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弥赛亚》,说日本人的合唱
1.
亨德尔本来的名字叫格里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是与巴赫同年出生的德国人。年轻时周游意大利开始写歌剧,后来在英国落下脚来,42岁那年归化英国国籍,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叫乔治.弗雷德里克.亨德尔的英国人。德国说他是德国人,英国说他是英国人,左右逢源,好不逍遥。后来,另一个伟大的德国人爱因斯坦也离开了德国,但那是因为痛恨法西斯,他说“我的祖国不是德国!”。搞得德国人也不好意思跟他套瓷认老乡。可见,生活在法西斯时代,是多么不幸。
亨德尔没碰上法西斯,就幸运多了。
1741年冬,56岁的亨德尔即将去爱尔兰巡演,出发之前有一段空闲时间。这时,他的朋友查尔斯.詹宁斯拿着一些摘编的圣经章节找到他,说:“我摘录了一些圣经章节作为歌词,你给它谱上曲,创作一部伟大的作品”。这位詹宁斯出身富家,在很多领域颇有造诣,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圣经研究者,同时十分推崇亨德尔的音乐天才,因此找上门来请亨德尔写个作品。
亨德尔接过詹宁斯的圣经摘录,开始埋头创作,用24天就写完了整部清唱剧(oratorio),冠名《弥赛亚》。没来得及告诉詹宁斯,他就带着新作品去了爱尔兰,1742年4月,在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他把《弥赛亚》搬上舞台,立刻得到了狂热的欢呼。
没成想,回到伦敦以后,等待他和《弥赛亚》的,竟是一片倒彩。这个现象也不难理解,首先,音乐作品首演受到恶评的,比比皆是,今天我们耳能详熟的许多伟大作品,刚写出来的时候都是历经沧桑连滚带爬苟且偷生,很长时间以后才被人接受,有些甚至是作曲家死了以后,被后来的作曲家翻炒,才名满天下的。比如贝九,贝多芬的原作虽然没有人直接喝倒彩,但是也绝没有今天那样高度的评价,也很少上演,冷言冷语倒是不少。如果没有后来的瓦格纳努力不懈,改编巡演,就没有今天的贝九;而巴赫的许多作品之所以成为瑰宝,则归功于门德尔松的挖掘发现和介绍推广。另一方面,我想,英国人之所以喝倒彩,很可能也是一种“邻国相轻”效应——你一个英国人,竟然跑到爱尔兰去首演,什么情况?看不起英国么!英国待你不薄啊!岛国人的小心眼儿历来如此——你越是在爱尔兰受到好评,我们就越不鸟你,故意寒碜你。估计就是这样。
富家子弟詹宁斯听了,也浑身不舒服。尤其是当他得知亨德尔24天就写完了《弥赛亚》时,可算找到了发牢骚的借口:“不怕跟你说,我本来呢,准备让你用一年时间,踏踏实实地写一部作品,咱不差钱!没想到你只用了24天就交差,哥们,你这是明显没拿我当回事儿么!”云云。
人家24天就把这样一部大作品写出来,说明人家是天才,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这个作品受到了圣灵的启发才能这么快写出来,你一个俗人,发的哪门子牢骚。
偏见归偏见,牢骚归牢骚,《弥赛亚》一直在各地上演,并渐渐得到好评。到了1743年,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转机终于来临:英王乔治二世听了《弥赛亚》,当即赞赏不已。当他听到伟大的《哈利路亚》合唱的时候,竟然情不自禁地起立,并以站立的姿势一直听到合唱结束。因此而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听《哈利路亚》合唱的时候,听众都要起立,表示对上帝的无限赞美,同时也表达对作曲家和演唱者的最高敬意。
至此,《弥赛亚》终于修成正果,开始堂而皇之地成为伟大的赞美而被众人追捧,以其充满圣灵引导的颂赞,恢宏的气势以及完美的音乐结构,独树一帜,傲视群侪,成为宗教音乐里的一颗明珠。
2.
很多年前,我在东京的圣玛丽娅天主教大教堂听过一个业余合唱团演唱的《弥赛亚》,很受震撼,后来买了CD,听了很多次,对这部作品整体上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某些唱段的印象更加深刻。
20号晚上的这次演出,合唱及独唱,都是国立东京艺术大学声乐系的学生,伴奏是同校的交响乐团。地点是上野的东京文化会馆,这是东京众多的一流音乐厅之一,我已经多次在这里欣赏过各种音乐家的演出,对这个会馆很有感情。不过话说回来,这么多年听音乐会多数都是承蒙朋友免费邀请,这次则不同,因为是慈善性质的,大家都不赚钱,门票钱赞助社会公益事业。出钱不算什么,没想到票子是最上一层的最后一排,倒是令我大出意外。这是离舞台最远的位置,头一次坐在这么远的距离听音乐会。
说实话,东京艺大的学生乐团和合唱团的确不同凡响。我在最远的距离,他们的声音仍然能够清晰地传入耳朵。个人认为,从艺术成就来说,日本人产生了一大批一流的演奏家,但是没有一流的歌唱家。——可能跟人体构造有关系。这次,可能也有距离的原因,独唱者的音量就显得略微差一些,尤其是男高音。当然,这个作品,给男女两位中音的分量好象更大一些,男高音戏份不是很多,但不幸的是男高音一上来就要打头炮,也够他紧张的。结果一个高音冲上去,破了。这是整场音乐会里唯一的一个小遗憾。
你还别说,日本虽然没有一流的歌唱家,但是他们有一流的合唱团。这充分体现着日本民族的团结合作,协调作战的精髓。每一个人或许不是最好,但组织起来就是最好的团队。这次的合唱团约摸160人,训练有素,气势磅礴,声音优美,层次分明,我坐在最后一排,仍然能感觉到合唱的气势扑面而来,令人激动难禁。指挥则潇洒自如,干净利落,姿势准确而优美,令人心服口服。乐团是一个单管乐团,虽稍显单薄,但配合完美,整体效果超一流。
日本人对于合唱,有着特殊的偏爱,各种合唱团比比皆是,大都有一定的水准,演唱的曲目也以欧洲的宗教音乐和古典合唱曲为主,偶尔也会唱日本作曲家的艺术作品,绝无类似歌唱祖国的红歌。在日本,想听合唱,那是太方便了。你在网上检索合唱团,保证让你眼花缭乱。这也是日本民族性的一种体现:强调的是个体优良的基础上,用更加完美的分工合作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更高的境界。这是合唱本身的艺术要求,也是合唱反过来带给人类社会的功用。日本人有着良好的合作精神,因此有一流的合唱团;因为他们的合唱唱得好,所以他们的合作精神得到更好的锤炼。
准确地说,遍布日本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合唱团,基本上都自称为“业余合唱团”。大概只有艺大的合唱团才敢称为专业合唱团。不听不知道,人家的《弥赛亚》,谁不服都不行。
说到合唱,最有名的当然是贝九。每到年底就是贝九的月份,日本都会有一流的欧洲乐团造访。说起贝九第一次传入日本,还有个故事。
3.
一战期间,胶州半岛是德国的殖民地,日英联军攻打驻扎在青岛的德军,两国联军25,000人(其中日本陆军23,000人),德军只有区区5,000人。结果联军付出了双倍的代价,换来了德军的投降,4,700多德国兵成了日本的俘虏。这些俘虏被带到日本以后分散羁押,最大的集中营,是设在四国德岛的板东收容所,德国俘虏在这里从1917年关押到1919年。日本人严格遵守海牙公约“将校以下的俘虏,可以使其参加劳动,但劳动强度不可过大”的人道原则,对待这些德国俘虏还是相当宽容仁慈的。在收容所里,德国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小作坊,书店,理发馆,照相馆,冰淇淋店,还有德国人施展才能的音乐教室,乐器修理店,甚至还有五金店和下水道公司。后来又特批了27,000平方米的土地,战俘们在那里建了足球场和网球场。相比之下,被俄国人俘虏的德国人则生不如死。甚至有德国兵写信感叹道:被日本人抓去当俘虏,那真是捡回一条命啊!
三年间,德国俘虏在德岛与日本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军民共建美好生活。德国大兵教当地人酿洋酒,制作动植物标本,气象观测,建筑设计,制作肥皂,染色技术,然后跟当地人学习养蚕,种水稻,以及烧陶技术,其乐融融,乐不思蜀。德国大兵修的小石拱桥,就叫“德意志桥”,至今犹在。
话说鞍山郊外有一座日本人在满洲国时期修的大桥,70多年过去安然无恙,一日,鞍山的领导们说要发展GDP,一声令下,把日本鬼子70多年前修的旧大桥炸了,盖上了属于咱自己的知识产权的,令咱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新大桥!让日本鬼子见他娘的鬼去吧。
三年就塌了。
有些国家的人民,就是不长进,花很多钱修建的都是临时建筑,也实在是个人类社会里的有趣现象。
到1919年,乐不思蜀的德国大兵们突然想到,咱们也该弄点高级精神生活啊。于是召集各路人马,在集中营里上演了贝九。这是贝九第一次在日本土地上公演。为了纪念此事,当地还有一个小车站叫做“第九的故乡”,这里的第九,就是贝九的意思。
不过,那次的公演,毕竟受条件限制,人手不齐,据说只是演奏了第四乐章,就是合唱和乐团最高潮的华彩的那一章。
4.
5年以后的1924年,这次东京艺大登台了。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是“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音乐学校”,两所学校都是1887年由更早的前身演变而来,两所学校在1949年合并,成为国立东京艺术大学,是与东京大学齐名的日本的艺术类顶级学府。1924年的艺大音乐教师兼指挥是德国人古斯塔夫科隆。经过半年的排练,11月份把全本的贝九正式搬上了舞台,非常轰动,场场爆满。当时日本人对欧洲的崇拜已经成了社会文化的主流,那时候流行的是,威尔第的歌剧头天晚上上演,第二天大街小巷就开始响起la donna e mobile的歌声。
贝九,在日本上演了多少次,或许已经无法统计。有一件事,或许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近百年来日本人对贝九是何等熟悉和热爱。
近年来,日本颇流行万人大合唱,尤其是2011年的大震灾以后,为了赈灾和鼓舞士气,日本乐坛上的主力指挥家,佐渡裕,分别在东京和大阪(还有其他城市)指挥了多场万人大合唱。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油管子上找来看看。我偶尔喝几杯酒以后就上油管子看合唱,这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看到这个万人大合唱,每每被那种气势震撼,手舞之足蹈之,不能自已。首先,不同的城市都能组织到这么多人参加合唱,说明会唱贝九的人数是何等惊人;其次,那些合唱的参加者,上至7旬老者,下至可爱的孩童,每个人都气宇轩昂,训练有素,而且都不看乐谱,都用德语原文演唱……这个民族已经被欧洲文化渗透的多么深刻,令人感慨不已。万人大合唱,一般都在体育馆里举办,合唱队就在观众席上排列,交响乐团当然是最大的配置,佐渡裕1米85,是日本人里少有的人高马大,也能镇得住场面。
2013/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