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彌賽亞》，說日本人的合唱
1．
亨德爾本來的名字叫格里格.弗里德里希.亨德爾，是與巴赫同年出生的德國人。年輕時週遊意大利開始寫歌劇，後來在英國落下腳來，42歲那年歸化英國國籍，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叫喬治.弗雷德里克.亨德爾的英國人。德國說他是德國人，英國說他是英國人，左右逢源，好不逍遙。後來，另一個偉大的德國人愛因斯坦也離開了德國，但那是因為痛恨法西斯，他說“我的祖國不是德國！”。搞得德國人也不好意思跟他套瓷認老鄉。可見，生活在法西斯時代，是多麼不幸。
亨德爾沒碰上法西斯，就幸運多了。
1741年冬，56歲的亨德爾即將去愛爾蘭巡演，出發之前有一段空閒時間。這時，他的朋友查爾斯.詹寧斯拿着一些摘編的聖經章節找到他，說：“我摘錄了一些聖經章節作為歌詞，你給它譜上曲，創作一部偉大的作品”。這位詹寧斯出身富家，在很多領域頗有造詣，又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和聖經研究者，同時十分推崇亨德爾的音樂天才，因此找上門來請亨德爾寫個作品。
亨德爾接過詹寧斯的聖經摘錄，開始埋頭創作，用24天就寫完了整部清唱劇（oratorio），冠名《彌賽亞》。沒來得及告訴詹寧斯，他就帶着新作品去了愛爾蘭，1742年4月，在巡迴演出的最後一站，他把《彌賽亞》搬上舞台，立刻得到了狂熱的歡呼。
沒成想，回到倫敦以後，等待他和《彌賽亞》的，竟是一片倒彩。這個現象也不難理解，首先，音樂作品首演受到惡評的，比比皆是，今天我們耳能詳熟的許多偉大作品，剛寫出來的時候都是歷經滄桑連滾帶爬苟且偷生，很長時間以後才被人接受，有些甚至是作曲家死了以後，被後來的作曲家翻炒，才名滿天下的。比如貝九，貝多芬的原作雖然沒有人直接喝倒彩，但是也絕沒有今天那樣高度的評價，也很少上演，冷言冷語倒是不少。如果沒有後來的瓦格納努力不懈，改編巡演，就沒有今天的貝九；而巴赫的許多作品之所以成為瑰寶，則歸功於門德爾松的挖掘發現和介紹推廣。另一方面，我想，英國人之所以喝倒彩，很可能也是一種“鄰國相輕”效應——你一個英國人，竟然跑到愛爾蘭去首演，什麼情況？看不起英國麼！英國待你不薄啊！島國人的小心眼兒歷來如此——你越是在愛爾蘭受到好評，我們就越不鳥你，故意寒磣你。估計就是這樣。
富家子弟詹寧斯聽了，也渾身不舒服。尤其是當他得知亨德爾24天就寫完了《彌賽亞》時，可算找到了發牢騷的藉口：“不怕跟你說，我本來呢，准備讓你用一年時間，踏踏實實地寫一部作品，咱不差錢！沒想到你只用了24天就交差，哥們，你這是明顯沒拿我當回事兒麼！”云云。
人家24天就把這樣一部大作品寫出來，說明人家是天才，從基督教的角度來說，這個作品受到了聖靈的啟發才能這麼快寫出來，你一個俗人，發的哪門子牢騷。
偏見歸偏見，牢騷歸牢騷，《彌賽亞》一直在各地上演，並漸漸得到好評。到了1743年，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轉機終於來臨：英王喬治二世聽了《彌賽亞》，當即讚賞不已。當他聽到偉大的《哈利路亞》合唱的時候，竟然情不自禁地起立，並以站立的姿勢一直聽到合唱結束。因此而給後世留下了一個不成文的慣例：聽《哈利路亞》合唱的時候，聽眾都要起立，表示對上帝的無限贊美，同時也表達對作曲家和演唱者的最高敬意。
至此，《彌賽亞》終於修成正果，開始堂而皇之地成為偉大的贊美而被眾人追捧，以其充滿聖靈引導的頌讚，恢宏的氣勢以及完美的音樂結構，獨樹一幟，傲視群儕，成為宗教音樂里的一顆明珠。
2．
很多年前，我在東京的聖瑪麗婭天主教大教堂聽過一個業餘合唱團演唱的《彌賽亞》，很受震撼，後來買了CD，聽了很多次，對這部作品整體上有了更深的理解，對某些唱段的印象更加深刻。
20號晚上的這次演出，合唱及獨唱，都是國立東京藝術大學聲樂系的學生，伴奏是同校的交響樂團。地點是上野的東京文化會館，這是東京眾多的一流音樂廳之一，我已經多次在這裡欣賞過各種音樂家的演出，對這個會館很有感情。不過話說回來，這麼多年聽音樂會多數都是承蒙朋友免費邀請，這次則不同，因為是慈善性質的，大家都不賺錢，門票錢贊助社會公益事業。出錢不算什麼，沒想到票子是最上一層的最後一排，倒是令我大出意外。這是離舞台最遠的位置，頭一次坐在這麼遠的距離聽音樂會。
說實話，東京藝大的學生樂團和合唱團的確不同凡響。我在最遠的距離，他們的聲音仍然能夠清晰地傳入耳朵。個人認為，從藝術成就來說，日本人產生了一大批一流的演奏家，但是沒有一流的歌唱家。——可能跟人體構造有關係。這次，可能也有距離的原因，獨唱者的音量就顯得略微差一些，尤其是男高音。當然，這個作品，給男女兩位中音的分量好象更大一些，男高音戲份不是很多，但不幸的是男高音一上來就要打頭炮，也夠他緊張的。結果一個高音衝上去，破了。這是整場音樂會裡唯一的一個小遺憾。
你還別說，日本雖然沒有一流的歌唱家，但是他們有一流的合唱團。這充分體現着日本民族的團結合作，協調作戰的精髓。每一個人或許不是最好，但組織起來就是最好的團隊。這次的合唱團約摸160人，訓練有素，氣勢磅礴，聲音優美，層次分明，我坐在最後一排，仍然能感覺到合唱的氣勢撲面而來，令人激動難禁。指揮則瀟灑自如，乾淨利落，姿勢準確而優美，令人心服口服。樂團是一個單管樂團，雖稍顯單薄，但配合完美，整體效果超一流。
日本人對於合唱，有着特殊的偏愛，各種合唱團比比皆是，大都有一定的水準，演唱的曲目也以歐洲的宗教音樂和古典合唱曲為主，偶爾也會唱日本作曲家的藝術作品，絕無類似歌唱祖國的紅歌。在日本，想聽合唱，那是太方便了。你在網上檢索合唱團，保證讓你眼花繚亂。這也是日本民族性的一種體現：強調的是個體優良的基礎上，用更加完美的分工合作來達到更好的效果，更高的境界。這是合唱本身的藝術要求，也是合唱反過來帶給人類社會的功用。日本人有着良好的合作精神，因此有一流的合唱團；因為他們的合唱唱得好，所以他們的合作精神得到更好的錘鍊。
準確地說，遍布日本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合唱團，基本上都自稱為“業餘合唱團”。大概只有藝大的合唱團才敢稱為專業合唱團。不聽不知道，人家的《彌賽亞》，誰不服都不行。
說到合唱，最有名的當然是貝九。每到年底就是貝九的月份，日本都會有一流的歐洲樂團造訪。說起貝九第一次傳入日本，還有個故事。
3．
一戰期間，膠州半島是德國的殖民地，日英聯軍攻打駐紮在青島的德軍，兩國聯軍25,000人（其中日本陸軍23,000人），德軍只有區區5,000人。結果聯軍付出了雙倍的代價，換來了德軍的投降，4,700多德國兵成了日本的俘虜。這些俘虜被帶到日本以後分散羈押，最大的集中營，是設在四國德島的板東收容所，德國俘虜在這裡從1917年關押到1919年。日本人嚴格遵守海牙公約“將校以下的俘虜，可以使其參加勞動，但勞動強度不可過大”的人道原則，對待這些德國俘虜還是相當寬容仁慈的。在收容所里，德國人日子過得有滋有味。有小作坊，書店，理髮館，照相館，冰淇淋店，還有德國人施展才能的音樂教室，樂器修理店，甚至還有五金店和下水道公司。後來又特批了27，000平方米的土地，戰俘們在那裡建了足球場和網球場。相比之下，被俄國人俘虜的德國人則生不如死。甚至有德國兵寫信感嘆道：被日本人抓去當俘虜，那真是撿回一條命啊！
三年間，德國俘虜在德島與日本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軍民共建美好生活。德國大兵教當地人釀洋酒，製作動植物標本，氣象觀測，建築設計，製作肥皂，染色技術，然後跟當地人學習養蠶，種水稻，以及燒陶技術，其樂融融，樂不思蜀。德國大兵修的小石拱橋，就叫“德意志橋”，至今猶在。
話說鞍山郊外有一座日本人在滿洲國時期修的大橋，70多年過去安然無恙，一日，鞍山的領導們說要發展GDP,一聲令下，把日本鬼子70多年前修的舊大橋炸了，蓋上了屬於咱自己的知識產權的，令咱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新大橋！讓日本鬼子見他娘的鬼去吧。
三年就塌了。
有些國家的人民，就是不長進，花很多錢修建的都是臨時建築，也實在是個人類社會裡的有趣現象。
到1919年，樂不思蜀的德國大兵們突然想到，咱們也該弄點高級精神生活啊。於是召集各路人馬，在集中營里上演了貝九。這是貝九第一次在日本土地上公演。為了紀念此事，當地還有一個小車站叫做“第九的故鄉”，這裡的第九，就是貝九的意思。
不過，那次的公演，畢竟受條件限制，人手不齊，據說只是演奏了第四樂章，就是合唱和樂團最高潮的華彩的那一章。
4．
5年以後的1924年，這次東京藝大登台了。東京藝術大學的前身是“東京美術學校”和“東京音樂學校”，兩所學校都是1887年由更早的前身演變而來，兩所學校在1949年合併，成為國立東京藝術大學，是與東京大學齊名的日本的藝術類頂級學府。1924年的藝大音樂教師兼指揮是德國人古斯塔夫科隆。經過半年的排練，11月份把全本的貝九正式搬上了舞台，非常轟動，場場爆滿。當時日本人對歐洲的崇拜已經成了社會文化的主流，那時候流行的是，威爾第的歌劇頭天晚上上演，第二天大街小巷就開始響起la donna e mobile的歌聲。
貝九，在日本上演了多少次，或許已經無法統計。有一件事，或許可以從側面反映出近百年來日本人對貝九是何等熟悉和熱愛。
近年來，日本頗流行萬人大合唱，尤其是2011年的大震災以後，為了賑災和鼓舞士氣，日本樂壇上的主力指揮家，佐渡裕，分別在東京和大阪（還有其他城市）指揮了多場萬人大合唱。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在油管子上找來看看。我偶爾喝幾杯酒以後就上油管子看合唱，這是我的一個業餘愛好。看到這個萬人大合唱，每每被那種氣勢震撼，手舞之足蹈之，不能自已。首先，不同的城市都能組織到這麼多人參加合唱，說明會唱貝九的人數是何等驚人；其次，那些合唱的參加者，上至7旬老者，下至可愛的孩童，每個人都氣宇軒昂，訓練有素，而且都不看樂譜，都用德語原文演唱……這個民族已經被歐洲文化滲透的多麼深刻，令人感慨不已。萬人大合唱，一般都在體育館裡舉辦，合唱隊就在觀眾席上排列，交響樂團當然是最大的配置，佐渡裕1米85，是日本人里少有的人高馬大，也能鎮得住場面。
2013/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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