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mbaa博在答我“中央集权是进步？”一文说“帝制时代，乃至民国时代，中央集权是到县，郡一级，乡村是有乡绅与宗族管理的。这也是中国两千年一贯制，虽然中央与地区分分合合，社会的基层一直是稳定的。民国时期一个县，也仅有十来人务公”。

我回答说“不幸的是，这很可能是中国的神话。日本人在抗战对中国农村进行过调查，发现相当地区宗族很不发达。就族田公田，也以天高皇帝远的广东比例最高。少数宗法大家庭，和儒家官僚有很大关系，没有族人从政，宗族很快就破败分裂了。

至于县级，正式的官员极少，但书吏衙役的数目可能高达数千人，请参见瞿同组的“清朝地方政府”。地方冗吏蠹吏之危害，顾炎武在“郡县论”里单有一段。

说到中国乡绅，因为科举，其实也相当不稳定。从科举从龙之士，靠官场发财，退休后成为乡绅，富不过三代，起起伏伏，又有多少心思在建设基层上。这也是顾炎武“封建寓于郡县之中”议论讨论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其实值得再加以讨论，魔鬼在细节之中嘛！

关于中国农村的宗法，日本学者井上徹在“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有下列叙述“由满铁等组织在华北，华中地区开展的调查，大大改变了欧美（及日本）人眼里那种先验的停滞观。福武直从农村社会学的立场进行实地调查，所获结构与吧华中苏州地区作为调查对象的费孝通的研究有着密切联系。费孝通在1936年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农民家庭的基础是扩展家族（以一个家族为核心，有若干被扶养亲族构成的小型血缘集团），被大多数中国研究这强调的大家族制在农民中其实非常少见，所谓的大家族，主要也都存在于村镇中。他在分析传统社会结构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不仅是调查报告，就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表明，大家族或宗族，都是乡绅阶层固有的组织”。

又说“村松裕次在农村调查和由此所获见解的基础上，明确得出结论说：”过去一直认为具有强烈封闭性质的中国宗族和村落，实际上却出乎意料地表现得十分开放。其中的每个成员甚至一极其个性的赤裸裸的形态建立起互相间的关系“;  同时，“在农村中血缘意识非常淡薄”，“宗族团体的血缘一体感简直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

这里可以注意到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一大区别，中国人谈论很多事情，但很少花力气核实是否真实。日本人，也许受武人文化的影响，非常重视情报，非常重视第一手的调查。上个世纪关于中国社会很多第一手调查，实际是日本人在侵华战争前和战争中大量学术研究的结果。

瞿同组关于清朝地方政府的著作先出版于西方，后被翻译成中文，是这个领域的名著，也是西方学术传入中国的结果。他引用大量清人笔记，讨论了官，师爷，官仆，吏，衙役等角色。我几次提到，中国有用权力换取无偿服务或几近无偿服务的传统。 书吏和衙役收入极低，不在国家“编制”之中，全靠手里“权力”盘剥农民过活。

历史上，中国农村到底什么样？ 秦汉唐宋明清如何演变，这是个大主题。 不同的图像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有时间的话，还要进一步讨论。

顺便说一句，苏联的集体农庄化遭到农民极其强烈的反抗，其激烈程度斯大林也承认（见丘吉尔回忆录）。苏联的农业生产，因之停滞倒退四十年，直到五十年代中农业产量才超过沙俄末期。苏联人常常惊讶中国农业合作化之顺利，如果理解中国农村根本就没有那种历史悠久的宗族组织（和俄国农村村社功能类似），大概也就不应该诧异。

只有有某种组织的农民，才能有效的反抗压迫者。中央集权眼里的顺民不该有任何组织。秦朝以降，基本摧毁了所有小共同体，而小共同体为世界诸多古代社会的普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