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網上政治或社會分析中， “既得利益集團”或“既得利益階層”是用的很爛的詞彙。 從某種意義而言， 中國的確有“大量既得利益集團”， 黨官僚構成了最上層的“既得利益集團”， 很多人反對改革。 在中國歷史分析中，“既得利益集團”分析法也用得很爛。 朝代崩潰，當然是“既得利益集團”反對改革，“非既得利益者”活不下去， 為了生存權起來造反， 等等。 但我這裡要挑戰的正是這種被用爛的概念。 我的看法是，中國不缺乏“既得利益者”，缺少的是既得利益”集團“。 我想強調的是，在中國秦制傳統下， 中央政府對任何”集團“都有極深戒心。 因此很難發展是“集團意識“。 馬克思寫過一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分析流氓無產者路易波拿巴如何通過選舉掌握法國大權，成為皇帝。 我個人覺得這是馬克思最精彩的作品。 文革中印發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提到這篇是毛最不喜歡的馬克思作品。 這篇文章有兩個觀點特別有意思。 一個是個人言辭幻想和本來面貌的區別。 一個是當時的農民在某種意義是階級，但”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係，形成全國性的聯繫，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請注意第二個觀點。 讀中國歷史，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國皇權和官僚在危機前面無所作為。 當然，最容易的解釋是”他們的利益和階級立場使得他們不願意做任何改革“。 但是，為什麼歐洲多數國家王權和貴族在”革命“威脅前靈活得多，願意放棄自己的一部分權力呢？ “至死不悔”革命中粉身碎骨的法國王室和貴族又處於何種原因無法改革呢？ 顯然”既得利益理論“無法解釋這些差異。 上面馬克思看法最重要一點就是，具有高度利益同一性的一伙人未見得能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未見得能發展起共同政治訴求，更不用說發展起”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概念， 特別當個人“短期利益”和集團”長期利益“衝突的時候。 傳說中路易十五名言“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雖然不真）就反映一種不願為了自己家族長期利益犧牲自己個人利益的看法。 當然，當和自己利益相同所有人都追逐短期利益，要一個個人為了”本集團“或自己後代的利益犧牲自己短期利益也極為困難。
但任何由上層發起的”改革“都涉及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衝突， 而且犧牲短期利益未見得能換來長期利益。 歐洲貴族社會王室和貴族多有悠久歷史。對任何個人而言， 家族是個長期延續的存在，經常高於個人的短期利益。從這點而言， 歐洲王權貴族為了自己長期利益還是可能做出一定讓步。 歐洲日本至今尚有很多從封建社會延續到現在的名門。 歷史上這些名門由於這種或那種原因放棄過大量利益。 中國秦制下的社會則大不一樣。 這個制度鼓勵個人奮鬥，但並不鼓勵家族鞏固和壟斷自己的地位。 中國有一些宗法大家族，幾乎代代有人有功名，江南尤盛，但總的看，中國家族並不像歐洲日本那樣穩定，中國的社會和稅收鼓勵的是個人短期行為。 此外，秦制社會對任何集團都深有戒心， 不僅對皇族貴族之間的橫向聯繫深有戒心，對官僚之間的橫向聯繫也有戒心。因此傳統中國社會皇族貴族官僚的確是既得利益者，但又無法發展起任何高級的”集團意識“或”自我意識“， 得過且過。 中國王朝末年多有極其嚴重的財政危機，但是”既得利益者“幾乎”一毛不拔“， 寧可和王朝同歸於盡，也不肯做任何能幫助皇朝延長壽命的事情。 這大概是中國最大的特色。 中國幾大王朝，王朝末年初代帝王的男性子孫多達十萬，即使這些人，也對延長王朝壽命毫無貢獻。從這個意義而言， 強調中國傳統社會是宗法社會缺少說服力。 這也是我強調中國有無數各種各樣的”利益同一者"或“既得利益者”，但缺少“既得利益集團”的原因。 不要說缺少“既得利益集團”， 中國根本就缺少任何“集團”。 拿中醫而言， 大量中醫構成“利益同一者”，但中醫至今發展不出任何真有權威能對“中醫演化”有影響，能規範中醫行為，考慮“中醫長遠利益”的組織。 在這個意義上， 中醫類似馬克思筆下的法國農民，即是“階級”，又不是“階級”。 這裡階級應換成集團。 在某種意義，缺少言論自由和無法改革相輔相成。 越缺少言論自由， 人們就越要為自己短期利益奮鬥。 要求個人“犧牲”，起碼前提就是“大家”一起做“犧牲”。 中國官場對貪污腐敗採取默認態度， 等於鼓勵“官僚“”自謀出路“，“自我奮鬥”。 歷史上中國官場一方面提倡仁義道德，低薪制度， 一方面貪污腐化幾乎沒有上限，這也是很獨特的一點。 下面是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兩大段引文。 “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着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如果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這兩個集團中每一個集團，都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它們對兩個不同王朝的忠誠，那麼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的卻剛剛相反，正是它們利益的對立才使得這兩個王朝不能結合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應當把一個人對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一樣，在歷史的戰鬥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辭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於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係。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數百萬家庭的經濟生活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一個階級。而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繫，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係，形成全國性的聯繫，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