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研究中國歷史，地方鄉紳自治是非常重要一環。一方面，兩千年中央帝制，另一方面則是地方鄉紳自治。兩者的有機結合，造就了中華文明兩千年文明的奇蹟，成功做到文化傳承不倒。我的看法是，無論褒貶，中華文明的統治價格特徵以帝制、科舉和鄉紳為三大要點。帝制確定政體，科舉確定非封建的管理資源，鄉紳則是用道德習俗管理社會最基本單元“。

這是個高度複雜的問題，值得探討。 我原來也比較相信這套理論，但根據近年大量實際新發現，我對次有所懷疑。 何謂新發現呢？ 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對科舉制度進士時空分布的研究，社會學家對中國宗法家族的研究。現在這些研究比較具體，提供了大量新數據。當然中國國情之大，各地差別也極大。蘇杭的情況和關中大不一樣，和雲貴也大不一樣。 鄉紳需要滿足幾個條件，一個是力量足夠強，無論進士舉人，品級影響要和現任官足以抗衡。是否有地方滿足這種條件呢？ 當然有。 有些家族世代有進士，所以能在政治上保持一定影響。有多少進士滿足這種條件呢？ 在進士中大體占一半。因此蘇杭等的確有幾百年不衰敗的書香門第，但並不見得普遍。

清朝112科114榜進士，共錄取漢人進士26848人，手頭沒有舉人數量，應在8，9萬之間。比如康熙61年21榜，錄取4088人，乾隆60年27榜，錄取5385人。但這幾乎是中國科舉制度的極限，乾隆中後期，進士有遲至十年才授官者。因為篇幅這裡不討論納捐和舉人的仕途。

清朝錄取進士按地域分，為江蘇（2920），浙江（2808）直隸（2701），山東（2260），安徽（1189），江西（1895），福建（1399），河南（1693），陝甘（1385），山西（1431），湖北（1221），湖南（721），四川（763），廣東（1012），廣西（570），雲南（693），貴州（599），遼東（183）。

但上述圖景並不能掩蓋另一事實，如果具體到州，分布就更不均勻。比如杭州府有892進士，蘇州府有697進士，但有24名狀元。 蘇州鄉紳自然有極大發言權，但別的地方呢？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自南宋到清末，江浙一直是中國最富饒的地區。看來，大批官僚，大批退休官僚演化的鄉紳並沒有阻擋當地的經濟演化，這又為什麼呢？

上面的討論只不過指明一個簡單事實，中國郡縣制度下需要的正印官數量極少，中央到地方，不過數千人而已。科舉制度碰到的最大問題，其實是為文人指出了一條出路，但這條出路容量有限。而退休的能有一定影響的鄉紳，可能會影響到一定地區正因官的執政，但也許只是比較特別的情況。

下面要討論的是地方官僚如何管理地方？靠鄉紳和地方長老？ 如果進一步研究一個朝代演化歷史，應該可以看到一個基本事實， 朝代初期基本靠少數官僚（未見得是科舉出身）和武力。清朝科舉官僚逐漸走上政治舞台是康熙朝的事情，明朝科舉官僚逐漸走上政治舞台是明仁宗之後的事情，之前，明清大征討不斷，自然另外有一套搜刮民財的辦法。 既然儒家官僚之前掌握權力有限，那麼所謂鄉紳等也不太可能起作用。

但官府還是要徵發的，徵發的主力就是徵發的民工。明朝初期，被挑選負責收集稅糧的富戶苦不可言，常常傾家蕩產。被徵發者後來身份轉變，從中漁利，那有是一段歷史了。

明朝地方政府的開支極薄，大部分物品都是實物徵發，所需人員，也幾乎是無薪上崗，收入全靠”外快“。 所以顧炎武郡縣論特別有章談蠹吏。郡縣論8”善乎葉正則之言：“近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 州縣誌敞，吏胥窟穴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者，則進而為院司之書吏，以掣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大害而不能去"。這些人有多少呢，顧炎武說法，百萬有餘。

翟同祖談清朝地方政府談得更細，談到在政府職能起重要作用的師爺，文員，衙役，僕人等等。引用古人筆記談如何防範小人。清末，一個縣可能有文員一兩千，衙役一兩千，幾乎沒有正式收入，文化水平極低，都指望出差賺錢謀生。

無疑，上述圖景也並沒有想象中的那種詩情畫意。

道德教化是中國儒家學說中的老題目。但我覺得，自從商鞅改革，個人被從氏族宗族被剝離出來變成國家直接監管的黔首，道德教化基本就成了一紙空文。

所謂道德，必須有獎有罰，被教化者必須生活在一個有共同利益的共同體內。道德可以說是共同體共同利益的化身。在一個小共同體，個人難於欺詐，所以獎懲才有意義。儒家可能談教化，因為儒家基本還是主張人性善的。法家不可能談道德教化，因為法家主張人性惡，只能靠嚴刑酷法來維持秩序，刺激個人的生存願望。

商鞅變法的後果漢人已經談得很清楚，而且似乎大有不可逆轉之勢。秦末大亂，實際也是幾種道德互相交鋒的戰場，而無賴勝利了。漢高祖又食言以肥，殺掉當時許以重諾的功臣，建立了一個純粹的劉家王朝。

在這種情況下，所謂鄉村的自治和教化就頗有問題了。自治有代價，教化也有代價，那麼什麼樣的人承擔這種管理責任，皇權又如何看待鄉村“豪傑”呢？ 有漢一代，中央政府對遊俠豪傑鎮壓不予餘力。為什麼，也不外這些人有一套自己的“理想”和“規則”，不守“王法”而已。 根據現有資料，我們無從裁決誰是誰非，但是地方一級的鎮壓和反抗大概始終不斷。根據研究漢代歷史的陳啟雲的研究，黃巾起義也並非全然是下層百姓的造反。當然，中國歷史整個演變的傾向是，地方變得越來越弱，中央變得越來越強勢。

中國歷史上各種造反之所以極其暴烈，一大原因可能是地方有太多有潛在”暴民“素質的”勇敢分子。 看南斯拉夫解體中的種族清洗，令人驚訝的就是鄰居突然會露出青面獠牙，大規模屠殺，強姦，酷刑。非洲盧旺達種族清洗也有這種特徵，我還在思考，又是為了什麼？

一點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