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刘鹤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一方面总结了本次西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又隐隐约约的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大背景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最后提到中国目前的机遇“是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在我眼里，刘鹤是个聪明人，这篇报告没有说的东西比说出来的东西多得多。从明面上，批评的都是西方，特别是欧洲福利国家和美国，但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否则也不会要中国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此外，刘鹤也勾划出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一方面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对外投资。

刘鹤眼里，西方“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现在中国不同样有社会公众不满的问题？ 当然中国政府不受选票压力，也不必马上采取民粹主义的政策宣示安抚民心，但大陆决策者仍旧面临西方领导面临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

刘鹤认为面对三大挑战西方领导屡屡犯错， 中国领导呢？ 应对得当，还是只是用国家政策推迟了危机？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资本主义有周期性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避免这种损失极大的危机。当然，马克思主义眼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概以十年为周期，而刘鹤这里谈到的是周期长达数十年的金融危机，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即社会主义，或中国的“权威资本主义“综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否能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有周期性的危机，但从另外一方面也不断”死中求生“。在另外一方面，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试图避免危机，但积累到最后，在总危机中崩溃。

那么中国呢？ 中国是否在前进中不断积累危机而无法宣泄，最后要引出大的危机？

刘鹤没有谈。他毕竟是个经济学家，不是国家领袖，他也许只能暗示，也许想从根本回避他领域之外的问题。 他如何想，我们实在无法判断。 国内很多做实事的人，只愿意谈他们能做的事情，不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也许刘鹤也是这种人吧！

最后谈到中国的机遇，短短一句话，包含的内容就太多了。要用内需拉动世界经济，就意味大量进口。要抓住技术并购的机会，就是海外投资。从这两点看，应该说刘鹤并不觉得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是个问题。 也许，他觉得，前一阶段积累大量外汇，正为后一阶段发展奠定条件。

问题是，扩大中国内需是个十分艰难的任务。海外技术并购也不容易。 不要说中国，就是欧洲国家到北美投资，或美国公司到欧洲投资，都会遇到大量问题，更不用说技术并购或基础设施投资中的政治因素。

另外一点，刘鹤把技术并购放在如此重要地位，看来他对中国自己科技研究和创新能力不如许多国人那样乐观。很有意思不是？

我一再说，魔鬼在细节之中。但刘鹤说得并不多，我的杂感也只能停在这里。

摘要：

刘鹤这篇题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文章发表于2012年10月份的财经专业杂志《比较》。该刊由中共经济学家吴敬琏担任主编。刘鹤在文章中撮要总结了他领衔的一项重要课题研究报告。该文章从历史大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

他在文中称，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刘鹤举例说，决策者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正是鉴于上述教训以及其他可以总结出的经验，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大背景下，刘鹤在文中建议，“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