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翟同祖的“清朝地方政府”，多少可以感覺到傳統中國社會官僚脈搏的跳動。中國社會，地方官在地方基本一官獨大。他副手很少，副手也沒有多少權力，靠師爺，文員和衙役統治，正印官基本掌握地方“生殺”大權。師爺還算和正印官平起平坐的幕僚，文員和衙役基本在中國官僚體系之外，地位很低而權力極大。

時至今日，中國地方多少還是地方黨委書記說了算。不知道是否緣於古代傳統。 

有人強調地方鄉紳的作用。當然，在不同地區，鄉紳地位不同。如果某一地區的確有高級退休官員，又是科場的老前輩，地方官員當然得畢恭畢敬，防止鄉紳利用老關係“參上”一本。

但在多數地區，鄉紳未見得能成為和正印官抗衡的一種力量。能或不能，很大程度取決鄉紳退休前的地位和關係。在江浙一帶，退休的高級官員比較多，由於科舉，關係網甚廣，在其他地區，那就比較難說，需要具體分析。

清朝科舉共112科114榜。拿康熙六十一年講，共21科，錄取4088名進士。雖然我沒有具體資料，但能做到中級以上而有榮休後在地方有足夠影響的大概不超過幾百人。

明朝皇室始終用錦衣衛的特務組織來控制地方，最有名的陸炳待儒臣還算不錯，但對富戶毫不手軟，破家無數。因此，對地方鄉紳自治不比抱太高希望。清朝末年，東南自保的主力仍舊需要地方大員為中堅。

明朝末年，雖然東南東林黨似乎地域性頗強，也成為一種勢力，但顯然無力扶持南明政權，維護地方治安。當時江浙的官僚勢力和東晉士族，顯然相差極大。 流寇，後金軍和明軍，縱橫地方，如入無人之境。乃至顧炎武有“寓封建於郡縣之中”之嘆。

從某種意義，科舉制度下的官僚，具有某種“普世”意識，但彼此之間的關係又不沒有強悍到能和宮廷勢力（宦官，外戚，滿人，貴族）等抗衡的程度。 他們集而不團，也許這也是皇朝需要的。

在和平時期，集而不團的官僚當然有“好處”，能保證皇朝的穩定。但當外敵壓境，官僚言論就顯得泛泛得很。即使有若干能臣，也多中暗算，在前後夾攻中身敗名裂。

當社會遇到重大危機需要做出根本改革，儒家官僚也多證明無法凝聚產生足夠的力量，無法表現出足夠的堅韌，中國歷史上很少以儒臣為主的改革運動，而且越是明清，就越如此。

不僅文臣如此，武臣也如此。明末遼東軍最後演化成後金進攻南方的勁旅，不少明將降而復叛，叛而復降，也自有原因。

看歷史北宋後亡朝之亂，也許還是以金朝最為悲壯，文武官員投降者少，死難者多，兩個皇帝（金哀宗，金末帝）赴死，蒙古人最後除完顏氏外其他均赦。

相比，南宋還是遜色不少，降將頗多，而滅南宋最重要的是原金將後宋將的劉整。崖山之敗，死難者甚眾，但也讓人惋惜。留下一口氣，逃亡海外另起江山不好？ 不願否？ 不能否？

現在很多人喜歡談改革和革命。 改革又分自上而下的和源自草根的。 但是，中國社會，缺少的就是草根運動。

這也許是當今大陸政府，對任何非共產黨掌控的社會組織都戒心集中的原因。沒有社會組織，也就不太可能有社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