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七国，建立了郡县制度的帝国，也奠定之后两千年中国社会演变的模式。

一般而言，我认为秦朝模式弊大于利，但不容否定的是，在朝代初期资源足够丰富的情况下，秦朝模式有相当大的优越性。

从商鞅变法的精神看，就是要把百姓从原有的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剥去一切温情脉脉的束缚，变成急功近利的个人。非如此，国家不能以利驱动这些小民。汉书贾谊传有段深刻的描写：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鉏杖彗耳，虑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如此唯利是图，如外界有巨大诱饵，自然可以发挥巨大的主观能动性，但一旦外部利诱消失，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则也可以引发剧烈内斗。

中国历史乱世十分残酷，经常十室九空，或用汉书描写武帝连年战争后果的一句话，叫“海内虚耗，人口减半”。既然人口大量减少，人均资源大幅度提高，则为个人奋斗创造了足够的空间。

中国乱世之后进入新朝代，一般而言恢复极快，在数十年里，人口大量增加，朝野富硕，这不能不归结于商鞅变法后群体的”贪婪“。在一个有大量荒芜耕地的环境中，抛开国家的种种压迫，只要农民肯干，强悍者多半可以发家致富。而肯生也表现出巨大的正效应，能生者而男孩多者短期内在劳动力上占有优势，而这种优势很可能转变为资源的优势。

国家对农民自然有种种压迫剥削，这种压迫剥削也是刺激农民拼命苦干的一个原因。 被从小共同体剥夺出来的农民没有小共同体在上面遮风遮雨，行路如越龙门，越过者成龙，越不过者死亡。

商鞅变法中分户令占了重要地位。中国传统又是诸子平分，种种措施，可以说都是逼迫农民残酷竞争的手段。不仅农民要和邻人竞争，就是父子分家后也面临竞争。 因此社会很难演化出共同意识长远考虑等意识，短期生存急功近利追求是生存的常态。

如果和俄国传统社会中的村社比，被束缚在村社中的农民缺少个人的诱因，自然也不会像秦朝郡县制度下的百姓如此卖命如此奋斗如此生育。

但人间事物，总有利有弊，任何所得必要付出代价。传统中国，从先秦起大概就已经人口过剩，资源短缺，战国战争不断，一方面可以看出是君主贪欲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是资源短缺下内在压力的结果。

商鞅变法演变出来的秦朝郡县制度在朝代初期表现出来的巨大活力当然也有必然相随的代价。秦朝郡县模式短期的优越性恰恰又是长期的致命处。我们在讨论秦朝郡县制度时候不可不察。

一点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