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恒这篇文章值得阅读。 我已经转载， 这里只引他的结论好了。 他的结语说

“本文针对那些硬将毛解释为“儒家”或“黄土文明”之类的言说，梳理了毛的经历与知识，与前现代中国的联系，实际上是造反型的底层知识分子。当然，这一结论，并非要取消毛作为现代极权主义卡里斯玛领袖的基本身份。正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性的实践。它本质上区别于前现代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暴政或独裁国家。如果我们用前现代的这些视野与经验去理解现代极权主义，就会发生“迷惘”和“错误的观念”[37]。强调毛及其发动的文革，本身是一种极其现代性的事件，对于我们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可谓无容置疑。但毛作为个体，本身又具有自清末民初以来的底层知识分子角色。这一类角色类型，作为群体，确实又与前现代中国的底层造反传统之间具有相当的关联。毛作为现代转型中的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也表现出比较典型的相应气质、精神结构与人生经历。无论怎样，将毛与所谓“儒家道统”扯在一起，都是极其荒谬的。”

现在很多人大谈中国传统文化， 大谈五千年文化之博大精深， 但很少愿意讨论所谓传统文化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有些自称儒家或新儒家学者的人似乎把中国传统文化解读成儒家文化， 从先秦儒家的思想里面导出未来世界将是儒家的定义。但实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栋巨宅， 儒家文化在其中只占据了几件房间，一层大厅， 到底其他房间摆设如何， 功能如何， 房间主人们是否有来往交际， 这些还需要我们进行研讨。

中国带来“新气象”改朝换代的一个基本特色是， 新胜利者多出身于社会等级比较低的阶层或发展水平比较低的社会。对比一下改朝换代过程中旧统治者和新统治者， 我们可以说， 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几乎没有对话的共同语言。

例外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东汉刘秀集团和王莽多少有点共同语言， 唐李和隋杨氏为表亲， 但例外更多。 秦文化社会落后于六国。 西汉刘邦集团为底层官吏， 元朝清朝是外来少数民族， 朱元璋出身不能再低。

因此， 中国改朝换代后又必须经历转型， 从武人占主导的武人社会转型为皇帝领导下文人官僚社会。 截然不同的新朝和腐朽不堪的老王朝其实又只是“一种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 经几代努力，武人社会可以“和平”转变为文人社会， 但文官社会无法“和平”转化为武人社会， 无法应付外族和内乱的双种挑战， 所以必须经过极大动乱， 武人集团才能夺取政权， 开始下一个循环。

中国文人统治集团转型之难， 东晋南迁世家为最好例子。 东汉末到东晋一百多年， 一大教训就是文化在武力面前极其脆弱。 本来世家应该吸取教训， 立志革新， 但实际世家文化至死不悟，最后被寒族借外族之刀消灭干净。

从文化的角度， 很明显，秦以后中国文化实际演化出好几支亚文化， 正统儒家文化不过是亚文化的一支， 玄学为另外一支。亚文化距离越大， 交流越难。 上下层各支亚文化的人几乎没有交流的渠道和语言， 生活习俗也大不一样。

很多人颇以为自豪的科举制度虽然为中下层提供了一条进入儒家官僚集团的路，但这条路未见的比等级森严封建社会提供的上升道路更宽阔。 李竞恒文章最重要的是指出了一个事实， 保举或科举制度为中下层人士提供的上升空间有限， 失意者远过成功者。 当失意者对这系统完全丧失信仰， 则演化发展出一种造反传统。

为什么保举和科举制度失败者和胜利者之间无法发展出沟通渠道， 为什么多种亚文化之间几乎无法沟通，不能取长补短， 反而各走极端？ 底层知识分子又如何在农村边缘分子里面扩展影响， 这些也许是我们今后应该讨论的主题。

至少， 我们必须承认， 尽管儒家有许多长处， 但就掌握群众影响群众这方面， 缺陷十分明显。 不管儒家或新儒家对儒家未来抱有多大希望， 在儒家没有能克服这一根本缺陷前， 不要对儒家中兴报太大希望。

离开儒家的传统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 中国底层知识分子传统中， 除了造反传统， 还包括其他什么内容， 这些也都是很有意思的主题。

在某种意义， 现在不少愤世嫉俗的网民， 继承的也许正是过去底层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