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15日,一位普通的右派、年僅41歲的音樂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遙遠的興凱湖農場。45年以後,如果不是當年造冊的一本《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流入到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上,微不足道的莫桂新早已被世界所遺忘。 

莫桂新死後被草草埋葬在一個土丘上,只插上了一塊土牌,上面寫着:“勞動教養分子莫桂新”。用不了多久連這塊木牌也消失了。他身後只留下一塊手錶和一塊蠟染的花土布,其中包含着一個音樂家對人間全部的愛,對生活全部的信念。 

“調查表”里有莫桂新 

2002年3月9日,我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一本1963年7月造冊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收有北京94名死於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和京效清河農場、北苑農場的勞教右派。每人兩頁,文簡字省卻“五臟俱全”:姓名年齡、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質、個人簡歷、教養理由、教養表現、死亡日期、死亡診斷及墳墓標誌等逐一記錄。曾歷經右派勞教磨難的文藝評論家杜高先生看到這份“調查表”後認為,此物是從北京市公安局五處流出的。杜高發現,我國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權的愛人莫桂新,也在其中。 

杜高把莫桂新的死亡登記表複印後,轉給莫桂新的小女兒莫燕。莫桂新1958年去世時,莫燕僅有5歲。看着父親的死亡登記表,她沉默了許久……莫燕不願回憶往事,她說,“那是揭開就會流血的傷疤。”

以“調查表”為基礎,藉助《張權紀念文集》等資料,我在採訪了杜高以及北影導演巴鴻,北京人藝演員王宏韜、金昭夫婦等人後,莫桂新的影像方漸顯清晰…… 

張權與愛人莫桂新

風雨中的伴侶 

莫桂新從小在文化藝術氣息濃厚的環境裡受到薰陶,他興趣廣泛,喜歡畫畫、排球和唱歌,從南開中學畢業後,1936年考取了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圖案系學習油畫。由於他嗓音出色,被一位俄籍聲樂教授發現,動員他同時學習聲樂。1919年出生於江蘇宜興的張權與莫桂新同年進入杭州藝專,在聲樂系學習,在這裡他們相識相知。

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張權從青木關國立音樂院畢業後,走入了婚姻的殿堂。1943年和1945年,他們的女兒莫紀綱、莫紀嵐相繼出世。抗戰勝利後,莫桂新舉家北上,住在天津明華里。莫桂新在耀華中學當音樂老師,和一些音樂人共同組織了頗有影響的黃鐘合唱團,經常在一起唱《黃河大合唱》等進步歌曲,其中羅忻祖、王秉銳、華正文和莫桂新等人,後均成為有造詣的音樂家。1947年6月,張權赴美進修聲樂。 

1950年4月,莫桂新進華北軍政大學學習。1951年9月20日,受周總理之邀,已在美國依斯特曼音樂學院研究院獲碩士學位的張權毅然放棄優厚待遇,衝破重重阻撓啟程回國,全家人重新聚在一起,在北京東城無量大人胡同15號一個四合院裡安了家,這是一段最溫馨安寧的時期。1953年,隨着小女兒莫燕的出生,家裡更增添了歡樂氣氛。莫桂新與張權先後被分到北京人藝,後又一起進入中央實驗歌劇院。 

莫桂新遇到麻煩,始於1955年的“肅反”。據“調查表”記:“(莫桂新)1941年重慶音樂院入國民黨,與美蔣特分子發生聯繫,加入天主教。日降後在天津成為國民黨文化界要人,國民黨音樂節主席,宣傳歌詠團團長。主持電台進行反革命宣傳,唱反革命歌曲,誣衊共產黨八路軍……解放後隱瞞歷史參加工作。”憑着歪曲的事實和羅織的罪名,莫桂新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據“調查表”記:“整風開始,(莫桂新)親自找藝術領導,質回肅反對他(的)處理問題,‘肅反依法進行搜查,根據是什麼。’要求重查他的問題,進行翻案。”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拉開了反右序幕。莫桂新“解放後隱瞞歷史”,加上鳴放期間攻擊肅反,妄圖翻案,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兼右派”。從此踏上一條不歸路。 

莫桂新之死 
1958年1月,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毛澤東親手制定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其中規定,凡“攻擊肅反鬥爭的”,一律劃為右派,凡被劃為右派的黨團員一律開除出黨出團,並把右派分子按不同程度分為六類。莫桂新被劃為最嚴重的第一類:保留公職,勞動教養。 

高牆電網環繞的北京勞動收容教養所位於宣武區半步橋(今自新路)。據“調查表”記,收容莫桂新的日期為1958年2月15日。收容所規定,當事人如不服可申訴。事實上,申訴的結果只能是自討苦吃,罪上加罪。牢裡的右派都想早點去勞改農場,希望通過自己的表現早日解除教養;此外還有個原因,收容所里吃不飽,這裡每人一天定量三兩六(十六兩一斤的小兩),上下午兩頓飯,每頓一個窩頭,一碗棒子麵粥,外加鹹菜或熬菜葉。

當張權最後一次去給莫桂新送衣物時,竟未被允許與丈夫見上一面。莫桂新是在1958年5月8日離開收容所的,目的地是黑龍江密山縣興凱湖農場。那天夜裡,數輛押運犯人的帶篷卡車停在收容所門口,車頭上架着機槍,探照燈把院子照得賊亮,荷槍實彈的軍人站立兩旁。莫桂新和幾百名右派扛着鋪蓋卷上了卡車,被直接押送到前門老火車站。 

興凱湖農場有條規矩:凡越獄逃犯被抓回來,不需要經法院批准,可就地槍決。莫桂新一行到達總場後,被分到七分場,七分場離總場約幾十里地,幾百平米的範圍里,矗立着幾排營房一樣的平房。每組30人,睡在對面兩排大通炕的屋子裡,組長與副組長分睡炕頭炕尾,以便監督。 

在農場,右派們主要干兩種活:一是背草。在荒淀子裡把打下來的草運往場部,準備冬天燒炕用。每天背草要走兩個來回,約60里路。背的多少,全靠自覺。莫桂新每次都盡力多背;二是挖排水溝。挖排水溝是為了把湖淀子的水弄出去,便於翻地。每人一天要用鐵鍬挖土八立方。一立方土3000斤,膀子都快累折兒了。大夥都拼命干,以此來減輕心理痛苦,淨化心靈,爭取早日“摘帽”,與家人團聚。當時還未到三年困難時期,主食隨便吃,菜一人一盆,一個禮拜還能吃一次細糧(饅頭或米飯)。莫桂新所在的組僅七八個右派,剩下的二十多個都是流氓、小偷和無業游民。

右派中,打“同類”小報告,以求邀功贖罪的人並非少數。有的管教還利用刑事犯來整右派。在一次批鬥右派的會上,一些流氓小偷在管教縱容下,竟把被斗的右派扔到了糞坑裡。不過,莫桂新的威信很高,那些刑事犯倒沒給他使過壞。他為人正直,勞動不惜力,待人和善,有時還會說上幾句幽默的話來化解衝突。“調查表”對他的表現有如下記錄:“該人來場後認罪認錯。擔任組長,主動搞好文藝活動,如教唱歌。勞動盡到主觀努力,抬土抬雙筐,遵守紀律較好。” 

據王宏韜回憶:“8月的一天,因為下雨,大家沒出工。那天食堂改善伙食,晚上吃饅頭和燉豬肉。大約是肉收拾的不乾淨,第二天就開始有人肚痛,拉稀,根本止不住。病號也越來越多,最後達上百人。於是管教乾脆在廁所旁搭了個草棚,重病號全住在裡邊。我和莫桂新也住在草棚里,我最多一天拉70次,而他幾乎是上百次。當時農場初創,各方麵條件都很差,醫療條件更談不上。七分場雖然有醫療室,但醫生水平很低,這個病起初未引起重視,等到發現後吃藥,已經控制不住了。大概也就兩三天的工夫,就先後死了六七個病號。後來我處於半昏迷狀態,莫桂新什麼時候走的,就不知道了。我僥倖地逃過了這一關,聽說莫桂新被送往總場醫院,到那就死了。”“調查表”記錄下莫桂新的死亡原因:一、急性腸炎,嚴重脫水,酸中毒;二、繼發性痢疾。 

當時總場文教隊擔負着一個特殊任務:每年4月到10月不上凍期,要預先在墳場挖好一排埋死人的坑,以備使用。據“調查表”記,莫桂新的死亡日期為1958年8月15日,他的痛苦、屈辱、疑惑、無奈和希望,都隨着生命的消逝劃上了句號。 

“調查表”記錄下莫桂新的埋葬地點:“現為水泥碑標誌,埋於太陽崗。”1958年12月,王宏韜曾與巴鴻跑到太陽崗去尋找過莫桂新的墓地,只看見一塊寫着“勞動教養分子莫桂新”的木牌插在地上。後來,連那塊牌子也沒有了。莫桂新死後,農場把他的遺物退還給了家屬,其中一塊高級手錶和一塊蠟染花土布至今保留在他女兒那裡。 

50年代初,姜德明曾聽過莫桂新錄製的歌頌藏民解放的唱片:“東方升起喲紅太陽,高山頂上喲放紅光。自從來了解放軍,藏民生活變了樣……”三十多年後,他寫道:“如果我真的再聽一遍的話,除了喜悅之外,我相信還會含有一點苦味在內。當然,這是歌者事先難以預料的。”

“我忘不了老莫……” 
1962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張權以“摘帽右派”身份,在北京連續舉辦了13場個人獨唱音樂會。 

在周總理親自安排下,1962年3月張權出席了全國政協會議。總理向張權詳細了解了她在東北的工作生活情況。當張權說到莫桂新已去世時,總理的眼神突然呆滯了。 

1978年,張權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莫桂新也獲平反。 

方掬芬曾問張權:“你的年齡並不大,怎麼不考慮重新組織家庭生活?”張權說道:“我有音樂。再說,我忘不了老莫……” 

1993年6月16日,張權因肺癌在中日友好醫院病逝,終年74歲。6月28日晨,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北堂為張權和莫桂新舉行追思已亡彌撒。他們的婚禮當年就是在教堂舉行的。張權的遺體和莫桂新的遺物一起火化,合葬於頤和園後身的天主教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