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叫好还是不叫好

吾 丁

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在评价一个事物的时候，要尽量用客观而全面的角度来思考。我原来最为某些人所诟病的缺点就是偏激，极端，不客观等等。可是最近我发现，比我更偏激更极端更不客观的人写的东西，居然更受那些指责我偏激极端不客观的人的欢迎。岂非咄咄怪事。

 比如，你要写一篇看今日中国（纯属假设，不涉及任何具体的文章，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吧，你就必须尽量考虑到很多方面，你要在尽量多的方面拿出证据，论点，才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让人家看到一个“今日之中国”。你通篇都是“我们有钱啦”的描述，怎么能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今日之中国呢？我这么说，深信所有人都同意，包括那些指责我偏激极端不客观的人，甚至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理工科的同学们，也肯定是同意的。

我们评价一个国家，怎么能仅仅看到钱呢？这显然是不够的嘛。

我是个一根儿筋，而且是个历史系出身的一根儿筋，而且是80年代前半段受大学教育的历史系的一根儿筋，这就很麻烦。因为我比一般人多一些历史感，看待一个问题，首先想到历史背景，这是一种类似职业病的思维方式。

如何评价当今的中国？我想至少要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去评价。

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先说说为啥要改革开放。

回答这个问题，表面很简单：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也说了，黑暗的毛时代，关起国门搞了一系列丧尽天良的胡作非为，结果“把我国的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乖乖，这话绝非造谣，是党自己说的，有案可查。党说话一般是很客气的，可这次连“崩溃”都说出了口，虽然是“崩溃的边缘”，但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你也可以想象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你想想看，夺取了政权，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几十年下来，愣把这个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一般的执政者谁他妈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我们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崩溃绝非如以往一般，仅仅停留在民众的贫困上，这次是穷到朝廷里了。以往的朝代，皇帝或者无为而治或者昏庸无能，一般来说，除非有特大的自然灾害，范围广大持续久远以外，老百姓的日子一般而言还是过得去的，朝廷里则更是衣食无忧。而到了毛时代，大家也都知道了，到了最崩溃的时候，连他妈中南海里都没肉吃了。您想想看，这问题就严重了。任何朝代，就算遭了灾，也没穷到朝廷里，只有抠门儿的皇帝，死后国库里的铜钱都生了锈没花完撒了一地，从没听说过皇宫里没肉吃的。

大家知道，毛皇帝的梦想是什么呢？他是想当斯大林的继承人，先当共产主义的领袖，再进一步当上世界人民的领袖。我靠，就一湖南乡巴佬儿！这土鳖这会儿一看，亮你妈妈批，连他娘的本皇上想吃碗红烧肉都成了问题，还想当世界人民的领袖？当个基把毛啊。长夜难眠，夜深人静，披衣下床，打开菊香书屋的窗户往外一看，哎哟！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越南柬埔寨乌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乌泱乌泱地都他娘的伸着手朝他要钱呢，不给钱？下次联大不投你丫票啦！毛最怕这一手，想当领袖，就得靠这些亚非拉小朋友们给撑着台面，他们不给撑着，在联大上还真没戏。但是你要他们撑面子，你就得有银子，可自己连红烧肉都吃不上了，这买卖做不下去啊！回首4000多年历史，这个国家从来没这么穷过，穷到朝廷里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于是在万念俱灰中悲惨地死去。

以前的皇上，就算再操蛋，不理朝纲基本就算到头儿了，一般也就是在皇宫大院儿里吃喝玩乐打打炮，自己高兴了就好，不去骚扰老百姓。这跟毛比起来，简直是好到天上去了。

中国人的历史上，一贯是称王者不称圣，称圣者不称王。孔子为圣，但不是王；高祖为王，但不称圣。只有两个傻逼乡巴佬儿既想当王还要称圣，这就是洪秀全和毛泽东。毛更进一步，还想当全世界的王。

比起那些众多的皇上，主席啊，您要是不理朝纲该多好，您老人家吃饱了就回到后宫，今天搂着玉凤，明天抱着锦云，后天再换一个，你爱跟谁打炮都行，多幸福啊，别操那么多心该多好。邪门儿！他还非理朝纲不可，不但要理，而且要死乞百赖地用尽一切手段把国中之民折腾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

你说巧不巧，活该中国人倒霉，到毛时代，在客观上也具备了掌控一切的技术手段。那个时代恰好是科技可以做到大规模印刷和大范围广播，但是还没有无线电话普及的程度，这个程度恰到好处，最大限度地让毛这种巨型操蛋鬼充分地施展了他的恶魔般的梦想。大规模印刷，保证了人民日报和人民出版社这类印刷品的生产和发行；大范围广播，则保证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终日的洗脑鼓噪。这两点就保证了我党的“宣传洗脑”可以畅行无阻。电视刚刚出现，还远远没有到达普及的程度（在中国，电视80年代才开始普及），电话则掌握在党政组织里，只供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一般人根本无法拥有。照相机就更是遥远的奢侈品——而且都作为敌特的作案工具被没收了。所以有些自以为是的理工科学生振振有词：你说饿死人了，你有证据么？大规模饿死人，那就应该有农民暴动……，你先等等，我靠，幸亏你还听说过大泽乡的陈胜吴广，但是我问你，陈胜吴广他们起义的条件，那些饿死的中国农民具备么？

第一，   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整天铺天盖地向你灌输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奔向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我们的前途灿烂辉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去解放他们。虽然有些地区遭受了灾害，但是局部的困难不会阻拦我们大跃进的脚步……

想想看，除了党的宣传你没有任何别的消息来源，你满脑子都是这样的美丽图景，就算你快饿死了，你感觉自己还在奔向美丽的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就算你们村饿死人了，你也相信隔壁村，隔壁县，隔壁省的形势一派大好，你饿死仅仅是局部的特有现象，其他人活的好好的！

请问在这种环境下，你还会有起来造反的念头吗？整天生活在美好幸福的梦想当中，你还想造反，你丫脑子有病啊？

第二，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本来就是大队人马已经聚集在一起了，天遇大雨，众人心有怨恨，此时有人登高一呼，众人响应，才能揭竿而起。请问在当年的中国，怎么会允许你上千号人聚集在一起？别说上千号人，你几百个人聚集在一起都要被扫射（别说当时，就算现在，你几千人聚集在一起试试看？野战部队立马出动干死你们丫挺的）。再说，你已经饿得眼冒金星双腿筛糠，连他妈的站都站不住，给你杆枪你也拿不动，您还去造反？那时候脑子里最想得到的是窝头，不是手榴弹，懂吗？你智商低一些问题不大，有点正常人的感情好不好。

还有更聪明的理工科学生用统计学概率学来证明饿死人之不可能。我靠，从概率学来说，你爸爸的精子跟你妈的卵子就不可能把你给配出来。可是你这种蠢货不还是被配出来了么。概率学能证明一切吗。

言归正传。

我党的精神导师到底是谁？有人说是马克思，有人说是列宁，其实都不靠谱。我党的精神导师是戈培尔。没错，就是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老师。你去看看当年戈培尔老师的宣传指导方针，那简直就是后来我党亦步亦趋紧紧追随而且切实实践的精神瑰宝啊。现在有人一听“纳粹”两个字就皱眉头，觉得是个很邪恶的词，那我告诉你“德国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这名字不错吧？好听不？美丽不？亲切不？崛起不？

 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年的欧洲是同质的东西，他们所宣扬的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两个单位一个招牌。偶尔两个人争吵，那只是为了争夺相同的人材而发生的撕扯，而绝非理念不同而发生的辩论。

纳粹也好共产主义也罢，最重要的法宝是什么？是宣传。有些中国人不喜欢洗脑这个字眼——讳疾忌医么。他们就是在中共的洗脑中长大的，因此才忌讳这个词。组织部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都可以不进常委，但是宣传部长一定要当常委。说明宣传工作是多莫重要。

当年国民政府输给中共流寇，很大成分就是输在洗脑宣传不够，远远不够。国民政府里的大员，基本都曾留学欧美，很多还是博士，至少都具备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哪怕是受过一些熏陶。因此在执政时，基本都按照西方的套路，按照宪法，按部就班地建设国家。但是中共则因为是乱党，所以无所不用其极，造谣煽动，撒谎欺骗，根本没有底线，所以把愚昧的民众骗得一愣一愣，死了还不知道怎么死的。比如当年国共合作的时候，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竟然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虽然是代理的，但也是宣传部长。以蒋先生对中共的深刻认识和对毛本人的洞察，他对毛绝无好感，对中共则是彻底对抗的。但是，乖乖龙地冬，毛竟然在他那里当上了宣传部长。这恰恰说明，宣传部长这个职位，在国民政府里是多末的不重要，多么的可有可无，否则怎么能让一个自己的死对头去当呢。轻视洗脑，轻视宣传，这是国民政府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毛死后，邓上台了。邓伟人一直被评为“务实派”，这话什么意思呢？邓靠边站的时候下放到了农村，一来亲眼看到了基层大众是何等的困苦，二来，处江湖之远，作为旁观者也看到了毛的荒谬和操蛋。他一上台，最大的改变就是，不当世界领袖了，穷到这个份上了，再这么折腾下去，别说亚非拉的国家不跟你走，连本国的老百姓都不跟你走了，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毛土鳖在世的时候，从不到其他国家去访问（只去过一次苏联还是为了朝拜干爹斯大林），而是坐在庙堂之上等别人来朝拜——摆的是给全世界人民当皇上的谱儿。邓就不一样了，上台不久，放下身段跑到日本体验新干线。回来一身冷汗，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心说，哥们儿，别操你大爷了，还想当世界的领袖啊，都快被开除球籍了！

邓的改革宗旨非常明确：再这样折腾下去，我们在世界上就走投无路了！虽然我们不再想当世界的领袖，但这样穷，在世界上没有发言权也不行啊，老百姓是否饿死不管我的事儿，但是，我们要在世界上有发言权。这就是经济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换句话说，朝廷穷得叮当响，在世界上放个屁也不占地方，这才是促使邓全力发展经济的原动力。另一方面，政治上，邓的思路是，共产党对中国的绝对统治是绝不放弃的，这是个绝对的前提，谁对此产生了威胁，我们就毫不客气地干掉他。这条政治路线，一直贯彻到现在。所以政治改革一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到最近干脆，甚至连楼梯都不响了。

这就进入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年代整体的中国是昂扬的，谦虚的，国门关闭了几十年，突然开放了，大家出去一看，世界跟我们人民日报的宣传差得太远了，那时的冲击力太大了，人人都觉得我们样样赶不上人家，再不努力就真没得混了。

那个时代是很谦虚的，大家都在反思我们这个国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包括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从经济到政治，全方位地思索与人家的差距。在当权者这边，也因为让大家遭了那么多年的罪，受了那么多苦而做贼心虚，因此，在思想领域也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因此就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反思时代，一时间文化界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派繁荣自由；经济方面呢，我一贯认为经济是个很简单的东西，经济活动属于人性的本能，你只要不去刻意压制他，5块进货要买到6块钱以上，越高越好，这是常识，谁都懂，开放改革的含义就是，以前不允许做买卖，现在允许了，仅此而已。

所以，80年代前半段，经济方面蒸蒸日上，每个家庭都切实感到了物质的充实，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政治方面，言论自由，文化繁荣，出版也很自由。那个时代真是1949年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段黄金时光。因此我们在那个时代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们从内心为中国叫好。那时候叫好是真心的，因为那时候的中国真的很不错。

经济走上坡路，大家生活好转；言论开放，畅所欲言，自我反思很盛行。不像现在，一提到对中国人的批评，很多人就蹦着高地骂你狗汉奸。明摆着是不好的事情，在80年代大家都批判，现在反而不允许批判了。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留美的博士写了一篇回中国的经历，提到他去办事，需要排队，结果被人加塞，闹得很不愉快。结果跟贴里很多人竟然大骂这个博士，那个语气我们很熟悉，无非就是，我最烦你们这种数典忘祖的留美人士了，你觉得你到了美国就了不起了，就看不起自己的同胞了！……云云，云云，本来加塞是不好的，结果，这么一来，是与非又混淆了。还有一篇文章，是北美的爱国志士写的，叫什么，中国人不爱读书碍着你什么事儿了！……本来呢，你不爱读书，这不是什么好习惯，不值得拿出来吹嘘，但是别人说了这个现象，他就一定要跳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反咬一口。不爱读书在他那里反而成了好事情。

这就是现在的流行心态跟我们当年心态的差别。并不是说那些缺点已经被中国人克服了，不，那些缺点依然故我，而是不容你批评了而已。

接着说。

我们不要忘了邓的思路。那就是，他所谓的改革开放，目的是为了让朝廷有钱，而不是让老百姓有钱。所以经济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让政府攒外汇为出发点的。其方法就是利用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给外国人加工，赚取的一点加工费的外汇，全部征缴到中央政府，然后给加工厂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偿。就是这样一个畸形的经济改革方式，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终于让政府积累了大量的美金，但是加工厂的工人们，却仍然一贫如洗。现在很多中国人民欢呼“我们强大了！”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民众的血汗赚来的外汇，都被拿到中央那里，“国家”很有钱了，敢于跟老美叫板了，所以“国家强大了”。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的邪恶。

邓的务实，只是说他不想当世界领袖了，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权威，他还是要维持的，这一点，邓跟毛绝无不同。因此，当言论越来越自由，大家的反思逐渐地转向到要清算几十年来的反动执政党了，老邓便警觉了起来。政治不能开放改革！这是老邓的第一反应。人人都清楚，我党几十年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罪孽深重，欠债太多，没法偿还，要清算的话，只能下台。问题是以中国人的性格，下台也不算完，不知道有多少党的人要被清算掉脑袋，那又是一场血腥的流血。让你们反思，那是个高姿态，知识分子始终都是党的工具，也是老九，需要你们的时候自然派你们上场，不需要的时候你们也别得意，而知识分子们得意忘形得太快，把我党当傻逼啦！

然而，知识分子们还是做了一系列尝试，虽然这些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先是86年的学潮，而后就是89年北京之春大规模对现政府的抗议活动，达到了顶峰。89年我已经毕业一年，算社会青年了，但忧国忧民之心尚在，还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游行示威。这些年来我看到很多当年的参加者写了许多表明自己“幡然悔悟”的文章，说起来很惭愧，我到现在还没有幡然悔悟，不能与时俱进，仍然认为我们当年的行动是正确的。

开枪以后很多党的拥护者傻逼呵呵地传播这样一个歪理：镇压以后，我们的经济大大地发展了，经济的腾飞举世瞩目了，所以镇压是正确的。

 我真不知道这些中国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当年学生运动的口号是：支持经济改革，深化经济改革；反对官倒；要政治改革，结束老人政治，要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反对经济改革。邓伟人当年召集政要元老在他家里开会时说得很清楚，学生工人市民都起来了，什么样的口号都喊出来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都出来了，唯独没有反对改革的口号。

有人拥护经济改革，你把它镇压了，然后你发展了经济，然后你说镇压的正确，这是什么逻辑，我到现在没想清楚。……有一个力，跟你的力是同方向的，也就是说它是个推动力，你打掉了这个动力，然后说你在前进方向上的进步归功于这个力的消失……我曹礼良，你们家的物理学是在柬埔寨学来的吧？说这话的还自称是理工科学生！

相反，当年学生们提出的政治方面的诉求，却被枪声和坦克车镇压了下去，犹如原野上开放的一点点鲜艳的野花，被无情地碾作了烂泥，染红了长安大街两侧。

镇压以后，中国的前进方向，就是更加大力地发展经济，更加卖力地压制政治自由。闷声大发财。换句话说，政治改革，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权理念等等这些东西一概不提，政治体制问题一概不允许提及；经济则犹如脱了缰的野马，一日千里地狂奔下去。这个一条腿的改革，一直持续到今天。

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用伟人的理论来做结论。关于经济改革，我们从伟人的著作里去寻找证据。邓伟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不能出现大的贫富差距，如果我们出现了大的贫富差距，那么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那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前几年有关的国际机构还在调查，发表的数字已经触目惊心了。最近几年干脆不调查了，为啥？一个原因是不让调查了，另一个原因是，调查还有啥意义呢，跟前几天哈尔滨的PM2.5指数一样，已经突破测量上限了，没法量了。

按照伟人的标准，经济改革已经失败了。

经济改革失败了，政治体制丝毫不变。这就是30多年来的发展结果。你还有什么好吹。

中国人民有一个特点：不信邪。可是现实就是这般促狭：你越不信邪，邪门儿的事就越是找上头来。你不改变政治体制，他最终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这个规律，任你有多大本事也逃不脱。

不改变政治体制，怎么办？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摸了几十年，还没摸出个名堂。过河的方法，其实早就看到了，大桥也在那里，可就是非在水里摸索不可。为什么？摸石头摸出了巨大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不允许你过河了，只能把石头摸到底了。这个集团就是殷海光先生提到的那种在集权政治体制下出现的“政治性的经济贵族”。他们靠着权力而获得经济利益，挟持了整个国家。有人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就掌握在高干子弟的大概500个家庭手里，按人数算，就掌握在这500个家庭包括他们周边的5,000人手里。中国的亿万富豪，绝大多数都在这个政治性的经济贵族群体里，他们富可敌国，呼风唤雨。真正牛逼的，是这些人，你一介草民，替人家高兴个什么劲儿。

有些人看到的今日之中国就是中国人很有钱了，这个现象，也不能说全错，但是也没什么值得骄傲。国家整体增印的货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通货膨胀急速增长，其中绝大部分的钱，还是流入了那些政治性的经济贵族群体里，剩下的一点可怜的面包渣，流入民众的钱袋，这是微乎其微的。房地产一日千里地涨价，一般的年轻人怎么买得起。增发了那么多货币，不加在房价上如何处置？北京的打工族根本买不起房，已经买到廊坊的香河去了。上班单程120公里。怎么办？没办法。你去问问一般城市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收支情形，肯定让你大吃一惊。而且，流入民间的这点微不足道的钱，按照我的精神导师殷海光先生的说法，也是集权体制下施舍给一般大众的一点小小的恩惠而已，在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他今天可以施舍给你，明天就可能剥夺，民众始终无法逃脱奴隶般的命运。

有人说中国人有钱，跑到世界各地购物。我也经常碰到到日本来购物的中国人，说实在话，我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们拼命地攒了半年钱，来一趟自然带着存款，省吃俭用，买一些日本的产品而已。那些产品远比在中国便宜，甚至搭上机票都合算，买得越多越合算，因此很多人购物反倒不如到日本，还顺便旅游，吃点没有污染的食品，还要给来不了的人代买，因此看上去购买力很大。中国人的优势在于人口基数大，因此购买者永远没有穷尽，仅此而已，并不说明他们很有钱。

其他的方面，比如社会整体性的道德丧失，整体性的撒谎，没有信用，等等，使得这个国家令人没有安全感，所以很多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海外去。孩子送出去的年龄越来越低，现在很多孩子初中就离开中国了，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儿，长大了以后也二逼呵呵地跟我们辩论“中国问题”，你说多让人伤脑筋。这一切是这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几十年来你政府整天撒谎，被揭穿以后，既不脸红也不道歉也不反省，反过来要求大家闭嘴！上行下效，你这样对待人民，人民也就变成相同的人。因此社会就变形了。

用中医的话来说，当今的中国，就是一个经络堵塞的病体，堵塞的原因是知道的，但是谁也不敢去捅破，所以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西墙补东墙，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今天弄个科技园，明天弄个自贸区，说来说去还是摸石头而不过河。说它是个病体，但毕竟不是一个人体，而是一个国家，好在这个国家很大很大，也禁得起折腾，因此继续折腾下去，问题也不大，但是你要说他好，我还要掂量掂量。

2013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