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刘鹤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一方面总结了本次西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又隐隐约约的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大背景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最后提到中国目前的机遇“是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在我眼里,刘鹤是个聪明人,这篇报告没有说的东西比说出来的东西多得多。从明面上,批评的都是西方,特别是欧洲福利国家和美国,但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否则也不会要中国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此外,刘鹤也勾划出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一方面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对外投资。
刘鹤眼里,西方“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现在中国不同样有社会公众不满的问题? 当然中国政府不受选票压力,也不必马上采取民粹主义的政策宣示安抚民心,但大陆决策者仍旧面临西方领导面临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
刘鹤认为面对三大挑战西方领导屡屡犯错, 中国领导呢? 应对得当,还是只是用国家政策推迟了危机?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资本主义有周期性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避免这种损失极大的危机。当然,马克思主义眼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概以十年为周期,而刘鹤这里谈到的是周期长达数十年的金融危机,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即社会主义,或中国的“权威资本主义“综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否能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有周期性的危机,但从另外一方面也不断”死中求生“。在另外一方面,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试图避免危机,但积累到最后,在总危机中崩溃。
那么中国呢? 中国是否在前进中不断积累危机而无法宣泄,最后要引出大的危机?
刘鹤没有谈。他毕竟是个经济学家,不是国家领袖,他也许只能暗示,也许想从根本回避他领域之外的问题。 他如何想,我们实在无法判断。 国内很多做实事的人,只愿意谈他们能做的事情,不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也许刘鹤也是这种人吧!
最后谈到中国的机遇,短短一句话,包含的内容就太多了。要用内需拉动世界经济,就意味大量进口。要抓住技术并购的机会,就是海外投资。从这两点看,应该说刘鹤并不觉得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是个问题。 也许,他觉得,前一阶段积累大量外汇,正为后一阶段发展奠定条件。
问题是,扩大中国内需是个十分艰难的任务。海外技术并购也不容易。 不要说中国,就是欧洲国家到北美投资,或美国公司到欧洲投资,都会遇到大量问题,更不用说技术并购或基础设施投资中的政治因素。
另外一点,刘鹤把技术并购放在如此重要地位,看来他对中国自己科技研究和创新能力不如许多国人那样乐观。很有意思不是?
我一再说,魔鬼在细节之中。但刘鹤说得并不多,我的杂感也只能停在这里。
摘要:
刘鹤这篇题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文章发表于2012年10月份的财经专业杂志《比较》。该刊由中共经济学家吴敬琏担任主编。刘鹤在文章中撮要总结了他领衔的一项重要课题研究报告。该文章从历史大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
他在报告中警告,危机到来时,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刘鹤说,“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而这一策略将注定成为将形势变得更糟的腐蚀剂。
他在文中称,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刘鹤举例说,决策者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正是鉴于上述教训以及其他可以总结出的经验,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大背景下,刘鹤在文中建议,“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
在刘鹤看来,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但“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以至于在危机爆发后,总是做出一些在事后看来“显得可笑”的错误。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