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二○一二年五月，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我的一本新书，《没有道德罗盘的霸权：后革命 时代的中国》。六月，《产经新闻》驻北京首席记者矢板明夫先生，在读了拙着之后，先是书面向我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又进行了电话採访.七月十八日，《产经新 闻》在第二版和第八版，分别刊出了矢板先生的访问记和我的书面回答。感谢《动向》愿意借出一角宝地，把这份书面答问的中文原稿刊出。

“六四”后中共政权何以续命

问：“六四”以后，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失去了民心的共产党政权会很快瓦解，中国即将崩溃。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出现，在中国至今要求民主的声音没有成为大势力。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答：中共在“六四”之后採取了政治高压和经济诱买相结合的政策，这是这个政权能够稳固下来的基本原因。政治高压使一 般人都害怕，不敢再表达异议，甚至不再关心公共事务，因为共产党垄断着公共权力而不允许民众表达意愿；经济诱买则调动了人们的物质欲望，特别是把本来应该 关心公共利益的精英阶层彻底收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社会是这样一个充斥着怯懦、贪婪和不讲公德的社会。当然，国际局势的改变也是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后冷战时代的世界，进入了全球化，商品拜物教主导着世界，资本进入了新的一轮扩张和掠夺.中共做得很高明的一点，就是早早瞅准了这个机遇，充分 利用了这个机遇，从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这样它的经济诱买政策也有了实行的物质基础.

少数民族地区矛盾尤其尖锐

问：近几年，藏族、维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很多抗争事件，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答：应该不光是民族政策的问题.在汉族居民聚居的地区，抗争事件近年也很多。这是整个中国实行“六四”以来我在上个 问题中所说的那种政策的结果，这就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社会矛盾尤其尖锐.一个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首先是牺牲弱势群体，严重偏向 於有权有势有钱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少数民族一向就是比较弱势的社会群体，因此付出的牺牲很大。再一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对於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 坏为代价的。而我们知道，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往往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实行不顾代价的开发，也酿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当地居民要直 接承受这样的灾难.这些都是从发展的层面来看的。还有精神、文化的层面。少数民族比汉族居民更加注重自身的精神文化传承，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严重破坏精神 文化的，特别是破坏少数民族的文化。还有，相比汉民族，少数民族不那么怯懦，更多地具有抗争精神。这就是说，因为有信仰，所以少数民族比较不容易为金钱所 收买，也比较不容易被高压所吓倒，社会矛盾在这里因此就更容易激发抗争。最后，还应该说到，苏联垮台之后，中共对於民族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加高度神经质，有 借助经济开发而大量向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汉族移民的趋势，这也激化了当地的民族矛盾。

问：您怎样评价二○○二年到二○一二年这十年，胡锦涛政权的功过是什么？

答：在我看来，胡锦涛政权的“过”是很明显的，主要就是没有推进政治上的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通过所谓“大维稳”来强化高压，使得中国进一步腐败，进一步专制，进一步两极分化，实现经济发展的代价越来越高。

胡锦涛搞掉薄熙来的两个原因

问：您认为胡锦涛为什么要打倒薄熙来？保守派的溃败会不会推动政治改革？

答：胡锦涛搞掉薄熙来，恐怕主要是出於两个原因：一个是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容许下级像薄熙来那样挑战他的 权威，不容许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高层权力分配的既定游戏规则；再一个是作为共产党高层政治中一大派系的首领，在面临十八大最高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打倒一个属 於另外派系的薄熙来，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对胡有好处的。既然是出於这样的原因来搞薄，那么，我看不到这里有什么“保守派的溃败”，更看不到这和政 治改革有什么关联。我认为，舆论这几个月以来的那些谣言、推测、评论，很多都是一厢情愿，英文叫wishful thinking·一些可能有心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政治力量，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际上恐怕是反过来被利用了。如果一定要说薄熙来被搞掉是有治国路线 上的含义的，那么，我看是这样：当局要坚持“六四”以来的路线，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幅度内微调，就像江和胡之间的那种差别，一个更强调资本、精英和发展速 度，一个为此涂抹上一些注重基层利益和社会公平的油彩，往右偏到自由民主固然决不可以，往左偏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的毛泽东后期路线也是不能被容许的。

问：您怎么看习近平，他的理念及能力，他会成为什么样的领导人？

答：基本上，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惯性和约束性是很大的，这个东西比个人因素在今天更能决定这个政权的领导人要干什么和怎么干。习近平会不会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意志、有能力打破这种惯性的领导人？现在还完全看不出这种可能。

习近平时代对日本会较前友善

问：中国最近的海洋对外扩张路线，让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中国今后会追求霸权吗？

答：中国近年的海上扩张，和它对於世界能源、原材料的寻求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国寻求世界霸权，那我一点儿也不感觉奇怪。

问：最近中日关系恶化，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您认为习近平时代的对日政策会如何？

答：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似乎一直处在反日情绪高涨之中。事实上，天安门镇压之后，日本是唯一一个不参加经济制裁中国 的工业大国。但是，这并没有能给日中紧密合作提供机会。反过来，中国政府要鼓动民族主义来强化自己在镇压中失去的政治合法性，结果中日关系成为牺牲品。在 习近平时代，我预期，中国当局会对日本较前友善，会争取把日本拉进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经济合作体系，逐步地迫使日本变成中国的小兄弟。当然， 这样做，需要日本能够接受这种屈从的地位，前提是日本愿意逐步地把日本外交的轴心从日美关系转移到日中关系上来。如果日本不接受的话，中日关系则还会持续 紧张。

问：习近平退休的二○二二年，您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答：我承认，我看不清楚中国的未来十年是个什么态势。这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一 直不很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的忍耐性这么好，对生活、尊严、自由等的要求这么低──从历史上来说中国人就有这个特点──别的民族早就不能忍受的东西，中国人不 仅可以忍受，甚至还总会有人为此沾沾自喜。当然，中国民众的心态、精神状态，也在发生变化，甚至可能是深刻的变化。但是，怎么估计这种变化，还缺少可靠的 指标。而且，从认识的变化到採取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这中间还有巨大的鸿沟。再说，从採取行动，到能够取得行动的成功，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说， 变数太多，我无法预测.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於我目前还看不清楚这个世界未来十年在政治经济上会怎样变化。冷战后的全球化已经进行了足足二十年了，它所制 造的危机在二○○八年以来开始不断显现.但是，出现重大变化的苗头还没有呈现.中国的未来是与全球化进程的未来密切相关的──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基本判 断。我唯一可以肯定地预测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所制造的麻烦、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在未来十年，会比在过去十年更为强烈地困扰中国。习近平当 政之后，中国当局怎样解决这些麻烦和矛盾，也将决定十年之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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