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谈到文化和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这里谈一点儒家文化的演变。

先秦儒家文化自然以个人传承为主。 孔子有七十二高徒。汉代演化出世家。其中儒家世家多垄断某种经典的解读，推而广之影响社会政治决策。这种知识的传播还是以个人传承为主。因为传承之难，也就形成了儒家体系内部的忠诚。

随之印刷术之发展和普及，儒家经典和相应从某些特定家族传向社会，变成社会的“财富”。也因此造就了“寒门”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火药终结了欧洲的骑士，那么印刷术终结了中国中古时代的世家。

在中古时代后，个人传承仍旧是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个人传承和书院是分不开的。 儒家学者争相主持书院，广收弟子，成为儒家文化生存的载体。

但是科举之举又创造了另外一条途径。 一个人可以靠苦读经典，迎合科举的种种规则而进入儒家集团。 苦读经典，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知识传承的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人领会前人创造的知识， 但因为个人也许并不生活与某种“文化团体”之中，承继知识并不一定伴随承继文化。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到现代科学。拿理论物理学而言， 大多数杰出物理学家之间有相当强的个人承继关系，相当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少数几所院校实验室名师有关。 那么一个基本问题是，当理论物理教科书和参考随手可得，为什么从物理教科书跃居超一流学者的例子绝无仅有？ 

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个人文化传承和书本传承的区别。 书本上的知识只是一流物理学家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从物理教科书或文献研究物理，继承的主要是知识而不是文化（知识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从书本上研读物理的学者不了解真正超一流学者如何生活，如何思维，如何交流？ 一个国家理论物理学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一个从死书本到活生生物理文化（思维方式）演变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我们也可以理解秦朝统一到汉代统一这短短二十多年对文化的破坏。 汉代文化中兴很大程度是从书本重建文化的过程。 书本还在，但有创造力但在战乱中生存能力极差的人死得差不多了。

最重要的例子是尚书。 秦末汉初尚书一度失传，后来找到九十多岁高龄的伏生，由伏生口述，才有今文尚书。 后来从孔子家又发现古文尚书，又有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之争， 不谈。 对汉儒而言，伏生和董仲舒地位几乎并列。 汉献帝皇后伏皇后就是伏生后裔。在世界历史中，这种靠解读学崛起而造就持续四百年历史世家的例子又有多少呢？ 汉儒和汉代经学之发展，多少说明作为先秦文化载体的文人和文人团体，在秦朝和秦末大乱受到根本冲击。汉代能继承的只是一点残片而已。

因此解读尚书，解读春秋，解读周礼在汉代和之后几百年才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学问。这种经典解读在中国古史的重要作用怎么估计恐怕也不过分， 汉族能熬过五胡乱华， 这为关键。 钱穆说“西魏则宇文泰虽系鲜卑（原注：或匈奴），然因传统势力入关者少，更得急速汉化。 苏绰，（原注：少好学，博览群书。), 卢辩（原注：累世儒学。魏太子及诸王皆行束脩礼授业。叔父同， 注小戴，辩注大戴）诸人，卒为北周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规模，为后来隋，唐所取法。将来中国全盛时期之再临，即奠基于此。

又有一例谈周礼”周礼是他们政治理论的根据，一时君臣皆细心讨究。 原注：  此书在魏孝文帝时已见重。西魏因推行周礼，故公卿多习其业。北齐熊安生精治此经，名闻于周。周武帝灭齐，安生遽令扫门，曰“周帝必来见我”，已而果至“。

宋代后，科举更大程度依赖书本传承学成的儒者，书院往往成为失意者议政地方，朱熹书院如此，明末东林如此，其中区别不可不查。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少有真正持续数百年而学统不断的书院。  秦后中国古文化一直在创造和流失中挣扎，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