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网上政治或社会分析中， “既得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阶层”是用的很烂的词汇。 从某种意义而言， 中国的确有“大量既得利益集团”， 党官僚构成了最上层的“既得利益集团”， 很多人反对改革。 在中国历史分析中，“既得利益集团”分析法也用得很烂。 朝代崩溃，当然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改革，“非既得利益者”活不下去， 为了生存权起来造反， 等等。 但我这里要挑战的正是这种被用烂的概念。 我的看法是，中国不缺乏“既得利益者”，缺少的是既得利益”集团“。 我想强调的是，在中国秦制传统下， 中央政府对任何”集团“都有极深戒心。 因此很难发展是“集团意识“。 马克思写过一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流氓无产者路易波拿巴如何通过选举掌握法国大权，成为皇帝。 我个人觉得这是马克思最精彩的作品。 文革中印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提到这篇是毛最不喜欢的马克思作品。 这篇文章有两个观点特别有意思。 一个是个人言辞幻想和本来面貌的区别。 一个是当时的农民在某种意义是阶级，但”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请注意第二个观点。 读中国历史，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皇权和官僚在危机前面无所作为。 当然，最容易的解释是”他们的利益和阶级立场使得他们不愿意做任何改革“。 但是，为什么欧洲多数国家王权和贵族在”革命“威胁前灵活得多，愿意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呢？ “至死不悔”革命中粉身碎骨的法国王室和贵族又处于何种原因无法改革呢？ 显然”既得利益理论“无法解释这些差异。 上面马克思看法最重要一点就是，具有高度利益同一性的一伙人未见得能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未见得能发展起共同政治诉求，更不用说发展起”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概念， 特别当个人“短期利益”和集团”长期利益“冲突的时候。 传说中路易十五名言“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虽然不真）就反映一种不愿为了自己家族长期利益牺牲自己个人利益的看法。 当然，当和自己利益相同所有人都追逐短期利益，要一个个人为了”本集团“或自己后代的利益牺牲自己短期利益也极为困难。
但任何由上层发起的”改革“都涉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冲突， 而且牺牲短期利益未见得能换来长期利益。 欧洲贵族社会王室和贵族多有悠久历史。对任何个人而言， 家族是个长期延续的存在，经常高于个人的短期利益。从这点而言， 欧洲王权贵族为了自己长期利益还是可能做出一定让步。 欧洲日本至今尚有很多从封建社会延续到现在的名门。 历史上这些名门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放弃过大量利益。 中国秦制下的社会则大不一样。 这个制度鼓励个人奋斗，但并不鼓励家族巩固和垄断自己的地位。 中国有一些宗法大家族，几乎代代有人有功名，江南尤盛，但总的看，中国家族并不像欧洲日本那样稳定，中国的社会和税收鼓励的是个人短期行为。 此外，秦制社会对任何集团都深有戒心， 不仅对皇族贵族之间的横向联系深有戒心，对官僚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有戒心。因此传统中国社会皇族贵族官僚的确是既得利益者，但又无法发展起任何高级的”集团意识“或”自我意识“， 得过且过。 中国王朝末年多有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是”既得利益者“几乎”一毛不拔“， 宁可和王朝同归于尽，也不肯做任何能帮助皇朝延长寿命的事情。 这大概是中国最大的特色。 中国几大王朝，王朝末年初代帝王的男性子孙多达十万，即使这些人，也对延长王朝寿命毫无贡献。从这个意义而言， 强调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缺少说服力。 这也是我强调中国有无数各种各样的”利益同一者"或“既得利益者”，但缺少“既得利益集团”的原因。 不要说缺少“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根本就缺少任何“集团”。 拿中医而言， 大量中医构成“利益同一者”，但中医至今发展不出任何真有权威能对“中医演化”有影响，能规范中医行为，考虑“中医长远利益”的组织。 在这个意义上， 中医类似马克思笔下的法国农民，即是“阶级”，又不是“阶级”。 这里阶级应换成集团。 在某种意义，缺少言论自由和无法改革相辅相成。 越缺少言论自由， 人们就越要为自己短期利益奋斗。 要求个人“牺牲”，起码前提就是“大家”一起做“牺牲”。 中国官场对贪污腐败采取默认态度， 等于鼓励“官僚“”自谋出路“，“自我奋斗”。 历史上中国官场一方面提倡仁义道德，低薪制度， 一方面贪污腐化几乎没有上限，这也是很独特的一点。 下面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两大段引文。 “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