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宋儒看成腐儒, 把近千年中国衰败的责任放在儒家身上,对祸首的皇权倒轻轻放过,甚至钟情铁腕君主,我百思而不解。
攻击宋儒很容易,但要体会宋儒出现的背景。 从东汉末到北宋近八百年,真正统一强盛不过唐初到安史之乱这一百三十多年。为什么呢?从宋儒的角度,又如何避免历史重演呢?
动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统治者们无法生活在一个框架之下。 王族争权夺利你死我活,武人掌兵则想篡位, 各胡族更无法和外族融合。丛林法则和疯狂成为上层的基本法则。请记住,黑社会是最彻底讲求强者为大的组织,但世界历史上从没有真正做大的黑社会。 千年动乱不过证明,丛林法则无法产生一个稳定社会。
中国历史上几个最疯狂的皇帝都出现在这个事情,纵情尽欲,藐视人论,南朝有东昏侯,齐废帝, 北朝有高洋高湛等。这个时代是宗教最发达最普及的时代,但宗教无法让人解脱,最后宗教热消退,中国还得寻找另外一条出路。
不谈隋朝,唐初虽然被称为盛世,但政局动荡,皇族内斗不止,多少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王族内斗的特点。 唐玄宗用胡将向外扩张,逼死王忠嗣,导致安史之乱无法收拾,最后藩镇割据。唐朝缺少的仍旧是统治层的凝聚力。
北宋统一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 如何解决王族内斗,如何解决臣子不忠? 如何解决武人跋扈野心?如何解决中央和地方矛盾, 北宋可以杀尽功臣,也可以不”杯酒释兵权“,让各节度使继续坐大,继续后唐五代的政策,重用儒家官僚提倡儒学只是许多选择中的一种,并非完美,但至少不是最坏的选择。
至于南宋朱熹等又生活在另外一个时空,面对北宋的经验教训,面对北宋前千年历史,有感而发。
说宋代腐儒误国,理学让中国人积弱,某种意义并不错, 但这不过是秦后中国思想危机的另一说法。 秦朝立国,毁名城杀豪杰铸金人迁富户,一切都旨在消弱能和中央政权对抗的地方力量。 地方势力强了,自然中央政府可能和地方冲突,削平了地方,斗争转化为中央政府内斗: 胡二世篡位,巫蛊之乱,王莽篡汉,东汉外戚阉党士族之乱,都反映体制和文化的囧境。
宋儒之崛起,不过说明一件事情,经过一千多年的折腾,实验种种方案,君权终于意识,如果不能在王族贵族中达成某种妥协,君权必须和儒家官僚分享政权。享受和独裁不可兼得。
对乱世的治理, 宋代方案可以说治一经损一经,一副多少有效但副作用相当大的药剂而已。但秦后1200多年历史,中国思想中国文化又拿出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值得指出的是,朱熹等文人基本被排斥于政权之外。他们只能进言而无法实践,他们规劝皇权而无力制约皇权,他们也只能做他们能做的事情。 宋代科举大盛,科举终于成为仕途的主要途径,但儒家并非儒教,皇族并不信,老百姓也不那么信,信的只是新起的儒家官僚,儒家官僚借儒学而凝固在一起,成为新的政治集团新的利益集团。
中国历史上一个特点是,夺取政权的多是文化水平偏低的武力集团,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他们相当程度依赖属于另外一个集团的文人为”智囊“,从本质而言,除少数人外,统治集团基本对历史经验对抽象思维毫无兴趣,历史经验是另外一个集团”灌输“给他们的,他们根据自己的偏好加以取舍。君主和智囊们的关系,就像现代公司里面公司所有者和高级白领的关系。进不进言是白领的事情,听不听是公司大老板的事情。 官僚的地位低于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王族。王族随朝代而生,随朝代而死,靠得是血统,而官僚靠的是才能和恩宠。
如果和欧洲中世纪或伊斯兰世界比,区别很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种全面的信仰,从最高的君主到最卑贱的小民无不例外,但儒家不然,只是百分之几人口的一种亚文化亚语言,而且学习颇难, 非学成书呆子才能杀生取义。所以我们也有无数借儒家敲门砖谋富贵的假道学。
儒家并没有解决中国政体根本问题, 但至少解决了中国政治中的一些问题,讽刺儒家容易,但中国传统文化能取代儒家的又是什么? 魏晋玄学, 道家? 法家? 儒家思想强调限制君权,贤者治国,三代之法,但建立在血统继承继承上的君主真能接受这部分内容?
宋儒试图解决的是东汉到北宋历史提出的大问题, 也许解决的并不好,所以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但朱元璋半调子的改革导致成祖之乱,尽管朱棣很喜欢汉王,但还是传位与和建文酷似的仁宗,仁宗上台,立刻破乱反正,给建文忠臣生路,宣宗又借平定汉王将武将一网打尽,难道是偶然的吗?。 不然, 只能说中国文化有内在不可克服的困境。
原儒讲求六艺,既讲理想,也重实践,出文臣也出武臣,文武双全。 宋儒明儒清儒承继和春秋继而不同,以科举为关键,某种意义,也许这也是和皇权的一个交换, 单纯的文臣无法威胁皇权,所以皇权才能大开科举之门。
即使这样, 皇权未见得能信任儒家官僚。有明一代,作为皇权爪牙的太监始终虎视眈眈,监视儒家官僚。汉有党锢,明有阉党,儒家和皇权的关系,始终是复杂的。明末官僚不如汉末士族,而满人强于乌恒,所以我们没有魏蜀吴,我们有了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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