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幽默和禁忌 吾 丁 其实，崔哥说“中华民族到了最该幽默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不是中国人缺乏幽默，而是说“不要装”。现在很流行“装”这个说法，“装”的内容也多种多样，这个话题展开以前，先说几句别的。 幽默这个东西呢，与各国各地的文化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不同国家不同地域，都有其属于自己的幽默。从这个角度来说，笼统地说中国人缺乏幽默，也是不全面的。崔哥和黄西，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幽默。崔哥代表的是京片子味道的幽默，这个幽默的根基是北京式的；黄西呢，讲的是英文，自然用英文的思维，用美国人的幽默方式，老美听了，或者懂美国文化的人听了，觉得好玩。据说他最近在华人的聚会上用中文说了一段儿，结果完全不灵。 我强调崔哥的幽默是“北京式”的，我不敢说“中国式”的，因为中国土地辽阔，地域文化差异之大，有时彼此跟外国人没什么区别（我到现在不明白我跟福建人为什么属于同一个国家，我们的文化太不一样了），不存在一个通行全中国的幽默感。不夸张地说，赵本山的幽默到了河南还勉强能通行，到了上海就不好使了，广东的老乡们看起来简直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有人说你胡说，赵本山在天河演出也能爆满，我只能很抱歉地告诉你，去看的人，99%都是东北老乡，1%是外地打工者凑热闹的。广东本地人才不去看——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好笑。 当年在上海，大家挤在一起看电视，偶尔看到马三立，我们北方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上海同学们则个个莫名其妙不知道我们在笑些啥。……换台换台！于是换了台。 同理，周立波的舞台就在上海，到了北京也不灵。 乡下人如果能听懂上海话并且了解一些上海文化，看看姚慕双和周柏春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俩的表演形式和逗乐方式，跟北方的相声很接近。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装”的含义。在讨论“装”以前，先说一点相关的话题。 中国这个国家里，最少有两个中国。这话有点绕口，分开来说就是：有一个朝廷的中国，另一个是民众的中国。这是最粗略的分法。如果用其他的标准来划分，中国里头可能存在更多的中国——那样说起来有分裂分子的嫌疑，而且需要更多的历史知识，就算了。 简单地说，中国里头有两个中国，这是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始皇帝天下一统，从此进入皇权国家形态，或说“家天下”的国家形态，与“封建社会”的形态是截然对立的，即，始皇帝统一了中国，封建社会随之结束。这样，两个中国就悄然出现。两千年以来，中国这个国家一直在“两张皮”的状态下混吃等死，不过2000多年毕竟给他混下来了，也算一个不小的成就。 中国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皇帝和皇族高高在上，占据极少的一点人口数字，而下边的大头，则是那些可怜兮兮的芸芸众生。两个集团互不搭界，皇上皇族自然不去民众那里讨生活，而草民们也把穷人的基因代代相传，除了极少数有运气的家伙考取了功名脱离了草根，绝大部分代代都是与国家不相干的穷人。皇上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皇上认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众的中国则认为，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皇上把天下看作自己的私产，一般来说也还能体恤民情，尽量让大家日子过得去，能不难为他们就不难为他们，只要他们对自己保持尊重就成；老百姓呢，也给皇上点面子，兹凡日子过得去，你皇上老儿享受你的，我们草民乐呵我的。极少数人掌控着一个巨大的国家，拒绝大多数民众参与国家事务；大多数的民众在自己的国家被边缘化，无权介入国家事务，久而久之也适应了这个边缘状态。两张皮的国家形态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皇上逐渐成了一个神圣般的存在，民众对其只能仰望不能违抗。这种国家形态下所产生的大量的民间艺术，当然有幽默成分在里边，但是，一般而言，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调侃朝廷。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文化力特有的现象：在对皇权无奈和臣服的同时，产生了对皇权的恐惧和禁忌。——不能说，不能笑，不能碰。 “三不主义”就此形成。 说到皇上体恤民情，我给大家讲个大清皇帝的例子。很多人也许注意到，乾隆爷以后的几位大清皇帝的名字都很怪，甚至不知道怎么念，这就对了。话说乾隆爷是个大孝子，他人生的目标不是为了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强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是为了让老母亲享福。这是个多么崇高的目标。结果，乾隆爷的母后，母仪天下四十余年，享尽了人间富贵，享年八十六岁寿终正寝，真可谓”福”太后也。——话题说开一点，其实后来的西太后的人生目标，也就是想象乾隆爷的母后那样享一辈子清福，她对权力并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历史机缘促狭，一辈子沉浮在宫廷权斗之中，国运多舛，根本没有享福的命了。 乾隆爷临终留下一句家谱，命令其后代按照这个家谱起名字，叫作“永绵亦载奉慈颐”。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千秋万代都要让我老妈高兴”。可是，因为皇帝的名字属于忌讳，你用了那个字，一般人就不敢用了，比如你用了“永”，那么老百姓起名字就不能带“永”了。为了体恤民情，嘉庆帝的名字叫“颙琰”，其实应该是“永炎”，两个字都很怪，为的是不给老百姓起名字设立更多的障碍。以后的道光帝叫“旻宁”，旻采“绵”的谐音；咸丰帝叫“奕詝”，然后到“载淳”，“载湉”，都是不常用甚至很怪的字。都是出自同一个想法。 到了后来，皇上叫“泽东”，民间就没有人敢起名叫“泽东”，最多敢叫到“泽民”而已。有人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描写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的生涯，其强盗的头子名叫“毛泽西”。这里头的恶意就很明显了——也从反面说明，拿皇上来调侃，在中国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弄不好要掉脑袋。文革期间就有人因为不小心说走了嘴而人头落地的。 几千年下来，中国人就在这个不成文的禁忌里顽强地生存着，个个都是生存大师。到现在，两张皮的社会状态没有改变，在下边这个中国——民众的中国，却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弊端而随之产生了民间的调侃幽默，你去刘老根大舞台看看，其实那里对社会对国家的黑暗，揭露得已经有些肆无忌惮了。但是，这些内容决不能在政府的媒体上公开。媒体仍然是党的禁脔，党控制着一切思想和言论。民间的幽默，只能在民间流传，而在官府那里，在央视那里，仍然是一如既往地“一本正经地调侃者，谎话连篇地歌颂着”。你看春晚，就是这么一台恶心人的东西。 在朝廷的中国里，一切仍然是带着面具的。尤其是对朝廷和皇族的调侃，是不被允许的。赵本山调侃的对象，只能允许到乡长级别，乡长以上咔嚓掉。在此我给大家透露一点我党的机密。根据中宣部的内部规定，媒体的报道底线是这样的：死人不管（骂毛不限制），活人可以骂到中央委员级；常委不准公开骂，谁骂抓谁。所以写毛泽西，应该没事儿。 所以，崔哥在中关村的网易大厦里大侃特侃总统，下边的听众一听，我的哥哥耶，这都是常委以上的级别，谁他妈敢公开调侃啊，这里不是西雅图，是中关村！保不齐听众里就坐着几个国家不安全局的人，怎敢造次。所以谁都不敢出声。把崔哥急坏了。 所以崔哥提醒大家“中华民族到了最该幽默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调侃国家领导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人家美国成天拿总统开涮！咱们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整天端着一本正经的架子，累不累啊！他没想到，这皇上的架子都端了2000多年了，谁能放得下。放下了就跟大众一样了，那还能显出牛逼么。 作为补充，我想指出，除了崔哥提到的对国家领导人的调侃以外，中国人还有一个禁忌不敢触碰。那就是国家民族文化历史这个领域。对中华民族进行自我批判自我调侃，或者说其他国家比中国好（尤其是日本），仍然是一个犯众怒的冒险勾当。 王小波就敢在小说里公开调侃中国的四大发明，说中国人发明的纸是“擦屁股的纸”，我很喜欢这样的调侃。——自我批判是一种自信，是一种豁达的胸襟。把清明上河图调侃成“清明上坟图”，对民族文化没有伤害。就算我不喜欢，还有您喜欢呢，你们全家都喜欢。您到底怕啥。 2013/2/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