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是个大问题，大到可以颠覆王朝。中国政治“精英”面对挑战，两千年没有想出应对的办法。

也有人说，因为土地兼并是上层利益所在，所以上层无法解决。但上层阶级生存与灭亡不更关系上层的利益，何况土地兼并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但并不是世界历史上普世的大问题。

土地兼并发生在不同的层次。成功的普通农户要购买更多的土地，有闲钱的小官小吏要购买土地，豪门贵族官僚也要购买土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有的是为了扩大生产，有点是为了长期投资，有的是为了短期投机，等等。

从供需讲，土地兼并的前提是土地可以“买卖”。 凡土地不允许买卖的国家，自然没有兼并问题。 土地兼并的前提是能从农民手里购买土地，凡农民自己不拥有土地的社会（比如农民被束缚在村社等共同体, 土地为共同体所有），也基本没有兼并问题。

兼并的另一条件是有足够土地拥有者（农民或地主）要出卖土地。 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生产资料，不到万不得已，土地拥有者（下面简称农民）不愿出卖土地。所以，要研究兼并现象，就要研究迫使农民出卖土地的条件。

历史上，中国理论赋税率并不高，就算实际赋税率，似乎也远低于同期日本的公五民五，公六民四等赋税率。那么为什么中国兼并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呢？ 当然，我们还有考虑影响农民生存的其他条件，如劳役，如兵灾，如天灾，如人祸等。也许劳役是影响中国农民实际负担的一大因素。

有些社会赋税率极高，到了农民负担的极限。古代日本就是这样的社会。 但虽然日本公五民五的税率是常例而非特例，日本社会农民比率还高达八九成。 除非假定古代日本社会非农业人口一人消费量相当十个农民，日本一部分赋税应以有偿劳役的形式返回给农民。 中国古代社会，赋税率虽低，但有大量无偿或低偿劳役。讨论农民负担，必须考虑这种种因素。

秦之前劳役多只限于本地，秦后大一统国家，幅员广大，劳役不限本地，运输等物流成本显著增加，这些都影响到农民生存条件。 再能自给自足的农户，主要劳动力被国家调用后也可能趋于破产。

如果豪门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土地，当供应不足，其行为将抬高土地价格。但兼并往往不是一种纯商业行为。取决社会文化和传统，豪门可以借用政治权力进行兼并。转移赋税，转移劳役等都可以是政治兼并的手段。

当然，即使在中国社会，兼并也有其限度。从现在实证材料看，中国总还有一部分自耕农。为什么呢？ 也许两个条件影响兼并过程。一个是能大量兼并土地家族的政治寿命，一个是诸子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因此土地集中和土地分散两个对立过程达到某种平衡，中国是同时兼有大家族大地产和大量自耕农的社会。

既然谈到兼并，就要谈到后果。在兼并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总要继续生存下去。他们或成为佃户，或卖儿卖女，或投奔亲友，或成为奴仆，或进入城市，或成为流民，甚至冻饿而死。

能否成为佃户，取决于佃户平均生产率和卖地者生产率，能否卖儿卖女或成为奴仆，取决于富人的消费倾向，总而言之，是个复杂的社会过程。

我这里提到富人消费倾向，文人和武人消费就大不一样。武人钟爱的一匹骏马，消耗的资源可能比文人十个奴仆还要多。是否愿意把资源投入生产，建筑或奢侈品对社会又有极大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皇朝前期既有大量兼并，但流民尚非主要现象，足见多数失地者尚能为社会所吸收。王朝末期，流民规模越来越大，最后终于达到某个崩溃点，流民演变成动乱。整个过程，兼并，失地者再“就业”，流民，动乱构成中国秦后社会的动力过程。

这大概是我对兼并有兴趣并想进行模拟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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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历史上土地兼并和现在房市也有某种类似之处。现在大概有不少人建立模型研究房市吧。不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