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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東南亞觀察社創辦人，香港智明研究所新加坡研究顧問。

埃及、以色列、新加坡與香港的案例說明，社會是否多元，攸關創意氛圍能否製造經濟效益。

近年不論香港還是新加坡，都經常聽到這種說法：「社會爭論造成內耗、會令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但一直很少人問，在現今高度全球化、講求知識經濟的年代，我們實際上需要的，是怎樣的經濟發展動力？而社會多元又是否真的會拖住經濟發展的後腿？

按耶魯大學去年出版的"Innovation Economics: The Race for Global Advantage"的觀點，全球國家都面臨創意優勢的激烈競爭，美國若能勝出，將大大有助經濟復甦。這意味經濟發展策略的焦點應放在如何營造有利創意的文化氛圍，以開發社會中的創新潛能。就此，被視為科技創新的一代宗師Steve Jobs曾說﹕「創新與研發資金毫無關係，當蘋果發明Mac的時候，IBM花在研發的錢多出一百倍。金錢不是重點，重點是你有的人才，別人怎麼領導你……」

埃及、以色列、新加坡與香港的案例均能多少說明，社會是否多元，與創意氛圍能否開花結果、製造經濟效益，其實有很大關係。

早前當媒體不斷聚焦埃及政治亂局、渲染民主政制如何不可取的時候，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卻有很不一樣的新聞角度。它形容埃及現正歷經一場「新創企業革命」(Cairo's Startup Revolution)，因為越來越多年輕人願意放棄高薪厚職、敢於冒險創業、希望埃及成為另一個世界科技樞紐。

過去二十年，埃及創業土壤貧瘠的一大原因，是獨裁政權箝制社會，令民眾對未來不抱希望、對新想法缺乏熱情。隨獨裁者下台，社會文化發生巨變，民眾開始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可以決定自己的命摺＿@種態度改變，不單令更多人願意創業，也使得類似矽谷（硅谷）、支援新創企業咦鞯母鞣N網絡得以成形。雖然未來仍然充滿艱鉅挑戰，但社會創新的潛能得以開始釋放，實在是難能可貴。

吸引新加坡、愛爾蘭與杜拜仿傚、在美國NASDAQ上市的企業數量僅次中國的全球科技中心以色列，是說明社會自由實為創新力泉源的又一案例。在暢銷書"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中，作者認為新加坡所以無法複製以國的創新力，主因在於兩國的社會文化差異﹕新加坡強調「秩序」與「服從」，以國的文化核心則是「Chutzpah」（意指有膽量、不講尊卑、質疑上級），民眾熱衷於挑戰權威與現狀、視激辯為解難良方。

二零零五年遠嫁以色列的台灣人吳維寧去年著書比較台以兩地的教育，認為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以色列首重小孩獨立個性的發展。因此，即使以色列保安森嚴，士兵大都不太習慣服從指令，作者甚少見到他們像北韓士兵齊步走。這種強調獨立判斷的社會文化，使以色列有著很強的隨機應變能力，儘管條件惡劣——身處戰火、被孤立、國家細小、資源短缺，結果仍可頑強生存，吸引美國著名投資人巴菲特在以國作首度國外投資。

新加坡早在千禧年已意識到創新力對經濟發展的重要，因此既一擲千金，建設硬體、重金禮聘海外人才搞研發，也鼓勵國民共同營造「城市文藝復興」(Renaissance City)。但直到去年，MIT Technology Review仍指，雖然新加坡專利申請越來越多，但都不是本地公司的創意成果。甚至開始有商界領袖懷疑，家長式管治是否真的容許創意存在。有新加坡學者曾對「城市文藝復興」願景提出疑問：如果沒有「新的政治」，「新的社會」真會破繭而出？

事實上，政府仍然十分抗拒社會思想多元化，為社會自由設限。根據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今年發表的報告，新加坡新聞自由的全球排名降至歷史新低，在一百七十九個國家之中位列一百四十九。今年年中，官員為要確保民眾閱讀「正確資訊」、防止「社會分化」，對互聯網內容加強管制，不但觸發社會反響，Yahoo, Google等科技巨擘以及美國政府更表示關注。

其實，很早就有人提出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的概念，倡議善用群眾集體創意與智慧的力量。善於營銷蘋果軟體的蓋伊．川崎（Guy Kawasaki）談及自助出版時，就曾講到群眾外包對新作的內容改善與推銷的巨大作用。但若沒有社會自由的醞釀，群眾外包的力量肯定會大打折扣。

這給香港最大的啟示是，它越來越被口誅筆伐的社會自由、眾聲喧嘩，其實不是包袱，而是資產。換句話說，確保政治自由，等同維持香港的經濟優勢。例如，根據今年七月公布的《二零一三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香港創新能力排名從去年全球第八位升至今年第七位，而且更位列亞洲第一。很多港人視為對手的新加坡，全球排名則從去年第三位跌至今年第八位。又例如，香港的文化土壤，孕育出國際知名、獲美國矽谷巨額注資的搞笑網站9gag。

所以要延續香港優勢，最佳做法是維持社會的自由與自主。正如廣告人鍾振傑在其文章《請勿推動創意》所說：「創意工業最需要的，不是錢，而是一份政府對民間的信任和放任……創作人需要的是空間，不是一套管理系統或發展藍圖。」他建議政府買下一個荒島，任由藝術家鋪橋築路建屋，放下救急糧食物品後，全面封鎖其對外聯絡，一年後邀請中外藝術家出席荒島開幕禮，觀察創意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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