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克格勃關於朗道院士的秘密檔案(摘錄)[⑥] (1957年12月20日) 絕密 蘇共中央 В·А·基里林同志親啟 遵囑現呈上有關朗道院士檔案資料的備要報告。 附件共16頁。 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謝羅夫) 朗道院士檔案資料備要報告 朗道，1908年出生於巴庫市，猶太人，無黨派人士，蘇聯科學院物理所理論部主任。 朗道出生於一個工程師家庭，其父1930年曾因從事破壞活動被捕，但朗道隱瞞了這一事實。 1939年，朗道因參加反蘇團體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但作為理論物理學領域的著名學者被釋放。 朗道是理論物理學領域的舉世聞名的泰斗，在許多專家看來，他可以在科學上有許多新的建樹。但是，他的科研工作，尤其是實際業務主要是完成各項具體任務。他完成這些具體任務時倒是挺認真的。 許多年間，從他的政治觀點看，他是個有明顯反蘇情緒的人，他敵視蘇聯的一切，按照他的說法，他處於“有學問的奴隸”的地位。 在這方面，國家安全委員會掌握着來自朗道周圍的偵探們所作的密報和偵察技術手段提供的大量情報。 譬如，在朗道看來，1947年蘇聯科研工作的狀況是下面這個樣子： “在我們國家，科學界已徹底地賣身投靠了，而且比國外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國外的學者畢竟還擁有某種自由。 “卑鄙無恥!不僅科學家是這個樣子，評論家、文學家、報刊雜誌記者也是這個樣子。這真是寡廉鮮恥，不值得一提。他們有人給錢，所以上邊讓他們幹什麼他們就幹什麼。” 在另外一次談話時他說： “……在我國，人們既不懂得科學又不熱愛科學，其實這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因為領導科研的是一些鉗工、木匠、細木工。科學家沒有自由展示自已才能的機會，工作方針是由上邊規定的…… “……愛國主義路線妨礙了我國的科研工作，使我們同西方國家的科學家更加隔絕，與領先的科技人員更加疏遠。” 1948年一個偵探就一次同朗道的談話報告如下： “朗道認為，美國是最慈善的國家。朗道說，有一次他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上面說某位美國科學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蘇聯來，於是，他說，這個蠢貨!要是我能同這個人換換位置就好了。” 朗道否認俄羅斯和蘇聯的科學研究工作在許多領域的領先地位，他不只一次地對其周圍小圈子裡的人提到這個看法。他對俄國科研的這種態度可由下面的聲明加以佐證： “我是個國際主義者，可他們卻稱我為世界主義者，我不會把科學分為蘇聯的科學和外國的科學。誰發明了什麼，這對我來說完全是無所謂的事。因此，我不能參加目前流行的、強調蘇聯和俄羅斯科研工作領先的鼓譟。” 朗道從猶太族中具有反蘇情緒和民族主義情緒的科學家裡面聚集了好幾位理論物理學家在自已周圍。屬於這個團體有所謂“朗道新學派”的信徒Е·М·利夫 希茨，Н·С·梅曼等。朗道在物理所組織和領導了一個由理論物理學家組成的研究班，到這個班聽課的主要是同朗道關係密切的猶太族人士。有段時間 (1951－1952年)，不是他圈子裡的科技人員是不允許到這個研修班聽課的。 1953年7－9月間，根據密報得知，朗道就揭露貝利亞的敵對活動一事，對黨和政府領導人發表了誹謗性言論。後來，在和另一位偵探談話時，他又說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不正確的。 從1953年10月起，間諜機關才注意到朗道對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開始給予正面評價。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仍堅持認為：蘇聯政府執行這種政策是不得已而為之，否則西方國家就不會相信我國的和平誠意。 在對當時發生的事件作評價時，朗道嚴歷地譴責了英法對埃及的侵略行徑和以色列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 他說： “埃及人令人佩服之至，以色列人卻是無恥之極的走狗。我完全同情埃及人民…… “……以色列人令我憤慨。我作為忘了本的的世界主義者，對以色列人感到十足的噁心。” 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對我國的對外政策作出評價。 不過，在他的圈子裡，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持這種觀點。朗道知道向他傾訴民族主義情緒的不僅是個別人，而顯然有一批人。他1956年11月3日同梅曼教授的談話就足以說明了這個問題。當回答後者民族主義的見解時，他說： “……你在為帝國主義辯護。……你已落入一個可怕的團伙，一個極其可怕的團伙……民族主義情緒使你失去了理智，以致不能理解當前發生的事情。……你正在跟不正派的人為伍，可怕的是你對此渾然不覺……”。 儘管如此，朗道本人仍繼續經常同梅曼見面，向他訴說自已的反蘇情緒。 朗道對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卻完全與眾不同。他把判亂分子同匈牙利工人階級混為一談，認為發生在匈牙利的事件是“匈牙利革命”，是“可喜可賀的事件”，是“英雄的人民”為自由而戰。 “……匈牙利革命——這實實在在是全體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國一小撮人的革命。 “……各個時代大革命家的真正後代們……他們目前表現出來的精神很值得借鑑。我要對匈牙利頂禮膜拜。” 1956年11月1日，朗道在自已家裡同一位不知姓名的人談話，當這位不知姓名的人談到考捷斯基曾喋喋不休地說類似麻煩即將出現在捷克斯洛伐克時，朗道回答說：“……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我就是這麼看的。” 在議論到蘇聯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時，他說： “……我們這兒的人決心用匈牙利人民的鮮血沾滿自身……他們管理着國家，他們是我們這裡的罪人……卡達爾何許人也，他是社會主義的叛徒……總之，他現在是個傀儡。我們這兒的人把政權交給了他，而他卻坐享其成。” 1956年11月12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同人談話時，當議論到我們在匈牙利採取的行動時，對話人提出：“假使列寧在世的話他肯定會怒髮衝冠。”朗道對此的答覆是： “但從另一方面看，列寧也做過不可告人的事。請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義。這是一出醜劇。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階級和來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發動了起義。他們提出了最為民主的要求，可他們得到的卻是子彈……這是法西斯採用的手法。 “……第一件事，早在1917年10月就作到了，幾個月之後發生了政權的轉移，政權完全轉到共產黨人手裡，共產黨立即發出指令：搶奪被掠奪的歸自已所有，他們認為在做這一切時是按科學辦事的。 “……這不是什麼錯誤，這裡面包含着某種思想，革命就是這樣實現的。” “那能不能說這種思想是不道德的?”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朗道說，“那當然。” 早先朗道醉心於完成中型機器製造部下達的幾項任務。與此同時，他還在1952年就有了干工作幹得越少越好的想法。談到這個問題時他曾說： “明智的人應該是離實際工作越遠越好。為了不深入到原子事業里去，須使出渾身解數。同時，在你每次拒絕和自行擺脫這類工作時，要做得十分小心謹慎。 “……朗道認為，如有可能的話，一個想一生過得幸福的聰明人，應儘量擺脫國家，尤其是象蘇聯這樣建立在壓迫之上的國家給你下達的任務。” 類似的議論好幾個偵探都不只一次的收集到過。1953年1月也發生過這樣的事，當時朗道對自已的一位知已同時也是學者說： “如果不是有第5項(民族項)，我也就不干保密工作了，而是從事我至今仍然落伍的科研工作。我從事的保密工作給了我某種力量…… “……可我至今仍與你在給我的信里提到的諸如“為了祖國的利益而勞動”的目標相距甚遠。這種信你該寫給中央，對我則高抬貴手。你知道，蘇聯物理學處在什麼位置，是處在第一位還是處在第十位，這不關我的事。我已經被貶到‘奴隸學者’的地位，這一點恰恰是決定一切的…… “……你要求把蘇聯的物理學推向世界一流的水平，我可以告訴你，在這方面我幫不了你什麼忙。” 在這以後的幾年裡，他仍然抱着這種觀點不放。1955年4月9日，一位偵探就這個問題報告說： “3月底，因談保密工作朗道同金茲堡被請到扎韋尼亞金處。在同提供密報的人交談時，朗道對澤利多維奇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說‘澤利多維奇壞事做盡’。 朗道對提供密報的人講，他無論如何不會同意再從事保密事業，他也不願意談這種問題。在去部里的路上，朗道提醒金茲堡，要他不要再提他要朗道干的工作。 “朗道後來對提供密報的人講述了部長接見他的情況，說部長對他十分客氣，態度很好。朗道很快使在場的人相信他不適合做保密工作，但正如他本人表示的，如果間或建議就這類問題進行探討，他是不會拒絕的。朗道說，‘當然，今後實際上什麼探討都不會有的’。” 朗道產生脫離研究保密專題的想法，也有他想得到出國機會這個原因，最近以來這點尤為明顯。 譬如1955年5月，為出席高能粒子物理學學術會議，美國物理學家韋斯科夫來到了莫斯科，為了朗道能出國，他同朗道圈子裡的人專門討論了國外最好採取什麼措施的問題。 在第一次同韋斯科夫私人會見時，在沒有任何人授權的情況下，朗道把蘇聯學者的名單交給了韋斯科夫。名單上的學者，依朗道的意見，都是應該邀請到美國 去的。這個名單上有他自已，還有依·米·利夫希茨、伊·葉·塔姆、維·拉·金茲堡等人，這些人都是直接參加中型機器製造部系統特別秘密工作的人。 朗道提交名單時對名單上的人進行了評價並講述了誰是幹什麼的。他對韋斯科夫說，塔姆是搞原子彈和氫彈的計算的，他也參加了這些工作，但程度上不及塔姆。 朗道的行為為美國人在選擇蘇聯學者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把自已的意見強加給蘇聯科學院提供了可能性。日前，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各種研究機關向朗道和其他人(主要是朗道圈子裡的人)發來了大量個人邀請。 據偵探和技術偵察裝置提供的情報，朗道要出國的想法已被他圈子裡的人，包括利夫希茨教授在內，搞得沸沸揚揚。 譬如，1956年9月30日朗道和利夫希茨有一次關於出國問題的談話(由於技術原因，這次談話沒有全記錄下來)，談話時利夫希茨勸朗道給赫魯曉夫同志寫信，上面寫上，“至少我認為我們在那裡的生活會好些……在物質方面也會變好……” 1956年10月7日，利夫希茨對朗道講： “……看來不放你我出去的原因，是害怕我們留在外國。我並不認為，這種事只有我會遇上……他們一定認為我是一個不好的物理學家……順便說句實話，如 果我真的出去能留在外國的話，他們可能會高興的，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件事大作文章。從一方面講，這並沒有什麼可遺憾的，從另一方面講，這要看他們怎麼作文 章。” 此後，朗道和利夫希茨多次談到這個話題。比如1957年3月8日，兩人之間有這樣一段對話： 利夫希茨：他們怕你留在國外……事情明擺着，你能在地球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且是舉手之勞。這一點清楚得很。 朗道：當然，我會找到工作的…… 利希夫茨：我堅信你在任何一個國家都能找到工作。 朗道：在許多國家能找到工作，但不是在任何一個國家都能找到工作……當然，你說這場鼓譟影響了我出去，因為這等於為我進行了大力宣傳，也更增加了我留在國外的危險性，你這個說法是對的。 今年(1957年)3月13日，利夫希茨同朗道就這個題目交談時又說： “……當然，對你，不只是因為你想留下，也因為他們誰也不會想，你會留下。你心裡想的事，甚至就不在他們的頭腦中。” 1957年，朗道一位極親近的人士就朗道出國一事報告說： “……既然不能相信朗道會回來，所以允許朗道出國，就是不慎重。 “他肯定不會眷戀自已的家，他對兒子的依戀亦不會產生依依不捨的印象。他很少同兒子往來，他考慮最多的不是自已的兒子，而是自已的情婦們。 “…最近20年來他生活的那種環境，他認為自已搞起來的小圈子裡的人，使一直存在於他身上的個人主義性格和自以為一貫正確的看法更加根深蒂固。 “因此，一旦出國，他只會從個人利益、個人口味、個人感受的角度去考慮自已的一言一行。” 1957年2月4日在利夫希茨和朗道談到大概他們不能去英國參加學術會議，而是由另外一個人去的時侯，利夫希茨勸朗道將這個情況通知英國人，並詢問英國人對此事的想法。 同年2月12日，朗道給英國發了封信，信上講，“我懷疑你們提到的人士裡邊的許多人，尤其是物理學家能否到會……我想你或者蒙德教授應直接和科學院聯繫。” 朗道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家裡，定時收聽外國電台廣播，接待眾多來訪的客人並向他們傳播反蘇的廣播內容。他說話的大部分內容是重複反蘇廣播和厚顏無恥地議論同各種婦女的嬡昧關係。 例如，1956年11月11日，一位不知姓名的女人拜訪了朗道，就叛亂者在匈牙利的暴行問題朗道對她講： “……革命中還從未出現過革命者搞暴行的情形。被殺的是些什麼人，還不是一些國家保安隊隊員。為了保住性命，他們甚至投降當了俘虜。我們這裡卻有些 報道說，有一個受傷的軍官被從房子拖出來殺掉了。原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在一所房子裡埋伏着4名國家保安隊隊員，用自動槍朝演說人射擊，打死了60個 人。人們好不容易才收拾他們……後來在一處廣場上我國的坦克朝人群掃射，打死了600人。 “……革命是崇高的事業，許多13至16歲的孩子戰鬥在街壘上，大學生發表演講。 “匈牙利式的英雄主義精神值得敬仰。” 通過諜報機關和偵察技術裝置得知，朗道認為自已是“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對我國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有其自已的看法。 例如，1956年12月1日，朗道在把自已同其他學者進行比較後說，“我是個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而他們是可憐的走狗……因此我有種憂越感。” 在對蘇維埃國家的行為作出反蘇評價時，朗道對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大肆誹謗。 1956年11月30日，朗道在談到對政府成員的看法時說，“嘿，怎麼能讓人相信呢?能讓人相信劊子手嗎?這種行為本來就是一種可恥的……這些人是劊子手，卑鄙下流的鄶子手!” 在另一次談話中他說，“我們已經沾滿了匈牙利的鮮血。我認為匈牙利人做的事是了不起的：是匈牙利人第一個駁倒了當今耶穌會式的思想，並給這種思想以實實在在的、刻骨銘心的打擊。這次打擊確實刻骨銘心!” 朗道認為，從十月革命那天開始蘇聯逐漸演變成法西斯國家。例如，1956年11月20日朗道在同來自哈爾科夫的學者利夫希茨交談時說，“就是從那個 時候開始，布爾什維克黨發生了演變……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種思想，一種建立法西斯國家的思想，即對搞過革命的人，作為回報，讓他們管理 國家。這是一個口號，這個口號已變成現實並且大受歡迎。再說，這個口號里有社會主義的成分——推翻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但是，這個口號里也有法西斯的 成分——把國家掌握在自已手裡。” 在稍後的1956年11月30日，朗道就這個問題發表了一通見解：“作為黨的基礎的思想是耶穌會式的。這種思想要求對上司要絕對服從。這是典型的耶穌會式的思想，耶穌會的整個歷史即是如此。” 今年(1957年)1月12日，在同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沙利尼科夫談話時朗道說： “我應該告訴你，我認為我們的制度，正如我從1937年就開始對之所了解的那樣，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現在依然如此，將來也不會有什麼變化。因此，這 個問題會有兩種情形：第一、要看這個法西斯制度的內部在多大程度上會有所改善……第二、依我看，這個制度將來總會發生動搖。我認為，只要這個制度依然存 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的改觀上，這是不可能的，一般來說也是可笑的。我對此不抱任何希望。” 在同梅曼教授談論同一話題時，朗道說，“這是明擺着的事，列寧就是頭號法西斯分子。”朗道否定我國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今年(1957年)5月，他曾說： “我們的制度是官吏階層的達官顯貴們專政的制度。我否認我們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理由是生產資料絕對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達官顯貴。” 據一位十分接近朗道的偵探報告，朗道認為，只有德羅茲多夫[⑦]這樣的達官顯貴被推翻之後，實行民主才有可能。在談論這個問題時，他拿出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在討論杜金采夫小說的作家會議上的發言稿，並裝模作樣地用顫音讀了起來。 朗道佩服發言稿的氣勢和勇氣，他說： “我們都是些膽小鬼，沒有勇氣揍‘德羅茲多夫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1957年1月26日，朗道同這位偵探交談時說： “……好好想一想吧!現在可以說有了某種可能，即在國內進行革命的可能，對這種可能我原來是不可想象的。這僅僅還是一種可能。退回到一年前，考慮在我們這裡進行革命還是荒唐可笑的，可現在不荒唐可笑了。革命總會發生的，這已不是天方夜譚。” 朗道認為，蘇聯的“現狀”不會長久地繼續下去，並就此談了他的幾個推測，即通過什麼途徑消滅蘇維埃制度。這包括他1956年12月1日的談話內容在 內，那天他說，“目前已很清楚，可能會發生軍事政變。現時政府不怎麼受歡迎，加上人民仇恨當權者，軍事政變這件事完全是可以實現的。” 當時他還說，“如果我們的制度不能用和平方式推翻的話，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並且伴隨着大戰也會出現各種慘禍。因此，用和平方式消滅蘇維埃制度的問題，從實質上講，也是事關人類命運的問題。” 正如技術偵察手段所提供的情況那樣，在同每天來訪的客人談話時，朗道多次就蘇維埃制度將不可避免地要消滅的問題陳述了自已的各種設想。 例如，1956年12月4日，同蘇聯科學院通信院士沙利尼科夫座談時朗道曾說過：“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如果不通過戰爭就能消滅我們這裡的制度——是用革命的方法還是改良的方法，這並不重要，反正都一樣——那就不會有戰爭了。沒有法西斯，也沒有戰爭。” 今年(1957年)1月23日，朗道在同一位接近他的婦女談話時說： “我們這裡的人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分子，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有時可能會多些，有時可能會少些，但他們都有法西斯思想。然而，什麼是我認為的奇蹟，奇蹟就是耶穌會式的神話，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消失。” 緊接着有這樣一段對話： 婦女：“我看不出推翻政權的途徑。” 朗道：“很難舉出這方面的例子。我認為，我們現在顯然還沒有發動軍事政變的合適將領。這是一件很容易辦到的事，絕對比較容易辦到的事。” 婦女：“可是這麼做好嗎?” 朗道：“我認為是的……” 在私生活上，朗道也是一塌糊塗，其所作所為有悖於蘇聯的道德和蘇聯人家庭生活的道德標準。他有家庭，卻同時同好幾位婦女同居，並定期更換她們。同時 他對自己妻子的類似行為持鼓勵的態度；他給妻子念情婦們寫給他的信，議論妻子的曖昧關係，遇有可以作妻子情人的人，就主動把這些新人物介紹給妻子。 蘇聯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保密局 局長 (伊萬諾夫) 1957年1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