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移民与难民
吾 丁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史学研讨会上，著名史学家朱维铮老师提出过一个话题：上海到底是一个移民城市还是一个难民城市？按照朱老师的标准，很可能把上海归到“难民城市”那一类去。当然，这个话题让与会的衮衮诸公都感到有些不快，表示存疑，后来也不了了之。
引用一下朱老师关于移民和难民的见解，他说：……移民总以定居为归旨，而难民则人在他乡，心在故土。因而，移民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比较愿意为移居地出力。难民则不然，难民在移居地可以暂充顺民，却不会成为良民。……即使难民被迫成为永久性的居民，其心态必长久地以临时性居民自居。
这个话题虽然是朱老师在讨论上海的城市特点时引发的思考，我发现，用其“移民”与“难民”两个概念的描述，来思考我们现在身处海外的人的处境，也有着很深的现实意义。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虽然不存在因逃避战乱而投奔他乡的明显意义上的“战争难民”，但是无论出于主动的经济移民还是处于被动的政治移民，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处于难民的地位。
人离开故乡（或故国）而投奔他乡，到底是移民还是难民？这个判断需依据两个标准。第一，你离开故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迫无奈。第二，你是否人在异乡心在故土，换句话说，你是否“身在曹营心在汉”？
对于移民来说，或许因为崇尚发达国家的文明和工业成就，或许因为憧憬发达国家的政治清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民主主义国家），他们主动地自愿地离开故乡而移民到自己所憧憬的新世界（new world），来到异乡之后，他们通常都会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新生活，对所在地（所在国）的价值观不抗拒不排斥，尽量在生活和文化上融入移民地。移民，一般来说都是有着比较高的教育背景的人群，也因为教育程度较高，他们在文化上才能有更宽容的心态，在国籍上并不过份执著。所谓“世界之大，哪里都是我生活的地方”，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
说到难民，话题就要繁琐一些。
我们出身于一个政治上仍然处在一个皇权家长制的国家，这样的大国目前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只有我们出身的这个国家，还会出现大量的政治难民。其他的原共产国家，也曾经有过政治难民，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其他的共产国家陆续放弃了原来的铁幕政策，出自那些国家的政治难民也渐渐成为历史名词。时至今日，中国仍然存在政治难民。这些难民，与清末那些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仁人志士，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他们离开故土，是迫于政府的压力而不得不为之，有些人甚至是被政府通缉而通过非常手段离开故土。就这样，他们被迫离开了他们本来应该效力的那个人群，不得不去到一个文化和语言都完全陌生的国度。这种人生的经历，是一种流放，是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运用国家机器对于国民的蛮横的驱逐。这些政治难民，包括我们耳能详熟的许多作家，政论家，政治活动家，等等，至今有家难归，流落在美国，有的已经长眠异乡。他们是中国人的脊梁，他们是民族英雄，是我们永远应该感谢和景仰的伟大人物。
这一类难民是政治难民，是伟大的难民。
另外有一类难民，则完全不一样，我们姑且把他们叫作生活难民。他们离开自己的故乡，并没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因素，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也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因此可以说他们离开故乡，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但是，这类人或许因为性格因素或者单纯地因为文化层次的因素，使得他们在长期的异乡生活中，逐渐淡忘了原本自己离开故土的原因，而对目前的异乡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多地厌倦和不满。这样的心灵扭曲越来越严重，驱使他们越来越滑向一种接近于心灵变态的地步。
“难民，即使被迫成为永久性的居民，其心态必长久地以临时性居民自居。”这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这些生活难民的心灵格式。实际上，许多生活难民，在异乡购置房产，加入老后保险，准备在异乡终老一生。但是他们始终不能融入当地的社区，甚至对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怀有深深的偏见甚至敌意。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心理矛盾：他们口口声声说怀念故乡，却不愿意离开异乡，踏上回故乡之路；他们选择生活在异乡，又对居住地的一切充满了仇视。从心理因素分析起来，这类人原本在自己的国家里生活的时候，也同样对身边的一切充满了牢骚与不满，现在都对异乡的牢骚与不满，只是他们自身性格的一种自然延伸的结果罢了。离开故土，因为“距离产生美”，因此对原来的生活产生了一层玫瑰色的幻觉，幻想那里的一切都已经尽善尽美。并以此幻觉的景象，当作真实的凭据，来对那些批评现状的人大加伐挞，开口闭口都是：你们不爱国，你们数典忘祖，你们有奶便是娘……
这类生活难民，与上述的政治难民，别如天渊。政治难民是令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而这些生活难民，则是一些毫无价值的蝼蚁之辈。
生活难民经常以“爱国与不爱国”作为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借口，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与“爱国”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说到真正的爱国，对于故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故国的文化艺术，甚至故国的美酒佳肴，或者故国的自然山水，我们都一样充满了怀念和向往，这个角度的“爱国”，移民也好政治难民也罢，都高于那些虚假爱国的生活难民。生活难民所真正“爱”的，乃是中国的党和政府。这是唯一的根本区别。
生活难民们一边固执地在异乡无可奈何地混日子，一边在一厢情愿的幻想中表达着对党和政府的一片忠诚。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心理的病态，心灵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容易受到伤害。任何一点点对中国政府的批判或者对中国文化的不同见解，都会遭到他们丧心病狂的讨伐和谩骂。 实际上，在党和政府的眼里，这些奴才一样的生活难民并没有什么价值，连抬轿子也轮不到他们。说到底，这些生活难民，只能是一些鲁迅先生当年所揭露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变换一下，我们叫他们“丧家的党妈妈的乏奴才”好了。
2009.5.1（初稿） 2013。5。17 修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