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昆明屠殺引起很多人關於漢族少數民族政策的爭論。一種是傾向性的，我這裡要討論的更接近歷史，當然也不免涉及對內地統治者的批評。

過於理論的就不談了。只談比較淺顯的。

我們現在知道比較詳盡一篇關於匈奴的討論是漢書匈奴傳中王莽大將嚴尤給王莽的進言，總結周，秦，漢對匈奴政策。他的看法是匈奴為害由來已久。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但都談不上上策。周為中策，漢為下策，秦無測。他評定的標準是什麼呢？ 主要是戰果和代價。周有點防守反擊，驅之而已，稱中策。漢武帝出兵三十年，兩敗俱傷，所以定為下策，秦因之亡朝，所以稱無策。嚴尤這番議論是要勸阻王莽發兵（三十萬兵三十萬牛車），王莽不聽。新莽亡和王莽征匈奴立威有相當關係。

一般而言，漢書中主流中對主動出擊討伐匈奴基本持否定看法。為什麼，代價太高，損失實在太慘痛了一點，不是現在人能體會的。對匈奴作戰，主要困難是後勤，對外出擊，聽起來很爽，但對邊境各郡和負責後勤支持的內地影響極大。邊境郡往往因之殘破。錢穆曾指出東漢北方各郡經濟遠不如西漢，我覺得，戰爭很可能扮演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

戰國末年最成功一次防守反擊是李牧打的。請參見史記。李牧也是頂住趙王壓力才取得這一戰果的。

武帝對匈奴戰爭，漢書說法是”海內虛耗，人口減半“。現代歷史學家葛健雄在中國人口史估計武帝時期人口減少了600萬。從人口比例，每消滅一個匈奴人，要達僅幾十條漢人性命。 

匈奴之亡是漢朝武力打擊的結果嗎？ 也很難說。東漢時期蒙古草原惡劣氣候起的作用似乎遠大過漢人軍事行動。 現代人西漢說的”犯我強漢，雖遠必誅“實際是漢將陳湯等率領四萬西域聯軍消滅二千多匈奴。

總結這段，漢人武力遠在匈奴之上，漢書說漢兵對匈奴可以以一定五。匈奴等外族雖然給中原王朝帶來種種麻煩，但”胡患“至少還沒有從”外患“變成”內患“。

中國”胡患“變成”內患“是東漢末到明朝建立者一千多年。按劉伯溫看法，罪魁禍首是曹操。劉認為朱元璋解決了這個問題，不幸，不過二百多年，滿清又建立新的政權。

“胡人內患”根子和漢代把投誠匈奴南遷守邊分不開。歷史上王昭君和塞，對象就是歸順南匈奴的單于。東漢末年大亂，南匈奴入侵洛陽，蔡文姬故事就發生在這段。曹操索回蔡文姬，但又讓匈奴進了關，入駐內地。

晉書景帝本紀說”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為寇讎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內附，或委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

三十幾年後江統”徒戎論“提出警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 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擾，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 當時也許已經太晚，關中百萬口，夷狄居半。

漢族文化，對胡人基本群眾半點影響都沒有，這是個事實。

和漢族怨毒極深的“胡族”“胡患”應該說植根於此。這是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的“新胡族"，大爆發就是“五胡亂華”。影響之後數百年。

我最不可解的是秦朝郡縣制度把漢人所有社會組織打個稀爛，但又大量內遷保持原有社會組織的胡族。能想到唯一一個理由是語言。不保留胡族原有社會就無法管理胡人。但問題當時巨家百姓，又都使用大批胡人為佃。

照我看，漢代如果對外族“敬而遠之”，涇渭分明，大概也沒有後來那些麻煩。

很多人喜歡說“崖山之後無中國”。其實，從種族的角度，某種意義，東漢後就沒有中國了。唐朝帶有極其濃厚的胡族色彩。從王位繼承到社會風氣，到節度使制度都如此。安史之亂前河北一帶胡人占上風。 唐後五代中後唐後晉後漢開國之主都是沙陀人。

清不用多說，明朝皇權和儒家官僚對立也極其尖銳。我有時不能不覺得，朱元璋父子對待文人實在過於狠毒了一點，狠毒到我覺得也有“胡族”怨毒色彩。不過，也許整個北方都充滿戾氣。

朱元璋雖然標榜“驅除韃虜”，但似乎又對蒙古人過於好了一點。明朝還是用了不少蒙古將領，數目之多，乃至英宗時曹吉祥要政變，主力是“韃將”，而出面告發的馬亮和平叛的恭順侯也是蒙古人。

一直到明末，最有名的名將李成梁不是後金人就是高麗人。

 所以，要談中國歷史上的“胡患”真很難。我這裡只是淺淺勾一筆，大家還是生活在“神話”好了。

附：

中國古代話本小說中胡族公主經常都是能人， 中原王朝對付的辦法呢？ 就是漢族美男子。 有興趣的可以看薛丁山和樊梨花，說越全傳後面岳家軍那幾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