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Evans）“邓小平传“把毛看成超级”革命派“。 认为毛要”教导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建立与之相互适应的机构。从1950年代起，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

我对洋人这种看法总有莫名惊诧的感觉， 不知他们如何得出这种结论？

毛是个很复杂的人，他主张的东西他嘴里说的东西是否他真信始终是我心里的一个问题？ 如果毛简单是个心口如一的共产党人，事情倒也简单了。

这里只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毛和文革中被称为“走资派”那些人的矛盾。 抛砖引玉，还希望得到各方面的评论。

首先我觉得毛并非一个有极强信仰的人， 毛是个政治人物，能屈能伸。 从抗日战争后对美对蒋态度的演化，从和苏联好得像亲兄弟随即又翻脸成仇敌，从把美国看成世界万恶之源随即又请尼克松访华联合反苏，毛似乎都转折自如，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痛苦， 毛对自己现在的讲话和过去讲话全然对立似乎没有任何内疚的感觉。 虽然毛能转折自如，和中共打交道外国人往往无法适应，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闹翻，和朝鲜闹翻，和越南搞僵，多少都有这种因素。 当年西方支持毛的左派搞得灰头灰脸也有这方面因素。

所以我问，如果毛在意识形态上如此灵活，并不拘束一城一见，为什么毛和其他人的矛盾会表现为极端意识形态的形式？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下面只是一点肤浅的猜想。

我觉得毛个人行事有两个根本性的缺陷。

第一，由于某种原因，1949年后毛自己工作并不勤奋。 毛不是周恩来那种一天可以工作十六小时，一周工作七天的人。  至今为止公开的毛的讲话文章多是指导性，高屋建瓴。毛和政治家接触原本应有的少，更不用说和更次一级的部下。 毛行政颇有明朝皇帝的做法而和清朝皇帝南辕北辙。

但是高度集权的政权一个要求就是最高权力者勤奋工作，权力来自日常的批文，来自和部下的接触。 接触越多，控制越紧，权力就越牢固。要是又想当天皇，执政而不行政，又想不让权力自手中滑脱，那就难了。从这个意义，大权旁落是毛自己的责任。

因为毛自己不“想”勤奋工作，毛必须依赖行政长才。毛对周的依赖和厌恶，恐怕主要原因在这里。周能和毛打擂台，恐怕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颂扬周恩来的和厌恶周恩来，都承认周的两个特点，工作极端勤奋和对毛极端“忠诚”。 如果周两点缺一，大概早就下台了吧。 毛选邓，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第二，毛似乎对经济中的数字一窍不通，不仅不通，而且厌恶。  现代化大生产中很多行政领导都是记忆奇佳，对数字极端敏感，注重细节的人。 最好是能听十几小时汇报，还能发现报告人数字和几小时前某个数字矛盾的人。 希特勒似乎有这种能力。 目前公开的证据表明，毛喜欢搞纲举目张的事情，喜欢大改数字的豪情，但我们几乎不知道任何毛自己主持长时间专业会议的案例， 毛是抓大事的。而倒霉的是，现代经济管理，正反其道而行之。

从这点看，就不难理解毛对周的一系列批评，对周薄等递交报告的厌恶。厌恶何来？ 也许一个原因是毛自己知道这些事情很重要而自己无能为力，大有自己被“官僚”所戏弄摆布的感觉。 为了摆脱这种感觉，只有不看不听。 不听不看当然也不是办法，所以时不时毛挥起大棍，从原则上把官僚教训一顿。

几个月前我提到基辛格对官僚的分析。 官僚对抗上级的绝技之一就是文牍主义。一方面官僚对上级（包括政治家）的训斥只有低头忍受一策，另一方面官僚可以用公文来报复。 碰上不喜欢公文的上级，官僚可以多呈文，对于喜欢公文的官员，可以少呈文。 政治家和官僚系统之争可以谈的很多，政治家能惩罚个别官僚，但未见得有制约官僚的手段。

艾克面对来自官僚的大批文牍，最后设立了国家安全助理这个要职来筛选文牍。如果比较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职能， 大家应该看到出区别。 如果毛真要日理万机，恐怕需要一个有更大权力而直接向他负责的机构。

现代世界，官僚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官僚的生活是极端令人厌倦，平淡，充满了细节，官僚不喜欢不可预测的事情。 现在很多人谈到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不能不说，这些成就是和官僚系统分不开的。 无数原来革命“战士”改行从事经济领导，控制经济的每个细小环节，在管理中慢慢演化为“官僚”。 把毛时代的“成就”归于“毛”而和“官僚”对立，颠倒了现实的世界中的关系。

不幸，官僚和毛的气质毛的能力格格不入，官僚系统和毛渐行渐远，大有脱离毛控制的趋向，这是一日不可没权的毛的最大“悲剧”，不幸的是，只要毛不打算勤奋工作并介入每日工作，毛对此还没有办法。

二战后无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取得独立，对此作出莫大贡献的“革命领袖”都面临一个继续革命还是埋头搞经济的两难问题，拿卡斯特罗讲，全心致力古巴建设，古巴顶多变成”加勒比海的瑞士“（基辛格语），哪里能和搞革命的诱惑力比？

因此，几乎所有“革命领袖“都不满足经济发展人民富足这个小舞台，而要把“革命领袖”的角色从本地推到世界。当然人和人不一样，也各有各自的平衡点。 毛也如此。 毛是最富有“诗人气质”最不适合埋头苦干搞经济的人。

一个可能的因素是毛的年龄。 中共夺取政权是毛已经五十六岁，按当时人的期望，再活十几年就算高寿，也许这也是毛只争朝夕的一个因素。 邓子恢负责农业合作化，1953年目标是15年能完成全国合作化。  毛瞻望未来，也许会想到自己生平是否能看到全国农业合作化完成的那个日子吧！ 能满意吗？

如果斯大林不死，也许情况会大不一样，斯大林死年73岁，如果毛当年预期自己也不过活到73岁，斯大林又为自己腾出了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机会，全力以赴大争一下也在情理之中。

也许因此，我们有超速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然后，... “三年自然灾害”和七千人大会。 领袖试图超越官僚的“革命”最后惨淡收场。 领袖也就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越来越“革命”，越来”越精神境界“， 要能有能力影响官僚，领导官僚，何必如此？ 现在还有无数缺少实际实干经验的人相信”革命“的威力，哀哉! 毛做不到的事情，新左派真能做到？ 比毛英明伟大无数的新领袖即将浮现？

文化大革命晚期，毛派里面连一个比较务实的实干派都没有，都是一群笔杆子或造反派， 这大概就是毛“最后一个”悲剧“。但凡毛能发掘出几个实干家继承他的事业，毛派也不用哀叹， 更不用从薄熙来那里寻找希望。

从毛的角度，1975年不整肃邓小平，或把邓小平平反的机会留给江青，大概都比现在演变好。 这其实是中国政治的故伎。 如果江青接毛的班能施恩于一大批老干部，下场大概总不会那么惨吧。

就此打住。 以后有空再接着谈有关有趣的问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