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胡德平写了读“旧制度和大革命”的感谢， 从法国大革命谈到改革。

二百年来法国革命研究多如瀚海，一个基本问题是，法国大革命是否必然？ 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法国对罗伯斯庇尔崇拜备至的著名史学家马迪厄就提到，如果路易十六能像亨利四世那样面对军队和挑战，也许法国大革命不会爆发。 我们谈法国大革命，不妨拿它和其他大革命比较，这样才能深入实质。

联想到胡德平的问题， 我们要问，如果波旁王朝进行改革，如何改革才能避免法国大革命？ 如果波旁王朝不进行改革，是否法国大革命不可避免？ 法国大革命爆发，是否非要如此进行，是否还有其他演化道路？ 等等。

法国大革命有其特点。 如果和美国革命比较，法国大革命最出色的领袖多是雄辩家，思想家，而非实业家，法官，军人。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在一个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即首都巴黎表演，而受到巴黎某些街区下层激进民众强烈影响， 这些人一有分歧，就只能用暴力解决。从接地气而言， 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比美国革命领袖们距离自己代表的民众远得多，高得多，也虚的多。 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丹敦，罗兰夫人，米拉波，马拉，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人的出身经历，再和拿破仑执政要员以及美国革命开国元勋比较一下。

当然，如果巴黎历史上没有底层暴动逼迫王权退让的传统 （可追溯到14世纪）， 或巴黎更商业化更实务的话，法国大革命演化的历史也许也大不一样。

如果我们研究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也可以看到风云人物之差别。戊戌变法光绪派的人多是思想家，很少实务经验， 很少考虑改革变法具体可操作性， 而日本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多出身武士，对实际问题兴趣远胜理论。中国常说日本明治维新不彻底，也许不彻底和可行性正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难行，所以事情只能一步步做，有时还要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

如果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就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号打出来，也许根本就不会吸引下层武士。也就不会有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爆发西南战争，明治维新最大功臣之一西乡隆盛站到新政府对立面，几千武士战死，这说明改革的复杂性。而新政府对德川庆喜以及战死西乡隆盛的态度也表现出高度政治技巧。 靖国神社（不提甲级战犯）收容这些对抗明治政府的人也是一种政治技巧的表现。

回到胡德平的文章， 我们要问的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社会各阶层有没有共识， 既得利益集团肯不肯放弃部分利益？ 什么样的改革可能成功，什么样的改革可能失败，为什么？ 几率有多大？ 如果不改革，革命会爆发吗？ 又会以什么形式爆发, 是否有多种可能？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进展不小，至少不少人有实业和商业经验。 在日常激烈竞争环境中，只有准备最充分的人才可能抓住机会， 问题是，中国的改革，中国人又做了多少准备工作呢？
就算指望铁腕明君推动改革，铁腕君主也还面临一系列选项，步骤错了，结果大不一样。 再说，改革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业，也不是百日政变能完成的事情，政治改革需要社会基础，需要特定富有一定实际经验的人来执行，这些人都在哪里，又怎样凝聚起来呢？

中国面临改革，无论法律，经济，政治都如此。 但改革的愿望也许不能代替改革的设想。现在，也许看来最大的障碍是上层改革的愿望，但也许那只是表象吧！

埃及事变演化到如此地步，某种意义也是推翻穆巴拉克后宪政方案本身就有缺陷。 对穆尔西限制太少。法国日本历史上政体涉及都曾有过漏洞，以至政局可以演化到死锁状态而无退出之路。 德国魏玛共和国能让希特勒上台而实现独裁，从宪政角度，根子也在制度设计。

一点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