计数。

如果富歇和丹东、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等人一样，在相互咬啮中早死（他是罗伯斯庇尔的死对头，是把前者送上断头台的最重要的阴谋家），那么，他只能算一个立于革命潮头的狂热和激进的革命者。毛泽东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按照这个逻辑，富歇的英名或许会永垂革命的史册。但可惜他活得太长了些，他后来飞黄腾达、左右逢源，在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权中稳踞高位，他的形象就变得极其可疑起来。罗伯斯庇尔之死，标志着大革命恐怖时代的结束，同时，炽热的革命精神也熄灭了。英雄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后，贪官污吏、投机分子乃至从无数人的鲜血和死亡中攫取了巨大利益 的革命新贵立刻闪亮登场。冲锋和卖命的穷人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茅屋里。舞台上的大幕闭合了，但是马上又被拉开，可是上演的已经是第二幕。主角换了，但是富歇仍在舞台上，他也并非无关紧要的小角色，他仍然很重要。

　　罗伯斯庇尔死后，富歇在凶险的政治风浪中也险些沉没，他短暂地隐居一段时间，住在一个窄小昏暗的五层公寓里，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生活。 虽然他以前也不是一个富人，但经过革命的洗礼并在这舞台上轰轰烈烈闹腾一阵之后，做一个穷人让他难以忍受。他还想挤进权力的门槛中去，固然这十分艰难，但 他锲而不舍，钻天觅地寻找着机会。当时统治法国的是一个五人委员会，称为督政府，主席巴拉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正想把他的同事搞下去，来一次政变， 把共和国卖给路易十八，以此换取公爵的爵位和一笔巨款。他用富歇为他搜罗情报，富歇干上了私人特务和告密的勾当。同时，由于他和上层的关系，还为生意人， 银行家和各种投机分子牵线搭桥，贿赂权力，排忧解难，由此，他得到了丰厚的金钱回报。1797年的富歇嗅到了金钱的芬芳气味，比1993年鲜血的气味好闻 的多。他领教了金钱的威力，觉得这才是无往不胜的法宝，于是，他把四年前对金钱和财主的诅咒抛到了九霄云外。他要聚敛金钱，并用它来贿买权力。金钱可以通 向权力，更多的金钱可以通向更大的权力，富歇很快就懂得了其中的诀窍。巴拉斯通过政变，搞倒了监督他的同事。这几个共和派还在坚持他们的理想主义，不知道理想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靠它发财。巴拉斯大权独揽后，很快启用了富歇，1799年，他由驻外使节当上了共和国的警务部长。事实证明，富歇是一个天才的特 务头子，他在警务部长任上干得非常出色。他断然封闭了共和派的雅各宾俱乐部。原来他曾当过这个俱乐部的主席，现在风向转了，他需要秩序和服从而不再需要蛊 惑人心的左派言论。他制造了一架精密的情报机器，很多显赫的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成了他的眼线，他牢牢地掌握着政府内外、朝野上下重要人物的动向，他明白，这就等于掐住了政权的神经。这架机器如此精密和神奇，他是唯一的操作者，只要他拧下其中一个关键的螺钉，机器立刻就会停止转动。这就是后来法国政权几经易手，富歇一直居于权力中枢的奥秘。当然，它的前提是：没有信仰和原则，没有是非和对错，在关键时刻，为了自身的现实利益，必须毫不犹豫地转向。富歇越来越成熟了，革命只是他青年时代一次荒唐的冒险，他不会再干那样的傻事了。现在是该摘下革命的手套的时候了，它上面浸透了太多的鲜血，让人厌恶。他的许多同志和战友（他们之间也进行过残酷的咬啮和厮杀），抱有太多天真的革命理想，对这些理想的坚持使他们倒了大霉，有的上了断头台，有的去了流放地，活着的也被踹进了阴暗的角落里。尽管他们失望、不平、愤怒、抱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所有固守理想主义的傻瓜，，注定将被时代淘汰。

　　就在督政府风雨飘摇之际，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了。来自科西嘉的小个子，前步兵中尉波拿巴发动了雾月十八日政变，夺取了政权。在这之前，富歇知道波拿巴的一切动向，因为他的妻子约瑟芬就是富歇的眼线。他审时度势，决定背叛督政府，投靠波拿巴。执政府成立了，波拿巴成为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富歇仍然留任警务部长。但一开始，波拿巴就不信任他：这家伙身上的血腥味太浓，而且知道的太多，波拿巴以他的统治天才意识到，富歇可不是一个靠得住的仆人。但是，直到他成为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他也未曾甩掉这个人。

　　富歇命运中最精彩最辉煌的时刻是1809年8月15日，拿破仑--这个主宰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命运的法兰西皇帝，在奥地利皇帝陛下的皇宫，亲自在一张羊皮纸上签名盖章，敕封富歇为奥特朗托公爵。奥特朗托是意大利南部的一座城市，富歇压根没有见过这座城市，但是没关系，跟在这个头衔后面的是上千万法郎的财 富、采邑和富丽堂皇的宫邸。富歇终于修成正果。要知道，这曾是里昂的屠夫，私有财产的死对头，坚定的共和派，高喊平等和自由，痛斥金钱为“腐败可耻的金 属”，要在全世界“烘烤平等的面包”的那个激进的共产主义者。看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荫庇子孙，飞黄腾达，这些最粗俗的字眼对一切人都是适用的，就看时势如何了。

　　这历史的吊诡使天真的人们大惑不解，但稍微闭着眼睛想一下，就觉得它太寻常不过了。富歇是一面镜子，，我们在富歇苍白衰颓的容颜后面，还看到了别人的 影子。和富歇一样，他们也曾把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标榜自己是什么主义者，用“人民”这抽象的字眼来装点门面，历史上以崇高名义制造的许多罪恶都打上了 他们的印记，他们的手上同样沾染着无辜者的血。可是如今他们怎样了呢？和富歇一样，富埒王侯，修成正果。

　　茨维格说的没错：“英雄仅仅以他的存在，便足以在几十年几百年内控驭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现实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在政治力量的活动范围内，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杰出的心智，不是思想纯洁的人，而是低下得多然而比较机灵的一种人。这一点必须强调指出，以便警告世人莫要陷入政治上的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