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狗的“大鍋飯”是如何破滅的？

自從野狗變成獵狗，獵狗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飽暖思淫慾，盛世民眾多”，在“大鍋飯”的滋養下，獵狗家族迅速繁衍，數量大大增加，獵狗家族進入了一個歌舞昇平的繁榮時期。可是，這樣的美好時光並沒有維持多久。首先是“勤奮工作”的獵狗越來越少了。一早，獵狗們蜂擁出門，一轉眼就消失在無邊無際的草原上，可是，這些“計時工作”的獵狗們出工不出力，當它們飛奔而去，脫離了獵人的視野之後，就聚在一起胡吹瞎侃，說東道西。或者，發情的獵狗們肆意縱情，躺在鬆軟的草地上嬉戲玩笑；“青春期”的獵狗追逐異性，“成年的獵狗”幽會情人；等到天色將晚的時候，它們才匆忙奔赴兔子出沒的地方，抓一兩個兔子回來交差。

另外，“吃閒飯”的小獵狗在整個獵狗家族中的比例越來越高。“人人有份，平均分配”的結果是刺激了獵狗的生育欲望。因為，小獵狗“飯量”較小，對它來說，“份飯”是有剩餘的，此時，小獵狗的父母就可以占有小獵狗的“剩餘”，顯然，小獵狗的數目越多，小獵狗父母得到的剩餘也越多。可是，對於整個獵狗家族來說，“份飯”正在變得越來越稀薄。肥美的兔腿、胸肌已經看不見了，每個獵狗只能啃幾根骨頭上殘留的肉屑。

獵狗們越來越不耐煩了，它們抱怨“伙食”太差，進而消極怠工。獵人也開始發愁，究竟是因為什麼，“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獵人展開了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

    一條獵狗將兔子趕出了窩，一直追趕他，追了很久仍沒有捉到。獵人看到此種情景，譏笑獵狗說“你們兩個，小的反而跑得快得多。”獵狗回答：“你不知道我們兩個的跑是完全不同的！我僅僅為了一頓飯，兔子卻是為了性命而跑呀！”

這話引起了獵人的思考，他想：獵狗說的對啊，要想抓到更多的兔子，得想個好法子，改變眼下的“大鍋飯”體制。於是，獵人規定，凡是能夠捉到兔子的，就可以得到幾根骨頭，捉不到的就沒有飯吃。這一招果然有用，獵狗們紛紛努力去追兔子，因為誰都不願意看着別人有骨頭吃，自己沒的吃。

從“大鍋飯”到多勞多得是一次“革命意義”的變化。出工不出力的懶惰行為受到了抑制，身強力壯的野狗們總是早出晚歸，奮勇爭先，為的是能從獵人那裡得到更多的骨頭。未成年的小獵狗，原本是獵狗家族供養的，“改革之後”，小獵狗只能從父母嘴裡“奪食”。為了養活小獵狗，成年獵狗的工作更加勤奮，同時，在捕獵的過程中，小獵狗也更早地進入了角色，盡力幫助父母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偵察、圍捕和看護獵物等。小獵狗的“童年”十分短暫，“年少不知愁滋味”的時光隨着“大鍋飯”體制一起消失了。成年獵狗也認識到養護小獵狗成本很高，一方面導致自己身心疲憊，另一方面，小獵狗得不到良好的管護和照顧，整個家庭的生活水準也因此降低。

“制度革新”帶來的變化是十分明顯的，獵狗家族重現了往日生機。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問題又出現了。大兔子非常難捉到，小兔子好捉。但捉到大兔子得到的獎賞和捉到小兔子一樣多，獵狗們經過觀察，發現了這個竅門，專門去捉小兔子。慢慢的，獵狗們都發現了這個竅門。

獵人對獵狗說：“最近你們捉的兔子越來越小了，為什麼？”

獵狗們說：“反正沒有什麼大的區別，為什麼費那麼大的勁去捉那些大的呢？”

獵人經過思考，決定不將分得骨頭的數量與兔子數量掛鈎，而是採用每過一段時間，就統計一次獵狗捉到兔子的總重量。按照重量來評價獵狗，決定一段時間內獵狗的待遇。於是獵狗們捉到兔子的數量和重量都增加了。獵人很開心，而對獵狗家族來說，“大鍋飯”破滅了。

述評：

在一個既成的制度框架里，如何調整自我的行為而最大化個人的經濟利益，是很耐人尋味的。在這個虛擬的案例里，獵狗們的選擇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就是說，在我們的基本假設里，制度是由獵人制定並且頒布實行的，獵狗們沒有權利修改制度。但是，這並不是說，適應政策、適應制度是一種完全被動的“無奈”之舉，恰恰相反，“制度寄居者”的理性選擇往往是引起制度變遷的主要原因。

制度經濟學需要回答，“誰”和“怎樣”進行了制度創新。表面上看，從“大鍋飯”到“計件工資”，再到“計量工資”，是獵人獨立設計並推進實施的。而事實上，獵狗們的“消極怠工”、“重數不重量”才是誘發制度創新的真正原因。這看上去有點荒謬，寄居在“堅硬的制度”框架中的被動適應者，引發了制度從一個模式向另一個模式躍升，實際的情況正是這樣。

這個虛擬的案例可以進一步引申到關於“獵狗性善性惡”的討論。其實，獵狗本無善惡，僅僅是一個中性的“理性獵狗”，或者說，“善惡”僅僅是一種硬性的制度驅使下的獵狗行為的顯性化。“好的”制度會使大部分的獵狗都勤奮努力，“壞的”制度卻是相反。換句話說，如果在一個制度環境下，大部分人的行為“極端自私可惡，幾乎是惡人遍地”，那麼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是一個好的制度，因為，人是制度的產物，是制度寄居者。

我們還可以看到，制度是一個不斷演化的進程，指望一勞永逸地設計一個“完美無缺”的制度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不過，野狗們從一個“較差”的制度進化到“較好的”制度所經歷的陣痛微乎其微，這種制度的演進也就順理成章，輕而易舉地完成了。而在現實和人類社會中，即使是一個人所共知的不堪的制度設計，變更難度之大，往往超出了常人的預想。

這就是虛擬案例的缺陷，到此為止，這個虛擬案例的說明力已經被我們挖掘乾淨了。進一步的討論，必須回到真實世界。在人類社會的制度變遷中，一種既有的經濟制度被另一種制度所替代，始終是多種不同利益集團角力的結果。有時，這種角力是在一種較為溫和的狀況下進行的，呈現的社會景象是溫和地改良；也有時，角力引發社會各階層激烈的外部衝突，導致整個國家、民族的動盪、混亂、甚至流血衝突，這就是所謂的革命。很多人在“革命”到來的時候，異常興奮，雀躍不已，以為可以“一戰定江山”，而事實上，歷史上所發生的幾乎所有的革命帶來的後遺症遠比“革命”之前更為複雜。因為，“革命”的目的是否定原有的制度，建立一個與原有制度完全相反的制度，可現實的答案是，與舊制度的對立並不意味着新制度的正確。正像私有制的罪孽並不一定推導出公有制的善果，我們曾經徹底打翻了私有制，可是我們也越來越清楚地發現，公有制的缺點一點也不必私有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