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翟同祖的“清朝地方政府”，多少可以感觉到传统中国社会官僚脉搏的跳动。中国社会，地方官在地方基本一官独大。他副手很少，副手也没有多少权力，靠师爷，文员和衙役统治，正印官基本掌握地方“生杀”大权。师爷还算和正印官平起平坐的幕僚，文员和衙役基本在中国官僚体系之外，地位很低而权力极大。

时至今日，中国地方多少还是地方党委书记说了算。不知道是否缘于古代传统。 

有人强调地方乡绅的作用。当然，在不同地区，乡绅地位不同。如果某一地区的确有高级退休官员，又是科场的老前辈，地方官员当然得毕恭毕敬，防止乡绅利用老关系“参上”一本。

但在多数地区，乡绅未见得能成为和正印官抗衡的一种力量。能或不能，很大程度取决乡绅退休前的地位和关系。在江浙一带，退休的高级官员比较多，由于科举，关系网甚广，在其他地区，那就比较难说，需要具体分析。

清朝科举共112科114榜。拿康熙六十一年讲，共21科，录取4088名进士。虽然我没有具体资料，但能做到中级以上而有荣休后在地方有足够影响的大概不超过几百人。

明朝皇室始终用锦衣卫的特务组织来控制地方，最有名的陆炳待儒臣还算不错，但对富户毫不手软，破家无数。因此，对地方乡绅自治不比抱太高希望。清朝末年，东南自保的主力仍旧需要地方大员为中坚。

明朝末年，虽然东南东林党似乎地域性颇强，也成为一种势力，但显然无力扶持南明政权，维护地方治安。当时江浙的官僚势力和东晋士族，显然相差极大。 流寇，后金军和明军，纵横地方，如入无人之境。乃至顾炎武有“寓封建于郡县之中”之叹。

从某种意义，科举制度下的官僚，具有某种“普世”意识，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又不没有强悍到能和宫廷势力（宦官，外戚，满人，贵族）等抗衡的程度。 他们集而不团，也许这也是皇朝需要的。

在和平时期，集而不团的官僚当然有“好处”，能保证皇朝的稳定。但当外敌压境，官僚言论就显得泛泛得很。即使有若干能臣，也多中暗算，在前后夹攻中身败名裂。

当社会遇到重大危机需要做出根本改革，儒家官僚也多证明无法凝聚产生足够的力量，无法表现出足够的坚韧，中国历史上很少以儒臣为主的改革运动，而且越是明清，就越如此。

不仅文臣如此，武臣也如此。明末辽东军最后演化成后金进攻南方的劲旅，不少明将降而复叛，叛而复降，也自有原因。

看历史北宋后亡朝之乱，也许还是以金朝最为悲壮，文武官员投降者少，死难者多，两个皇帝（金哀宗，金末帝）赴死，蒙古人最后除完颜氏外其他均赦。

相比，南宋还是逊色不少，降将颇多，而灭南宋最重要的是原金将后宋将的刘整。崖山之败，死难者甚众，但也让人惋惜。留下一口气，逃亡海外另起江山不好？ 不愿否？ 不能否？

现在很多人喜欢谈改革和革命。 改革又分自上而下的和源自草根的。 但是，中国社会，缺少的就是草根运动。

这也许是当今大陆政府，对任何非共产党掌控的社会组织都戒心集中的原因。没有社会组织，也就不太可能有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