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历史，离不开儒家。 谈秦朝之后的中国历史，更离不开儒家。 秦后儒家，最常见的说法是自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为武帝采纳后，儒家成为中国官方哲学。按照多种流行的看法，儒家几乎和专制是同义词。至少儒家是中国专制最大的帮凶。

但常见的说法未见得正确，在史学家那里，秦制帝国皇权和儒家的关系远远不是两者合一，共生共存的关系。

拿汉代讲， 虽然武帝时代独尊儒术，但并不意味两者真正融合。 只要认真读过“盐铁论”辩论的人，就可以看到儒者到底如何看待秦始皇和汉武帝。 武帝时代改變博士原有制度，增設弟子員，设有五经博士，从此开创了一个经学的新时代。 但是经学并不完全等同儒家思想，经学是官方认可被改造过的”儒学“。

汉史专家陈启云说”主持建立官学学官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学”（王先谦补注：“何焯曰：杂说，杂家之说，兼儒墨、合名法者也”），在朝廷任职也是“习文法吏事（补注：“沈钦韩曰：《西京杂记》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缘饰以儒术”，是个典型的“阳儒阴法”人物“， 而后对经学崛起，司马贞的评价是”孔氏之衰，经书绪乱；言诸六学，始自炎汉；著令立官，四方扼腕。“。 所以“凡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蜂出并作，各引一端……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 术而观此百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这代表了汉代主流学术思想对诸子（包括儒家思想）和经学的分野的看法。就这看法而言，汉代独尊的是“经学六艺”而不是儒学思想。这可能是司马迁、荀悦、司马贞所共同质疑的地方（陈启云）。

武帝之后，儒家屡屡向汉家统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有人上书公开要求汉朝让贤被杀。 儒家反抗运动最后的结果就是王莽上台，只可惜王莽空有理想而无实际治国的能力，王莽改制让儒家理想主义大为失望。但即使王莽失败，据说儒家理想主义者仍旧不肯和新登台的刘秀集团妥协。

东汉起家的那批人可以说和经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东汉皇权和儒家甚至经学的关系又颇不正常。 外戚，太监，官僚三者争斗，说明经学官僚和皇权的关系相当疏离。皇帝王族外戚都在儒家文化圈之外，不得不用经学官僚而又自觉缺少制约儒家官僚和世家的手段。 东汉末年皇权和阉党联手压制士人搞出几次党锢大案，就是明证。

如果皇权真是独尊儒家，三百年足以让皇权和儒家实现完美融合。 说到底，秦朝制度下，高度集权的皇权和多少主张多元以及传统礼法的儒家官僚本质有不可融通之处。

东汉崩溃，曹魏主张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实际是对抗儒家道德主义和经学世家垄断最极端的对策。 曹操胜利了，几大儒家世家，如杨，孔，伏等都被暴力镇压，但是讽刺的是曹魏自己也成了短命王朝。 唯才是举的根本弱点就是，若无道德约束，人人都愿做乱世枭雄，又何来忠臣？ 没有忠臣，又何来稳定王朝？

没有两汉培养出来的精神，一批自负奇才者最后把中国导入五胡乱华的地狱世界。 在东汉后几百年，强者遵循丛林法则，你争我斗，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最后只建立了一系列短命王朝， 最后还的靠儒家来救场。

反对儒家的人不妨想一个基本问题。 如果西晋也是像明朝那样高度集权的国家而无世家，五胡乱华后中原地区又将如何演化呢？ 是否真要有一代一代的胡族朝代？ 当时北方儒家大世家又在”拨乱反正“，重新回复儒家大朝代做了多少工作？

唐代承认士族的作用， 无疑暗示了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 唐代皇权力图跳出士族的束缚，任用外族将领，穷兵黩武，使用太监监军，甚至造成太监可以决定皇帝来去的局面，其结果是又一场大乱。 后唐以及五代，最终靠武力结束了士族时代，但已经沦落到没有文化只有暴力的武人也只建立了一个有一个短命的王朝。

因此我们有宋。 北宋又回到历史经验证明最不坏的儒家， 终于建立了一个大王朝。但请注意，这是的儒家早就不是先秦的儒家， 儒家原本丰富多彩的内涵已经被压缩了又压缩，主要目的变成如何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如何把上层内斗限制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里。北宋的实验是成功的， 通过新设计的科举制度，新王朝吸收足够人才而又不用担心官僚士族的独立性和分裂”主义“。如果没有外族的压力，宋代也许可以延续相当长时间吧。

但是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顺从的儒家也是无能应对外来压力和挑战的儒家。 这又是一段故事了。以后再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