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昆明屠杀引起很多人关于汉族少数民族政策的争论。一种是倾向性的，我这里要讨论的更接近历史，当然也不免涉及对内地统治者的批评。

过于理论的就不谈了。只谈比较浅显的。

我们现在知道比较详尽一篇关于匈奴的讨论是汉书匈奴传中王莽大将严尤给王莽的进言，总结周，秦，汉对匈奴政策。他的看法是匈奴为害由来已久。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但都谈不上上策。周为中策，汉为下策，秦无测。他评定的标准是什么呢？ 主要是战果和代价。周有点防守反击，驱之而已，称中策。汉武帝出兵三十年，两败俱伤，所以定为下策，秦因之亡朝，所以称无策。严尤这番议论是要劝阻王莽发兵（三十万兵三十万牛车），王莽不听。新莽亡和王莽征匈奴立威有相当关系。

一般而言，汉书中主流中对主动出击讨伐匈奴基本持否定看法。为什么，代价太高，损失实在太惨痛了一点，不是现在人能体会的。对匈奴作战，主要困难是后勤，对外出击，听起来很爽，但对边境各郡和负责后勤支持的内地影响极大。边境郡往往因之残破。钱穆曾指出东汉北方各郡经济远不如西汉，我觉得，战争很可能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战国末年最成功一次防守反击是李牧打的。请参见史记。李牧也是顶住赵王压力才取得这一战果的。

武帝对匈奴战争，汉书说法是”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现代历史学家葛健雄在中国人口史估计武帝时期人口减少了600万。从人口比例，每消灭一个匈奴人，要达仅几十条汉人性命。 

匈奴之亡是汉朝武力打击的结果吗？ 也很难说。东汉时期蒙古草原恶劣气候起的作用似乎远大过汉人军事行动。 现代人西汉说的”犯我强汉，虽远必诛“实际是汉将陈汤等率领四万西域联军消灭二千多匈奴。

总结这段，汉人武力远在匈奴之上，汉书说汉兵对匈奴可以以一定五。匈奴等外族虽然给中原王朝带来种种麻烦，但”胡患“至少还没有从”外患“变成”内患“。

中国”胡患“变成”内患“是东汉末到明朝建立者一千多年。按刘伯温看法，罪魁祸首是曹操。刘认为朱元璋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幸，不过二百多年，满清又建立新的政权。

“胡人内患”根子和汉代把投诚匈奴南迁守边分不开。历史上王昭君和塞，对象就是归顺南匈奴的单于。东汉末年大乱，南匈奴入侵洛阳，蔡文姬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曹操索回蔡文姬，但又让匈奴进了关，入驻内地。

晋书景帝本纪说”是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狂狡贪悍，世为寇雠者，皆感义怀惠，款塞内附，或委命纳贡，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

三十几年后江统”徒戎论“提出警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 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 当时也许已经太晚，关中百万口，夷狄居半。

汉族文化，对胡人基本群众半点影响都没有，这是个事实。

和汉族怨毒极深的“胡族”“胡患”应该说植根于此。这是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新胡族"，大爆发就是“五胡乱华”。影响之后数百年。

我最不可解的是秦朝郡县制度把汉人所有社会组织打个稀烂，但又大量内迁保持原有社会组织的胡族。能想到唯一一个理由是语言。不保留胡族原有社会就无法管理胡人。但问题当时巨家百姓，又都使用大批胡人为佃。

照我看，汉代如果对外族“敬而远之”，泾渭分明，大概也没有后来那些麻烦。

很多人喜欢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其实，从种族的角度，某种意义，东汉后就没有中国了。唐朝带有极其浓厚的胡族色彩。从王位继承到社会风气，到节度使制度都如此。安史之乱前河北一带胡人占上风。 唐后五代中后唐后晋后汉开国之主都是沙陀人。

清不用多说，明朝皇权和儒家官僚对立也极其尖锐。我有时不能不觉得，朱元璋父子对待文人实在过于狠毒了一点，狠毒到我觉得也有“胡族”怨毒色彩。不过，也许整个北方都充满戾气。

朱元璋虽然标榜“驱除鞑虏”，但似乎又对蒙古人过于好了一点。明朝还是用了不少蒙古将领，数目之多，乃至英宗时曹吉祥要政变，主力是“鞑将”，而出面告发的马亮和平叛的恭顺侯也是蒙古人。

一直到明末，最有名的名将李成梁不是后金人就是高丽人。

 所以，要谈中国历史上的“胡患”真很难。我这里只是浅浅勾一笔，大家还是生活在“神话”好了。

附：

中国古代话本小说中胡族公主经常都是能人， 中原王朝对付的办法呢？ 就是汉族美男子。 有兴趣的可以看薛丁山和樊梨花，说越全传后面岳家军那几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