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中國叫好還是不叫好

吾 丁

我贊成這樣一種觀點：在評價一個事物的時候，要儘量用客觀而全面的角度來思考。我原來最為某些人所詬病的缺點就是偏激，極端，不客觀等等。可是最近我發現，比我更偏激更極端更不客觀的人寫的東西，居然更受那些指責我偏激極端不客觀的人的歡迎。豈非咄咄怪事。

 比如，你要寫一篇看今日中國（純屬假設，不涉及任何具體的文章，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吧，你就必須儘量考慮到很多方面，你要在儘量多的方面拿出證據，論點，才能比較客觀公正地讓人家看到一個“今日之中國”。你通篇都是“我們有錢啦”的描述，怎麼能全面而客觀地評價今日之中國呢？我這麼說，深信所有人都同意，包括那些指責我偏激極端不客觀的人，甚至包括那些自以為是的理工科的同學們，也肯定是同意的。

我們評價一個國家，怎麼能僅僅看到錢呢？這顯然是不夠的嘛。

我是個一根兒筋，而且是個歷史系出身的一根兒筋，而且是80年代前半段受大學教育的歷史系的一根兒筋，這就很麻煩。因為我比一般人多一些歷史感，看待一個問題，首先想到歷史背景，這是一種類似職業病的思維方式。

如何評價當今的中國？我想至少要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去評價。

7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先說說為啥要改革開放。

回答這個問題，表面很簡單：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也說了，黑暗的毛時代，關起國門搞了一系列喪盡天良的胡作非為，結果“把我國的國民經濟帶到了崩潰的邊緣”，乖乖，這話絕非造謠，是黨自己說的，有案可查。黨說話一般是很客氣的，可這次連“崩潰”都說出了口，雖然是“崩潰的邊緣”，但問題到底有多嚴重，你也可以想象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你想想看，奪取了政權，掌握了這個國家的所有資源，幾十年下來，愣把這個國家帶到了崩潰的邊緣，一般的執政者誰他媽有這麼大的本事啊。

我們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深層的原因還在於，這種崩潰絕非如以往一般，僅僅停留在民眾的貧困上，這次是窮到朝廷里了。以往的朝代，皇帝或者無為而治或者昏庸無能，一般來說，除非有特大的自然災害，範圍廣大持續久遠以外，老百姓的日子一般而言還是過得去的，朝廷里則更是衣食無憂。而到了毛時代，大家也都知道了，到了最崩潰的時候，連他媽中南海里都沒肉吃了。您想想看，這問題就嚴重了。任何朝代，就算遭了災，也沒窮到朝廷里，只有摳門兒的皇帝，死後國庫里的銅錢都生了鏽沒花完撒了一地，從沒聽說過皇宮裡沒肉吃的。

大家知道，毛皇帝的夢想是什麼呢？他是想當斯大林的繼承人，先當共產主義的領袖，再進一步當上世界人民的領袖。我靠，就一湖南鄉巴佬兒！這土鱉這會兒一看，亮你媽媽批，連他娘的本皇上想吃碗紅燒肉都成了問題，還想當世界人民的領袖？當個基把毛啊。長夜難眠，夜深人靜，披衣下床，打開菊香書屋的窗戶往外一看，哎喲！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越南柬埔寨烏干達盧旺達坦桑尼亞贊比亞肯尼亞埃塞俄比亞塞內加爾，烏泱烏泱地都他娘的伸着手朝他要錢呢，不給錢？下次聯大不投你丫票啦！毛最怕這一手，想當領袖，就得靠這些亞非拉小朋友們給撐着台面，他們不給撐着，在聯大上還真沒戲。但是你要他們撐面子，你就得有銀子，可自己連紅燒肉都吃不上了，這買賣做不下去啊！回首4000多年歷史，這個國家從來沒這麼窮過，窮到朝廷里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於是在萬念俱灰中悲慘地死去。

以前的皇上，就算再操蛋，不理朝綱基本就算到頭兒了，一般也就是在皇宮大院兒里吃喝玩樂打打炮，自己高興了就好，不去騷擾老百姓。這跟毛比起來，簡直是好到天上去了。

中國人的歷史上，一貫是稱王者不稱聖，稱聖者不稱王。孔子為聖，但不是王；高祖為王，但不稱聖。只有兩個傻逼鄉巴佬兒既想當王還要稱聖，這就是洪秀全和毛澤東。毛更進一步，還想當全世界的王。

比起那些眾多的皇上，主席啊，您要是不理朝綱該多好，您老人家吃飽了就回到後宮，今天摟着玉鳳，明天抱着錦雲，後天再換一個，你愛跟誰打炮都行，多幸福啊，別操那麼多心該多好。邪門兒！他還非理朝綱不可，不但要理，而且要死乞百賴地用盡一切手段把國中之民折騰得死去活來生不如死。

你說巧不巧，活該中國人倒霉，到毛時代，在客觀上也具備了掌控一切的技術手段。那個時代恰好是科技可以做到大規模印刷和大範圍廣播，但是還沒有無線電話普及的程度，這個程度恰到好處，最大限度地讓毛這種巨型操蛋鬼充分地施展了他的惡魔般的夢想。大規模印刷，保證了人民日報和人民出版社這類印刷品的生產和發行；大範圍廣播，則保證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終日的洗腦鼓譟。這兩點就保證了我黨的“宣傳洗腦”可以暢行無阻。電視剛剛出現，還遠遠沒有到達普及的程度（在中國，電視80年代才開始普及），電話則掌握在黨政組織里，只供黨組織傳達黨的指示，一般人根本無法擁有。照相機就更是遙遠的奢侈品——而且都作為敵特的作案工具被沒收了。所以有些自以為是的理工科學生振振有詞：你說餓死人了，你有證據麼？大規模餓死人，那就應該有農民暴動……，你先等等，我靠，幸虧你還聽說過大澤鄉的陳勝吳廣，但是我問你，陳勝吳廣他們起義的條件，那些餓死的中國農民具備麼？

第一，   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整天鋪天蓋地向你灌輸的是：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奔向共產主義的美好明天，我們的前途燦爛輝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還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要去解放他們。雖然有些地區遭受了災害，但是局部的困難不會阻攔我們大躍進的腳步……

想想看，除了黨的宣傳你沒有任何別的消息來源，你滿腦子都是這樣的美麗圖景，就算你快餓死了，你感覺自己還在奔向美麗的共產主義的道路上，就算你們村餓死人了，你也相信隔壁村，隔壁縣，隔壁省的形勢一派大好，你餓死僅僅是局部的特有現象，其他人活的好好的！

請問在這種環境下，你還會有起來造反的念頭嗎？整天生活在美好幸福的夢想當中，你還想造反，你丫腦子有病啊？

第二，   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本來就是大隊人馬已經聚集在一起了，天遇大雨，眾人心有怨恨，此時有人登高一呼，眾人響應，才能揭竿而起。請問在當年的中國，怎麼會允許你上千號人聚集在一起？別說上千號人，你幾百個人聚集在一起都要被掃射（別說當時，就算現在，你幾千人聚集在一起試試看？野戰部隊立馬出動乾死你們丫挺的）。再說，你已經餓得眼冒金星雙腿篩糠，連他媽的站都站不住，給你桿槍你也拿不動，您還去造反？那時候腦子裡最想得到的是窩頭，不是手榴彈，懂嗎？你智商低一些問題不大，有點正常人的感情好不好。

還有更聰明的理工科學生用統計學概率學來證明餓死人之不可能。我靠，從概率學來說，你爸爸的精子跟你媽的卵子就不可能把你給配出來。可是你這種蠢貨不還是被配出來了麼。概率學能證明一切嗎。

言歸正傳。

我黨的精神導師到底是誰？有人說是馬克思，有人說是列寧，其實都不靠譜。我黨的精神導師是戈培爾。沒錯，就是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老師。你去看看當年戈培爾老師的宣傳指導方針，那簡直就是後來我黨亦步亦趨緊緊追隨而且切實實踐的精神瑰寶啊。現在有人一聽“納粹”兩個字就皺眉頭，覺得是個很邪惡的詞，那我告訴你“德國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黨”，這名字不錯吧？好聽不？美麗不？親切不？崛起不？

 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當年的歐洲是同質的東西，他們所宣揚的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兩個單位一個招牌。偶爾兩個人爭吵，那只是為了爭奪相同的人材而發生的撕扯，而絕非理念不同而發生的辯論。

納粹也好共產主義也罷，最重要的法寶是什麼？是宣傳。有些中國人不喜歡洗腦這個字眼——諱疾忌醫麼。他們就是在中共的洗腦中長大的，因此才忌諱這個詞。組織部長教育部長外交部長都可以不進常委，但是宣傳部長一定要當常委。說明宣傳工作是多莫重要。

當年國民政府輸給中共流寇，很大成分就是輸在洗腦宣傳不夠，遠遠不夠。國民政府里的大員，基本都曾留學歐美，很多還是博士，至少都具備一些自由主義的思想，哪怕是受過一些薰陶。因此在執政時，基本都按照西方的套路，按照憲法，按部就班地建設國家。但是中共則因為是亂黨，所以無所不用其極，造謠煽動，撒謊欺騙，根本沒有底線，所以把愚昧的民眾騙得一愣一愣，死了還不知道怎麼死的。比如當年國共合作的時候，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毛澤東竟然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的宣傳部長！雖然是代理的，但也是宣傳部長。以蔣先生對中共的深刻認識和對毛本人的洞察，他對毛絕無好感，對中共則是徹底對抗的。但是，乖乖龍地冬，毛竟然在他那裡當上了宣傳部長。這恰恰說明，宣傳部長這個職位，在國民政府里是多末的不重要，多麼的可有可無，否則怎麼能讓一個自己的死對頭去當呢。輕視洗腦，輕視宣傳，這是國民政府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毛死後，鄧上台了。鄧偉人一直被評為“務實派”，這話什麼意思呢？鄧靠邊站的時候下放到了農村，一來親眼看到了基層大眾是何等的困苦，二來，處江湖之遠，作為旁觀者也看到了毛的荒謬和操蛋。他一上台，最大的改變就是，不當世界領袖了，窮到這個份上了，再這麼折騰下去，別說亞非拉的國家不跟你走，連本國的老百姓都不跟你走了，自己也會死無葬身之地。毛土鱉在世的時候，從不到其他國家去訪問（只去過一次蘇聯還是為了朝拜乾爹斯大林），而是坐在廟堂之上等別人來朝拜——擺的是給全世界人民當皇上的譜兒。鄧就不一樣了，上台不久，放下身段跑到日本體驗新幹線。回來一身冷汗，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心說，哥們兒，別操你大爺了，還想當世界的領袖啊，都快被開除球籍了！

鄧的改革宗旨非常明確：再這樣折騰下去，我們在世界上就走投無路了！雖然我們不再想當世界的領袖，但這樣窮，在世界上沒有發言權也不行啊，老百姓是否餓死不管我的事兒，但是，我們要在世界上有發言權。這就是經濟改革的基本出發點。換句話說，朝廷窮得叮噹響，在世界上放個屁也不占地方，這才是促使鄧全力發展經濟的原動力。另一方面，政治上，鄧的思路是，共產黨對中國的絕對統治是絕不放棄的，這是個絕對的前提，誰對此產生了威脅，我們就毫不客氣地幹掉他。這條政治路線，一直貫徹到現在。所以政治改革一直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到最近乾脆，甚至連樓梯都不響了。

這就進入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個年代整體的中國是昂揚的，謙虛的，國門關閉了幾十年，突然開放了，大家出去一看，世界跟我們人民日報的宣傳差得太遠了，那時的衝擊力太大了，人人都覺得我們樣樣趕不上人家，再不努力就真沒得混了。

那個時代是很謙虛的，大家都在反思我們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包括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從經濟到政治，全方位地思索與人家的差距。在當權者這邊，也因為讓大家遭了那麼多年的罪，受了那麼多苦而做賊心虛，因此，在思想領域也允許有一定程度的開放，因此就形成了思想文化領域的大反思時代，一時間文化界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派繁榮自由；經濟方面呢，我一貫認為經濟是個很簡單的東西，經濟活動屬於人性的本能，你只要不去刻意壓制他，5塊進貨要買到6塊錢以上，越高越好，這是常識，誰都懂，開放改革的含義就是，以前不允許做買賣，現在允許了，僅此而已。

所以，80年代前半段，經濟方面蒸蒸日上，每個家庭都切實感到了物質的充實，享受到了經濟發展的好處；政治方面，言論自由，文化繁榮，出版也很自由。那個時代真是1949年以來絕無僅有的一段黃金時光。因此我們在那個時代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了希望，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了期待。我們從內心為中國叫好。那時候叫好是真心的，因為那時候的中國真的很不錯。

經濟走上坡路，大家生活好轉；言論開放，暢所欲言，自我反思很盛行。不像現在，一提到對中國人的批評，很多人就蹦着高地罵你狗漢奸。明擺着是不好的事情，在80年代大家都批判，現在反而不允許批判了。這樣的事例很多。比如前幾天我看到一個留美的博士寫了一篇回中國的經歷，提到他去辦事，需要排隊，結果被人加塞，鬧得很不愉快。結果跟貼里很多人竟然大罵這個博士，那個語氣我們很熟悉，無非就是，我最煩你們這種數典忘祖的留美人士了，你覺得你到了美國就了不起了，就看不起自己的同胞了！……云云，云云，本來加塞是不好的，結果，這麼一來，是與非又混淆了。還有一篇文章，是北美的愛國志士寫的，叫什麼，中國人不愛讀書礙着你什麼事兒了！……本來呢，你不愛讀書，這不是什麼好習慣，不值得拿出來吹噓，但是別人說了這個現象，他就一定要跳出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地反咬一口。不愛讀書在他那裡反而成了好事情。

這就是現在的流行心態跟我們當年心態的差別。並不是說那些缺點已經被中國人克服了，不，那些缺點依然故我，而是不容你批評了而已。

接着說。

我們不要忘了鄧的思路。那就是，他所謂的改革開放，目的是為了讓朝廷有錢，而不是讓老百姓有錢。所以經濟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讓政府攢外匯為出發點的。其方法就是利用中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給外國人加工，賺取的一點加工費的外匯，全部征繳到中央政府，然後給加工廠一點微不足道的補償。就是這樣一個畸形的經濟改革方式，經過幾十年的積累，終於讓政府積累了大量的美金，但是加工廠的工人們，卻仍然一貧如洗。現在很多中國人民歡呼“我們強大了！”說的就是這個事兒——民眾的血汗賺來的外匯，都被拿到中央那裡，“國家”很有錢了，敢於跟老美叫板了，所以“國家強大了”。從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國家”的邪惡。

鄧的務實，只是說他不想當世界領袖了，共產黨在中國的絕對權威，他還是要維持的，這一點，鄧跟毛絕無不同。因此，當言論越來越自由，大家的反思逐漸地轉向到要清算幾十年來的反動執政黨了，老鄧便警覺了起來。政治不能開放改革！這是老鄧的第一反應。人人都清楚，我黨幾十年間的所作所為，實在是罪孽深重，欠債太多，沒法償還，要清算的話，只能下台。問題是以中國人的性格，下台也不算完，不知道有多少黨的人要被清算掉腦袋，那又是一場血腥的流血。讓你們反思，那是個高姿態，知識分子始終都是黨的工具，也是老九，需要你們的時候自然派你們上場，不需要的時候你們也別得意，而知識分子們得意忘形得太快，把我黨當傻逼啦！

然而，知識分子們還是做了一系列嘗試，雖然這些嘗試都以失敗而告終。先是86年的學潮，而後就是89年北京之春大規模對現政府的抗議活動，達到了頂峰。89年我已經畢業一年，算社會青年了，但憂國憂民之心尚在，還是義無反顧地參加了遊行示威。這些年來我看到很多當年的參加者寫了許多表明自己“幡然悔悟”的文章，說起來很慚愧，我到現在還沒有幡然悔悟，不能與時俱進，仍然認為我們當年的行動是正確的。

開槍以後很多黨的擁護者傻逼呵呵地傳播這樣一個歪理：鎮壓以後，我們的經濟大大地發展了，經濟的騰飛舉世矚目了，所以鎮壓是正確的。

 我真不知道這些中國人的腦子是怎麼長的。當年學生運動的口號是：支持經濟改革，深化經濟改革；反對官倒；要政治改革，結束老人政治，要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等。沒有任何一個學生反對經濟改革。鄧偉人當年召集政要元老在他家裡開會時說得很清楚，學生工人市民都起來了，什麼樣的口號都喊出來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都出來了，唯獨沒有反對改革的口號。

有人擁護經濟改革，你把它鎮壓了，然後你發展了經濟，然後你說鎮壓的正確，這是什麼邏輯，我到現在沒想清楚。……有一個力，跟你的力是同方向的，也就是說它是個推動力，你打掉了這個動力，然後說你在前進方向上的進步歸功於這個力的消失……我曹禮良，你們家的物理學是在柬埔寨學來的吧？說這話的還自稱是理工科學生！

相反，當年學生們提出的政治方面的訴求，卻被槍聲和坦克車鎮壓了下去，猶如原野上開放的一點點鮮艷的野花，被無情地碾作了爛泥，染紅了長安大街兩側。

鎮壓以後，中國的前進方向，就是更加大力地發展經濟，更加賣力地壓制政治自由。悶聲大發財。換句話說，政治改革，包括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人權理念等等這些東西一概不提，政治體制問題一概不允許提及；經濟則猶如脫了韁的野馬，一日千里地狂奔下去。這個一條腿的改革，一直持續到今天。

結果怎麼樣呢？我們用偉人的理論來做結論。關於經濟改革，我們從偉人的著作里去尋找證據。鄧偉人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明確指出：我們的改革不能出現大的貧富差距，如果我們出現了大的貧富差距，那麼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那麼，中國的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前幾年有關的國際機構還在調查，發表的數字已經觸目驚心了。最近幾年乾脆不調查了，為啥？一個原因是不讓調查了，另一個原因是，調查還有啥意義呢，跟前幾天哈爾濱的PM2.5指數一樣，已經突破測量上限了，沒法量了。

按照偉人的標準，經濟改革已經失敗了。

經濟改革失敗了，政治體製絲毫不變。這就是30多年來的發展結果。你還有什麼好吹。

中國人民有一個特點：不信邪。可是現實就是這般促狹：你越不信邪，邪門兒的事就越是找上頭來。你不改變政治體制，他最終就會成為經濟發展的桎梏。這個規律，任你有多大本事也逃不脫。

不改變政治體制，怎麼辦？摸着石頭過河。已經摸了幾十年，還沒摸出個名堂。過河的方法，其實早就看到了，大橋也在那裡，可就是非在水裡摸索不可。為什麼？摸石頭摸出了巨大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不允許你過河了，只能把石頭摸到底了。這個集團就是殷海光先生提到的那種在集權政治體制下出現的“政治性的經濟貴族”。他們靠着權力而獲得經濟利益，挾持了整個國家。有人說目前中國的經濟，就掌握在高乾子弟的大概500個家庭手裡，按人數算，就掌握在這500個家庭包括他們周邊的5,000人手裡。中國的億萬富豪，絕大多數都在這個政治性的經濟貴族群體裡，他們富可敵國，呼風喚雨。真正牛逼的，是這些人，你一介草民，替人家高興個什麼勁兒。

有些人看到的今日之中國就是中國人很有錢了，這個現象，也不能說全錯，但是也沒什麼值得驕傲。國家整體增印的貨幣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通貨膨脹急速增長，其中絕大部分的錢，還是流入了那些政治性的經濟貴族群體裡，剩下的一點可憐的麵包渣，流入民眾的錢袋，這是微乎其微的。房地產一日千里地漲價，一般的年輕人怎麼買得起。增發了那麼多貨幣，不加在房價上如何處置？北京的打工族根本買不起房，已經買到廊坊的香河去了。上班單程120公里。怎麼辦？沒辦法。你去問問一般城市的大學畢業生，一個月的收支情形，肯定讓你大吃一驚。而且，流入民間的這點微不足道的錢，按照我的精神導師殷海光先生的說法，也是集權體制下施捨給一般大眾的一點小小的恩惠而已，在這樣的政治經濟體制下，他今天可以施捨給你，明天就可能剝奪，民眾始終無法逃脫奴隸般的命運。

有人說中國人有錢，跑到世界各地購物。我也經常碰到到日本來購物的中國人，說實在話，我真不覺得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他們拼命地攢了半年錢，來一趟自然帶着存款，省吃儉用，買一些日本的產品而已。那些產品遠比在中國便宜，甚至搭上機票都合算，買得越多越合算，因此很多人購物反倒不如到日本，還順便旅遊，吃點沒有污染的食品，還要給來不了的人代買，因此看上去購買力很大。中國人的優勢在於人口基數大，因此購買者永遠沒有窮盡，僅此而已，並不說明他們很有錢。

其他的方面，比如社會整體性的道德喪失，整體性的撒謊，沒有信用，等等，使得這個國家令人沒有安全感，所以很多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海外去。孩子送出去的年齡越來越低，現在很多孩子初中就離開中國了，根本就不知道中國是怎麼回事兒，長大了以後也二逼呵呵地跟我們辯論“中國問題”，你說多讓人傷腦筋。這一切是這是怎麼形成的？這就是幾十年來你政府整天撒謊，被揭穿以後，既不臉紅也不道歉也不反省，反過來要求大家閉嘴！上行下效，你這樣對待人民，人民也就變成相同的人。因此社會就變形了。

用中醫的話來說，當今的中國，就是一個經絡堵塞的病體，堵塞的原因是知道的，但是誰也不敢去捅破，所以大家都揣着明白裝糊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拆西牆補東牆，東一耙子西一掃帚，今天弄個科技園，明天弄個自貿區，說來說去還是摸石頭而不過河。說它是個病體，但畢竟不是一個人體，而是一個國家，好在這個國家很大很大，也禁得起折騰，因此繼續折騰下去，問題也不大，但是你要說他好，我還要掂量掂量。

2013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