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統一七國,建立了郡縣制度的帝國,也奠定之後兩千年中國社會演變的模式。
一般而言,我認為秦朝模式弊大於利,但不容否定的是,在朝代初期資源足夠豐富的情況下,秦朝模式有相當大的優越性。
從商鞅變法的精神看,就是要把百姓從原有的小共同體中解放出來,剝去一切溫情脈脈的束縛,變成急功近利的個人。非如此,國家不能以利驅動這些小民。漢書賈誼傳有段深刻的描寫: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如此唯利是圖,如外界有巨大誘餌,自然可以發揮巨大的主觀能動性,但一旦外部利誘消失,生存空間日益狹小,則也可以引發劇烈內鬥。
中國歷史亂世十分殘酷,經常十室九空,或用漢書描寫武帝連年戰爭後果的一句話,叫“海內虛耗,人口減半”。既然人口大量減少,人均資源大幅度提高,則為個人奮鬥創造了足夠的空間。
中國亂世之後進入新朝代,一般而言恢復極快,在數十年裡,人口大量增加,朝野富碩,這不能不歸結於商鞅變法後群體的”貪婪“。在一個有大量荒蕪耕地的環境中,拋開國家的種種壓迫,只要農民肯干,強悍者多半可以發家致富。而肯生也表現出巨大的正效應,能生者而男孩多者短期內在勞動力上占有優勢,而這種優勢很可能轉變為資源的優勢。
國家對農民自然有種種壓迫剝削,這種壓迫剝削也是刺激農民拼命苦幹的一個原因。 被從小共同體剝奪出來的農民沒有小共同體在上面遮風遮雨,行路如越龍門,越過者成龍,越不過者死亡。
商鞅變法中分戶令占了重要地位。中國傳統又是諸子平分,種種措施,可以說都是逼迫農民殘酷競爭的手段。不僅農民要和鄰人競爭,就是父子分家後也面臨競爭。 因此社會很難演化出共同意識長遠考慮等意識,短期生存急功近利追求是生存的常態。
如果和俄國傳統社會中的村社比,被束縛在村社中的農民缺少個人的誘因,自然也不會像秦朝郡縣制度下的百姓如此賣命如此奮鬥如此生育。
但人間事物,總有利有弊,任何所得必要付出代價。傳統中國,從先秦起大概就已經人口過剩,資源短缺,戰國戰爭不斷,一方面可以看出是君主貪慾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是資源短缺下內在壓力的結果。
商鞅變法演變出來的秦朝郡縣制度在朝代初期表現出來的巨大活力當然也有必然相隨的代價。秦朝郡縣模式短期的優越性恰恰又是長期的致命處。我們在討論秦朝郡縣制度時候不可不察。
一點胡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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