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饑荒時期，蘇聯同志沒有落井下石
1989年6月2日星期五下午，在岳父家的電視上，播放前 一天下午只身前往天安門廣場，用小型攝像機隨意拍攝、 廣場地下通道北側出口處牆上粘貼、分別寫在兩張大尺 寸紙張上的文字內容。看着電視上的畫面，夫人的大姐 還念出聲來：
李鵬臉皮厚， 三槍打不透！
四十年風雲變幻，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 哪一次人民說了算，全憑政治局動亂！
看看下面少將徐焰的文章，聽聽曉松同志回顧同一時期 的情形，
哪一次人民說了算 ?!
“蘇修逼債”真相
2011-02-24 13:13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徐焰
上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和出現饑荒後，國內曾以幹部宣講 和群眾口傳方式出現了“中國為抗美援朝欠債，蘇修逼債造成挨餓” 之說，並在多年間被一些文藝作品和非當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許多 人長期信以為真。 不過，如果翻閱一下中國政府的公開文件和中蘇“論戰”時的文 章、公開信，裡面從未說過“逼債”一事。若再研究一下改革開放後 國家發表的經濟統計數字，又可看出當年中國所欠蘇聯債務數額並不 大，三年困難時蘇方還主動提出中方可推遲還債。 澄清這一事實，有助於人們正確和理性地應對內部困難，探尋深 層次原因，並通過得力措施糾正化解，不能推諉於外部原因而迴避自 身責任。 中國到底欠下蘇聯多少債? 在新中國成立前的革命鬥爭中，蘇聯出於推動世界革命和保障自 身東部安全的需要，向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提供過無償援助，抗戰前期 還向國民政府提供過3億美元貸款。新中國成立後，蘇聯不再算舊中 國的欠賬，也不再對華提供無償援助，供貨都要計價。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訪問蘇聯時受到蘇聯黨政領導人的歡迎。
1949年12月21日，毛澤東訪問蘇聯時，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七十壽辰慶祝大會。 
這種壽棚當時遍布全國各地
毛忿忿地待在一邊，半是囚犯，半是貴客，落在莫斯科西郊數公里外一片樺樹林中 的斯大林個人的俄式鄉間別墅那令人厭煩的浮華氣派中。12月21日，他參加了紀念 這位領導人70歲誕辰的一套儀式，做了一次純屬言不由衷的捧場講話。這也只是純 粹的禮儀場合；俄國人隨後突然取消了臨時商定在23日的會談。毛氣炸了。“我一天 就是三件事，”他拍打着桌子對他的蘇聯聯絡官們說，“吃飯，拉屎，睡覺。”斯大林 兩天后打電話給他時還故意閃爍其詞，拒絕提及政治議題。當輪到他打電話給斯大林 時，有人告訴他這位蘇聯領導人外出了。
1957年毛澤東訪蘇紅場閱兵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時，同斯大林議定了為數3億美元的蘇聯 對華第一筆貸款，其中一半屬於攻台急需的海軍裝備訂貨。當時毛 澤東在黨內說明，對蘇提出的款額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這 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國因外債沉重在經濟上受制於人的教 訓，某種程度上也是受中國農耕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不願欠別人 的錢。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中國急需大量武器裝備，蘇聯雖同 意提供，卻以援朝要“共同負擔”為名，要求中蘇兩國按成本價各出 一半的錢。當時中國因財政困難無力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來同 蘇聯扎哈羅夫總顧問議定，從中國入朝作戰起，蘇聯以半價提供的武 器算作蘇聯對華貸款。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共向中國提供了64個陸軍師、23個空軍 師的裝備，除斯大林為彌補兩國關係中的不愉快給予少量無償武器援 助外，大部分裝備系有償(半價)提供，就此中國欠下蘇聯軍火債30億 元人民幣，在當時折合13億美元。1955年蘇軍從旅順撤退時，移交了 折價9.8億元人民幣的裝備。解放軍掌握這些武器，對於迅速提高戰 術技術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也說：“我 看還是要感謝蘇聯，它總幫助了我們軍火和彈藥嘛，算半價，還有汽 車隊。” 在中國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援華的重點是稱為“156 項”的基礎工業設施建設。這些項目的機器設備，主要是以貨物貿易 而不是以貸款交付的，不過提供的技術還是免費的。 1958年中國發起“大躍進”後，因國內副食品供應緊張和收購困 難，不能按貿易合同對蘇聯交貨，在1959、1960年兩年間又欠下25億 盧布的商貿債。根據當年主管財政的副總理李先念在《關於1961年和 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中所列舉的數字，自1950年以來我國向蘇聯 所欠的外債和應付利息，折合人民幣計算總共為57.43億元人民幣。 中國對蘇聯共欠下的57億元債務，在當時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占多 大比例呢?1959年全國的財政支出為520億元，1960年則為654億元。而 且至1960年之前，我國對蘇聯已還債33億元人民幣，這就將抗美援朝 所欠的武器債務基本還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躍進”兩年間因不能按 合同交貨拖欠下來的貿易債務，以及接受旅順蘇軍撤出後所留裝備的 收購費，其總額折合23億元人民幣。 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一個國家的債務在分年償還的情況下， 其總額只要不超出一年財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範圍 之內。當時中國幾乎只對蘇聯有欠款，數額又只占國家年財政支出的 二十幾分之一，實在算不得一個太大的數額，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 援朝的軍火債。 1961年4月1日，中蘇簽署貿易協議，蘇聯同意中方貿易欠款可分 期歸還。 毛澤東為“爭口氣”提前還債 
1959年中蘇領導人出現了一系列爭吵，尤其是赫魯曉夫對“大躍 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激怒了毛澤東，廬山會議出現的黨內爭議 也被懷疑與之有關，兩黨關係趨向惡化。1960年6月，中蘇兩黨代表 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又出現激烈爭執，赫魯曉夫為施加壓力，於同 年7月16日以政府名義突然通知中國，撤走在華全部專家，並違反合 同停止供應許多建設項目的設備。 此前中蘇兩國因有“兄弟般”的友誼，貿易上出現一些拖欠並未 引起重視，關係惡化後，欠債問題便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蘇聯通知中國要撤走專家時，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開會研究如何 解決經濟困難。得知這一消息後，7月31日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就蘇 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作了報告，說明兩年間由於國內副食品供應緊 張和收購困難，不能如期對蘇聯交貨，出現了貿易欠債。 在赫魯曉夫施加壓力的形勢下，與會者都激發起一種勒緊褲帶盡 快還債的情緒。考慮到拖欠着蘇聯的債務，進行“反修”鬥爭理不直、 氣不壯，於是有人在會上提出“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更有人 提倡“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則以堅定的口氣 說：“明年還清這個債。”
從這年的年末起，毛澤東有幾個月不吃肉， 以表示帶頭共度難關。
1961年4月26日，幾位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澤東精心訂製了一份西菜、西菜湯菜譜。 從保存下來的菜譜看，內容儘管談不上十分豐富，但已比較周到地照顧到了毛澤東的飲 食喜好。這份菜譜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類、羊肉類、牛肉 類、湯類。
下面就是1961年4月26日， 廚師為毛澤東制訂的西餐菜譜的魚蝦部分：
莫斯科烤魚 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桂魚、炸桂魚、軟炸桂魚、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白烤魚、 烤青菜魚、波蘭煮魚 
罐燜大蝦 鐵扒大蝦、烤蝦卷、蝦麵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
毛澤東對於用西餐方法製作出來的魚蝦也感到十分新鮮驚奇。他常常在吃上一段 中餐方法製作的魚蝦後吃上一次西菜魚，以此換換口味。 
基輔黃油雞卷非常具有異域特色 毛澤東對西菜中雞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員制訂西餐菜譜時，在雞類上 列出了這些一般人聞所未聞的西菜名稱：黃油雞卷、軟煎雞排、雞肉餅、雞肉元、雞 肉絲、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青菜燜雞、紙包雞、雞西敏士、椰子雞、奶油雞 等等。光聽菜名，也能大概猜到，這是為了迎合毛澤東口味而製作的中式 西菜，這些 菜單的部分菜餚是根據俄國等國家的特色西餐而製作的，因此會符合當時的國情與用 餐客人的口味。
而毛澤東對上述西菜雞並非樣樣都喜歡，但偶爾吃上一頓也覺得別有風味。而這些 西菜大約只有在宴請國際友人的時候，他才會嘗上幾口。 
波蘭煮魚 毛澤東60年代對西菜感興趣，但他很少正正經經地吃過一頓純粹意義上的“西餐”。在 毛澤東看來，無論是口味，還是營養， 中國菜都遠遠超過西菜。當然，西菜中也有不 少值得中菜借鑑學習的地方。但是，如果讓毛澤東每日吃西餐，他絕不願意。因此， 毛澤東在吃西菜時一般是與中菜合 在一起吃，即是說，他每天的飲食還是以中菜為主， 其中也夾雜上幾個西菜，或是西菜肉類，或是西菜湯類。 到了毛澤東的晚年，由於中 南海的醫生們注重主席的健康，因此也要求減少了西菜的製作。
三年大饑荒時“父食子”慘案
雖然中共中央領導人要求儘快還債，考慮到國內鬧饑荒，經濟部 門還是希望推遲償還這筆數額並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國對外 貿易部部長葉季壯約見蘇聯駐華使館參贊，曾以口頭聲明表示，中國 方面支付出現困難，在貿易方面估計共欠蘇方20億盧布，可能要在五 年內還清。12月17日，蘇聯外貿部部長帕托利切夫約見中國駐蘇大使 劉曉，指責中國方面未與蘇聯協商，就片面地把貿易方面欠債償還期 限確定為五年，並以中方違約為由，表示短期內不向中國提供汽油。 後來國內一度傳說所謂蘇聯“逼債”，能夠找到的主要根據便是 指此事，不過隨後的實際情況又並非如此。 1960年11月，劉少奇前往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 議，中蘇兩黨出於各自戰略需求，都採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終達 成了共同宣言。隨後，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份訪蘇，幾個月前雙方的 緊張關係又得到緩和。劉少奇訪蘇期間，米高揚曾表示很快會恢復一 些援華項目並再派專家，蘇聯對中國還債問題也故意表現出了高姿態。 蘇聯同意推遲五年還債 1961年同1960年一樣，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年份。同年上半年， 蘇聯開始部分地恢復了對中國國防和經濟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 赫魯曉夫寫信給周恩來，主動提出願意向中國提供當時蘇聯最先進的 米格-21戰鬥機的樣品和全部技術資料，成為蘇聯最後向中國提供的 一次軍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魯曉夫又致函毛澤東，主動提出， 願意通過借用形式提供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 面對這一姿態，1961年3月8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蘇聯大使 作了口頭答覆，感謝赫魯曉夫的好意。不過因出於“爭氣”和不願受 制於蘇聯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願將蘇聯的糧食 作為後備，還是立足於從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進口糧食。 提出願向中國借糧後，3月間蘇聯政府又主動提出，在兩國貿易 中，中國所欠的10億盧布逆差可分五年償還，不計利息。同年4月8 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專門接見了中國對外貿易部的正副部長葉季 壯、李強，又談到可推遲還債。隨後兩國發表的公報稱：“對於中國 因農業遭災而在1960年貿易業務中產生的對蘇聯欠帳問題。蘇聯方 面表示充分諒解，並向中國政府提出，上述欠賬在五年內分期償還， 不計利息。蘇聯還建議，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應中國五 十萬噸糖，以後在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中國方面以感 激的心情接受了這一建議。” 當時，這一公報在中國的《人民日報》刊登並在廣播中播出，在 民眾中產生了好的影響。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報》曾以專文對 蘇聯表示感謝說：“由於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供應蘇聯 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蘇聯同志對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 諒解。” 不過好景不長。年底，中蘇雙方就因如何對待阿爾巴尼亞問題而 出現公開分歧。為開展“反修”鬥爭並激發對“現代修正主義頭子” 的仇恨，有關“蘇修逼債”的說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繪，又以基層幹部 宣講和民間傳說方式在國內開始傳播。
還債支出遠不及同期援外金額 1961年11月，蘇共不顧中共的堅決反對，在召開二十二大時公開 把阿爾巴尼亞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使中蘇交惡的趨勢再也難以 扭轉，並在1963年以後展開了公開論戰。1964年以後，中國因經濟好 轉，一再提出提前還清對蘇債務，終於在1965年還完。 據國內公布的統計數字，60年代前期中國對蘇還債數額及其在 國家財政中的比例如附表。 仔細看一下統計數字並進行量化分析，人們就能認清這一時期中 國對蘇還債數在國家年財政支出中比例很小。當時的中蘇聯合公報也 說明，中國還債並非是用糧食，而是“供應蘇聯有色金屬礦砂、錫、 水銀、鉛、生鐵、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絲、茶葉、呢絨和 綢緞、縫製品和針織品，以及其他工業品和手工藝品”。新疆出產的 重要礦藏，便擔負了對蘇還債的半數款項，60年代初中國出現的饑荒 可以說與對蘇還債並無多大關係。 ( 溪谷閒人: 謝謝分享, 大饑荒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 是人民公 社, 導致蘇聯, 中國, 越南發生大饑荒, 如今朝鮮和古巴至今處 在饑荒狀態.
第二是追求高速度工業化, 是用農產品換取工業設備, 使大饑荒
更嚴重, 速度高的當時就嚇壞蘇聯專家.
小數點表示能夠有效測量數據, 保留七位是造假的證據, 根本做
不到.
我外婆的弟弟,餓死前爬到縣城汽車站, 唯一的希望是城裡的姐姐
給她送饅頭, 每一輛長途汽車到, 他都睜開眼看看是否有姐姐來了, 直到閉上眼睛, 妻子帶着兩個孩子逃亡黑龍江省. 她是外婆唯一的 弟弟, 外婆想到此事就痛哭. —— Robert )
不過，後來有人解釋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卻大講“自然災害” 和對蘇還債，“對內怨老天，對外怨蘇聯”成了推卸領導責任的推託 之辭。其實早在1962年1月，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 便感嘆地用過“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不同意把困難原因說 成是所謂“自然災害”，也沒有提到蘇聯。1978年12月召開十一屆三 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在一系列決議和文件中更是如實地說明了造成當 年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錯誤，三十多年來國內眾多理論文 章也做了同樣的分析。近些年卻有些人仍在重複“自然災害”、“蘇 修逼債”造成饑荒的傳言，這如不是對歷史缺乏了解，便是繼續 為“左”的錯誤做掩飾。 值得提上一筆的是，即便在中國經濟最困難的60年代前期，援外 金額也遠遠超過了對蘇還債。1964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三屆人大一 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就曾說明：“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 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億八千九百萬 新盧布，剩下的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布，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 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
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 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萬門火炮，最終全部進入鋼鐵廠的熔爐，熔化成了 鋼水。而獲得如此悲慘命運的中國援阿武器還不止火炮一個，此前還有消 息，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殲5、殲6、殲7戰鬥機退役後，阿爾巴尼亞將 其甩賣。
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戰機
據統計，1961年至1978年間，中國還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大量其他類別的 武器裝備，其中包括：各種槍75.2萬支，槍彈15.64億發，火炮1.1萬餘門， 炮彈822萬發，地空導彈系統 ...... ......
1968年,中國媒體報道“阿爾巴尼亞青年熱情學習毛主席著作”， 該年，中國對阿援助達到最高峰
出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的耿飈回憶稱：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直是在自己存在 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近90億元人民幣。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4000多元。 援阿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400公斤，遠超我國耕地使用的化肥量。而軍 援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
1961年春, 1961年春，蘇聯中斷了 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中國除了向阿爾
巴尼亞提供了幾十萬噸糧食以外，
還提供了2.5億元外匯人民幣的援款，承擔了19個成套項目，幫助阿實現了瀕於夭折的 第三個五年計劃，解決了阿的燃眉之急。
中國為阿爾巴尼亞興建了鋼鐵、化肥、制鹼、制酸、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 等新的工業部門, 增建了電力、煤炭、石油、機械、輕工、紡織、建材、通訊和廣等部門的項目, 大大提高了阿的工業化水平。
應當強調指出的是, 中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的大量援助, 正是在中國“三年困難時期”, 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 中國盡了最大的努力, 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設備、機械、拖拉 機、車輛等提供給阿, 僅糧食就達180萬噸。
當時中國節衣縮食援助最多的國家是越南和阿爾巴尼亞，施援目 的是推動“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終造成的可嘆結果有目共 睹。究其根源，正是出於對世界形勢的錯誤認識，以及同蘇聯競爭充 當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態。 當然，中國在經濟困難時仍提前還債，顯示了一種“爭口氣”的 不服輸、不低頭精神，從長遠看還是產生了一些好的影響。由於中國 一直有良好的還貸信譽，這使國外能比較放心地對華投資或提供貸款。 不過看一下近現代世界經濟史，後發的國家大都是採取“借雞生 蛋”即借款或引進外來投資的方法，較快地追趕世界先進水平。1965 年中國還清蘇聯的債務，1968年又還清國內公債後，曾一度自豪地宣 布自己是世界上少有的“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實際上在經 濟上倒進入了封閉狀態。直至改革開放後，國人通過面向世界解放思 想，認清了傳統的自然經濟觀念的局限，對外債問題才有了一個正確 的認識。 正視歷史才能汲取教訓。如今的人們回顧“三年困難時期”(不應 再說“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最重要的是如實認識當年指導方針 極“左”和空想狂熱的錯誤，方可避免再重演類似悲劇。如果再重複 “蘇修逼債造成挨餓”這類不實傳言，只會推卸和掩飾主觀指導錯誤。 想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人們就應摒棄情緒化的不實傳說，還原 事件本來面貌，並加以科學的定量分析，對中蘇債務這筆舊賬的說明 自然也應該如此。 《曉松奇談》20160513 誰是白眼狼
• 以史為鑑。真是可憐老百姓！ 05/12/2016 17:35:58
• MD實在看不下去了，幸好已經不生活在這國家了！05/12/2016 
• 毛是把農民當作敵人剝奪壓榨，榨出來的東西給他老人家內外 政策瞎糟蹋掉了，現在的XI在揮霍方面有點像老毛。05/12/2016
• 共產政權都是要快速壓榨農民搞軍事工業，因為都 設想大戰臨近，在被外敵推翻、自己掛電線杆上和
農民餓死之間。 05/12/2016 19:15:57
• 毛的眼裡人命如草芥，他不是說打算第三次世界大戰死一半 人了嗎，所以鼓勵英雄母親多生快生。 05/12/2016 21:15:07 • 老袁就講過，建國後的歷史就是一部穢史。即便政黨也是為 個別人謀利益的工具，上行下效，直至今日的烏煙瘴氣 05/12/2016 postreply 20:32:07
• 義憤填膺，這集看的真惱火 05/12/2016 19:24:20
• 簡直就是至賤無敵！ 05/12/2016 postreply 20:52:52
• 我根本沒法看完，氣得要命。曉松不會有麻煩吧，
反革命煽動罪，哈哈。 05/12/2016 postreply 21:16:09
• 贊曉松～～中國太缺少他這樣有眼界具備獨立思想直言不諱 的自由主義者 05/13/2016 postreply 06:19:26
• 毛是狂人經常頭腦發熱沒理性，但他周圍抬橋子的人更可 惡，這包括周恩來，劉少奇他們都明知故犯。 05/12/2016 22:43:23
• 這幫人沒有一個是為老百姓着想的。所以彭德懷一替老百姓 說句話就被打下去。真正可恨！都不是東西啊！！！！
05/13/2016 00:59:49
• 弱國外交就是流氓外交，農民獨裁政權必定導致國家衰敗。 毛對內殘酷擠壓百姓、無情打擊不同政見，對外孤立無援、 失道寡助。為拉幾個國際小 -今天打醬油路過- 05/13/2016 07:24:17
• 流氓國家不惜讓中國百姓餓殍千里！ 05/13/2016 07:27:03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下轄人民網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下轄人民網
2013-09-21 12:06:07
國家檔案解密，證實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全國
各地 饑荒年 餓死 3755 萬
國家檔案解密，證實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全國 各地 饑荒年 餓死 3755 萬
過往通稱”三年自然災害”的檔案資料，經過整理編輯後，已改 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各地非正常死亡情況》、《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糧食、鋼年度實際產量情況》，正式解密，對外公開。該項國家檔案解密“三年自然災害”因飢餓死亡的原始數據是3755萬。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估計的餓死3600萬，比起官方公布的實際數字，還差着155萬。 據悉，早在2005年，中央政治局經兩次討論，對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檔案，下令解封。但又嚴禁公開，只准有限的高幹接觸這些檔案。比如規定要專業部門對口，經省委宣傳部核准，省政府新聞辦、人事部門核准；並規定解封檔案材料一律不作新聞、政論、宣傳用途；還規定獲准審閱解封檔案部門、人員要登記備案，還嚴格限制在廳局級或以上幹部，等等。但是，目前該項數據2009年起在網上瘋傳。
以下是摘自該檔案的原始資料,《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522萬人，其中城市：9萬5800人
一九六O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1155萬人，其中城市：272萬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1327萬人，其中城市：211萬7000人
一九六二全國各地區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751萬8000人，其中城市：107萬8000人，
合計3755萬8000人，其中城市601萬8000人
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79736367241.html
作者：guitarmanzw留言時間：2015-03-29 09:08:52
魚片粥稱他的分析建立在生命表上，但無法得到0-1歲的死亡 人數，也沒有各年齡段的統計、故而傾向於1700萬的估算。
魚片粥最後一段：
其實1700萬和3600萬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每個數字後面都是 一個悲慘的故事。不過無論故事有多悲慘，在統計學上也只是 個"1"，不能用故事替代數字。
至於三年饑荒的原因，我認同劉少奇的結論：“三分天災，七分 人禍。”
一個右派公敵，用自己的職業特長，寫出如此冰冷嚴謹的數據 分析，老毛左魚片令人心服口服！
作者：Robert留言時間：2015-03-29 08:50:26
如果說實話, 講道理, 左右都可以做朋友. 誰也不清楚大饑荒死 了多少人, 但是必須承認它存在.
作者：guitarmanzw留言時間：2015-03-29 14:37:43
感謝溪谷閒人分享，我祖父也是餓死的亡魂之一，因此希望 有一天有一個認真謹慎的團隊，儘可能全面地並忠於史實地 記錄關於大饑荒的歷史。
這是中華民族永遠也不應該迴避的一個挫折！
餓死3600萬 —— 謠言終究是謠言！
餓死3600萬 —— 謠言終究是謠言！
2014-09-17 20:20:41
轉貼：作者：孫經先 2014年8月12日
附1：孫經先:徹底揭露“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謠言 附2：孫經先：《墓碑》是怎樣捏造數據的--“餓死三千萬”？ 附3：還原歷史真相——讀楊松林新作《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附4：高梁：《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於“餓死三千萬”》序言 附5：鶴齡：一個降伏“餓死三千萬”謠言的“核武器”（集） 附6：“正常”與“非正常死亡”：從歷史和比較視角看“大饑荒” 原編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書，稱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600萬”人。最近幾年，孫經先教授連續發表了數篇文章，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進行了分析，堅持用事實揭露《墓碑》一書大量使用偽造的、被篡改的和極為荒謬的數據，明確指出“餓死三千萬”是重大謠言，並正在編著《還歷史以真相》一書。 重要的歷史見證人、93歲高齡的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同志為該書作序：《有力揭批“餓死三千萬人”謊言 科學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真相》。最近兩年，楊繼繩先生又於2012年9月17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並於2013年12月在《炎黃春秋》第12期上發表《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孫經先教授這篇反駁文章，對“餓死三千萬”重大謠言的來龍去脈作了辨析，以正視聽。 一、《墓碑》篡改、偽造數據事實確鑿 2013年9月9日，我們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了《“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用事實揭露了《墓碑》一書大量使用偽造的、被篡改的數據，製造了“餓死3600萬”的重大謠言。文中列舉了十個典型實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樣篡改、偽造數據的。楊繼繩先生在《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以下簡稱《謠言》)一文中對我們的批駁進行了辯解。我們先對楊先生關於這十個典型實例的辯解逐一進行剖析。 1.《墓碑》說四川省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死了350萬人”，我們經過查證1953年和1964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後，指出《墓碑》的這一說法是非常荒謬的。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謠言》一文在對一些枝節問題進行了無理糾纏後不得不承認，“這個例子中死亡比例這麼高確實不同尋常。孫先生提出質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願意更改書上的這個例子”。這樣，儘管是很不情願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楊先生畢竟已經承認了錯誤，並且答應“願意更改”。 在那個歷史時期，我國一個專區級別的行政單位也就只有幾百萬人。一個只有幾百萬人的專區居然餓死了350萬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在讀到《墓碑》的這段話時馬上就斷定這一定是錯誤的，查證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只不過是為了用實際數字說明我們的判斷。在涉及高達350萬人死亡(這一數字相當於正常情況下當時全國一年總死亡人數的一半)這樣巨大的數字上，楊先生連核對一下人口普查數據這樣簡單的工作都不做，就把這一極為荒謬的數字寫進了《墓碑》，成為“全國餓死3600萬”、“四川省餓死1000萬”的重要依據，讓人很難相信他在其他數據上能夠有認真負責的態度! 這樣荒謬的數字在《墓碑》中絕不是只有一處。例如，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時人口總數只有136萬人的“通渭、會寧、定西、靜寧縣和西海固地區”，三年困難時期居然“餓死近百萬人”;1958年只有6萬人多一點(60971人)的甘肅省臨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萬多人(41381人)。(《墓碑》的說法見該書142頁、141頁;1953年人口普查數據見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臨夏市的數據見臨夏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臨夏市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頁)我們在對《墓碑》一書進行查證的過程中發現，只要有人在某種場合下說了一句“XX地區餓死XXX萬人”，就都會被楊先生寫入《墓碑》一書，成為他“確認中國餓死3600萬”的重要依據。 2.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說：鳳陽縣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共死掉60245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該縣“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共餓死60245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繼繩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在陳振亞講話那個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並不包括正常死亡。” 楊繼繩先生的說法純屬詭辯。讓我們看一下陳振亞報告的原文：“1959—1960年，鳳陽縣農村人口外流達11196人，占農村總人口335698人的3.3%。發病人口達102994人，占農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腫病達27735人，婦女子宮下垂6932人，閉經8237人。”“據統計，1959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後兼任鳳陽縣委第一書記)：《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很明顯，陳振亞在這裡說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數。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為“共餓死60245人”。為了掩蓋這一篡改，楊先生刪掉了原報告中的“浮腫病達27735人”這句關鍵性的話，因為“浮腫病27735人”這一數據就已經否定了他“共餓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經我們查證後發現，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繼續篡改數據，把陳振亞報告中的“全縣死絕的有2404戶”篡改為“全縣死絕8404戶”。 3.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調查報告中說：信陽事件中信陽地區的死亡總數為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其《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以下簡稱《走向謬誤》)中，又進一步被篡改為“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不得不承認：“我要肯定孫先生在總死亡人數與非正常死亡人數之間所做的區分。兩者當然是不一樣的。”但是他緊接着又做了詭辯：“在當年記述大饑荒嚴重後果的調查報告中，所說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情況究竟是不是楊先生所說的那樣呢?讓我們看一下這個調查報告的內容。該調查報告說：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於桑、武人文：《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1960年6月18日)這裡的“死亡總數436882人”明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數，而絕不是楊先生所說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楊先生的辯解無法改變他篡改數據的事實。 楊先生說我們在查證時“沒有看到……死亡549171這個數字”，其實，我們早就對這些數據進行了查證。查證的結果是：楊先生對這些數據都進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檢討報告中的總死亡人數549171人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統計數是549171人”。 通過以上兩個典型實例，人們可以知道，陳振亞的報告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的調查報告中的死亡人數都明確指全部死亡人數。這就揭露了楊先生所謂“在陳振亞講話那個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並不包括正常死亡”、“在當年記述大饑荒嚴重後果的調查報告中，所說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強詞奪理。 4.安徽省《無為縣誌》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6278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餓死82278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辯解說：“按大饑荒時代的語境，在總結大饑荒的教訓時，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無為縣誌》記載的是戶籍統計的總死亡人數，他把這樣的死亡人數居然也說成“就是餓死人數”。 由以上實例，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楊繼繩先生的一個荒謬的思維邏輯是：在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而這是貫穿在整個《墓碑》中的一個基本的思維邏輯。 5.福建省《寧德市志》114頁記載，寧德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為7706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承認：第一，他出現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國共產黨寧德歷史大事記》，但是他“沒有找《中國共產黨寧德歷史大事記》核對”;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說法與他所引用的《中國共產黨寧德歷史大事記》中的說法有重大區別。這個問題就很清楚了，無論楊先生如何辯解，都改變不了《寧德市志》中“寧德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為“1960 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這一基本事實。 6.《墓碑》說：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我們經過查證指出，《臨夏市志》記載該市這兩年合計死亡1230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他的這一數字“引自李磊的遺著《悠悠歲月》”，“李磊可能把臨夏回族自治州誤寫為臨夏市”，“我沒有將李磊的數據和兩個地方志核對，這是我不細緻的地方。孫先生的批評促使我核對。再版時將作改正。”這樣，在這個問題上楊先生承認了錯誤，並且答應“將作改正”。只是楊先生把錯誤推到一位已經去世的老人身上，顯得很不厚道，為什麼楊先生在寫《墓碑》一書時不去核對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說：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我們經過經查證，《江口縣誌》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因此，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是偽造的。對於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的說法，楊先生在辯解中說，他的這一說法是引用了鄭義和晏樂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楊先生沒有提供任何事實說明這一說法的真實性。由《江口縣誌》的記載可以知道，這一說法是偽造的。 在上述無為縣、寧德縣、臨夏市和江口縣等幾個例子中，楊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顯錯誤的數據。上述無為縣、寧德縣、臨夏市和江口縣等幾個例子中有關數據的虛假性都是很容易鑑別的，只要到國家圖書館查閱一下這些縣(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楊繼繩先生在研究這樣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時，卻連這樣簡單的鑑別工作都不去做，並且在我們已經指出了他的實質性錯誤以後，不但不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還為自己進行徒勞的辯解。 8.《墓碑》說：“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並註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志》，我們經查證後指出，《常熟市志》沒有這一記載。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對此進行了辯解。在對楊先生的辯解進行評述前，我們要指出一個重要事實：《常熟市志》對三年困難時期常熟縣的浮腫病發病、治療和由此導致的死亡人數做了明確的記載。這一記載如下：“60年代初，國民經濟困難，縣內各地不同程度地發生營養不良性浮腫病，……其發病特點為冬春劇、夏秋瘥。發病高峰時全縣有病人4.9萬餘人，各地組織醫務人員開展全面防治，辦臨時療養院350餘處，採取重點療養與全民保護相結合，以及治療、休息、營養三管齊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萬人進行療養，其中90%以上恢復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歷時兩年半。”1960年冬“縣內各地出現浮腫病患者，少數病人死亡。縣、社衛生部門組織醫務人員，對病行集中治療。”1961年“3月下旬，據衛生部門調查，全縣浮腫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為高峰，患者達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蘇省常熟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頁)由此可以知道，常熟縣的浮腫病死亡人數應在數百人左右。 楊先生查證了《常熟市志》，那麼上述的這些明確記載楊先生難道沒有查證到?或者查證到了不願意公布? 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辯解說：“《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頁有各年人口數據的記載。”“根據《常熟市志》提供的數據，做四則運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數。”然而，人們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頁記載的是常熟縣歷年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而不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第二，楊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編造的一個極為荒謬的公式，計算出了常熟縣的“餓死人數”。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錯誤公式“計算”得到的數據說成是《常熟市志》的記載。 十個典型實例中的另外兩個，即《墓碑》中的“《溧水縣誌》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也都屬於這種類型的篡改和偽造。 二、一個製造謠言的“楊繼繩公式” 楊繼繩先生提出了一個“餓死人數”計算公式，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敘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難時期之前和之後的某幾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為基準(楊先生把這一基準錯誤稱為“正常死亡率”),然後利用公式：某年餓死人數=該年年均人口數×(該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計算某一地區“餓死人數”的數字。下面為了敘述方便，把它稱為“楊繼繩公式”。從學術的角度講，這個公式完全違反了現代數學處理這類問題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完全錯誤的。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了一大段話，認為這個公式一點也不“荒謬”，充分暴露了他對現代數學的一竅不通。在這裡，我們不得不向楊先生普及一下數理統計學的最基本的常識。 稍微了解一些數理統計學知識的讀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個計算三年困難時期飢餓死亡人數的統計學公式，就必須以隨機方式取得我國若干地區與死亡人數有關的詳細數據，其中至少要有這些地區這一期間的人口死亡率、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數(正常死亡、由於各種疾病死亡、飢餓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數據，然後嚴格按照數理統計學的原則和方法，對這些數據進行處理，這樣就可以獲得一些統計規律，這些規律一般可以用回歸公式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且這種公式一般來說是非線性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個數學公式是不是正確，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下面我們就用實際統計數據來揭露“楊繼繩公式”的荒謬性。 湖南省常德地區1960年年均人口為404.6萬，死亡率為45.4‰，按照“楊繼繩公式”計算，常德地區1960年“餓死”人數為14.6萬。但是據《常德地區志•衛生志》記載,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區浮腫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頁;常德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地區志•衛生志》，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頁)利用“楊繼繩公式”計算出來的數字是實際水腫病死亡人數的24.3倍。上一節中常熟縣的實例也說明了這一公式的荒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記載，常熟縣浮腫病死亡人數約在數百人左右，而這一公式卻計算出常熟縣“餓死11000多人”，把人數擴大了十幾倍到二十倍左右。 我們就很多地區的情況都對“楊繼繩公式”進行了驗證，驗證的結果表明，利用這一公式計算出來的“餓死人數”，比實際統計數字通常要大幾倍、十幾倍、幾十百，甚至幾百倍。楊先生《謠言》一文中說：“1958—1962年到底餓死多少人，不是坐在書齋里能夠計算出來的。” 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這一荒謬的公式，“坐在書齋里”“計算”出了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和許多地區的“餓死人數”，從而製造出了一大堆謠言。就在我們已經指出這一公式的極端荒謬性之後，他在《謠言》一文中還繼續使用了這一錯誤公式。 三、究竟是誰“脫離中國實際” “餓死三千萬”的說法起源於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如何正確地看待這些數據，是搞清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究竟是不是“餓死三千萬”的關鍵。我們認為，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楊繼繩先生在《走向謬誤》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說：“孫先生不了解我國人口數據的採集過程，說‘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他在這一脫離中國實際的認識上，推出了一系列脫離中國實際的結論。” 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究竟是不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我們認為是，楊先生認為不是。這是我們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對這個問題，1983年前後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李成瑞先生最有發言權。李成瑞先生明確指出：“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關於‘大躍進’和隨後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戶口登記數字，長期沒有公布。……直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請國務院批准，才將這些數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字。”(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這段話明確告訴人們，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這就完全否定了楊先生的錯誤觀點。 從楊先生的兩篇文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了解我國戶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內容和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數據的採集與匯總過程。在戶籍人口統計數據中，“當年歲末人口總數”這一數據的形成過程與人口變動(出生、死亡、遷出和遷入)數據的採集過程是一個完整的、統一的過程，“當年歲末人口總數”這一數據根本不需要獨立採集。這就是在這一問題上的“中國實際”。 顯然楊繼繩先生對這些內容一無所知。他在《走向謬誤》一文中說：“中國的人口數據最基層是由生產大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的”，“生產大隊幹部在一起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幾個人，生了幾個孩子。遷出數、遷入數也是上報時回顧的”。從表面上看，在實踐中可能存在着楊先生所說的這種情況。但是他在這裡模糊和遺漏了更為重要的情況。人民公社成立以後我國農村地區基層戶籍登記機關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所以楊先生所說的“生產大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實際上是上報到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負責戶籍登記的人員那裡。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負責戶籍登記的人員在接到這些上報數據後，就要按照戶籍管理制度的規定，分別將這些人口變動數據登記到本公社的“出生、死亡、遷出、遷入登記冊”中，並且在本公社的常住人口戶口簿中“根據人口變動，隨時填入或者註銷”。這就是說，楊先生所說的情況，僅僅是戶籍登記的一種形式和輔助手段，這種情況改變不了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這一實質。 我們已經說過，對戶籍統計數據來說“人口總數”數據的採集和“人口變動”數據的採集是一個完整的、統一的過程，“人口總數”數據根本不需要另外獨立採集。楊先生卻說基層上報數據時，人口總數數據和人口變動數據“這兩組在理論上應當互相對應的數據在統計實踐中沒有數量上的對應關係”，這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楊先生為了說明他的觀點，在《走向謬誤》一文中提供了一個“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這個表格上只有當年“年末總人口”和當年“人口變動”兩大項，沒有上一年歲末總人口數的數據。據此，楊先生說：在表格上“當年總人口比上一年總人口增長多少沒有顯示，也無法算出。這樣，當年總人口的增長和人口自然變動就無法核對。我想，這應當是當年總人口的增長數和當年人口自然變動數不相等的原因。” 楊先生在這裡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我國的戶籍統計工作是每年都要進行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是每年都要填寫上報的，並且在本單位和上一級戶籍管理部門都要存檔的。某個鄉、鎮(人民公社)上一年的歲末人口總數在該鄉、鎮(人民公社)上一年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上是明明白白記載着的，這樣“當年總人口比上一年總人口增長多少”，雖然在當年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上沒有直接顯示，但只要把它和上一年的統計表一對照，立即就可以計算出來，而絕對不是楊先生所說的“無法算出”、“無法核對”。所以楊先生所說的“這應當是當年總人口的增長數和當年人口自然變動數不相等的原因”，是完全錯誤的。楊先生完全否認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是戶籍統計數據，這就完全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正是楊先生自己在這一脫離中國實際的認識上，推出了一系列脫離中國實際的結論，走向了“餓死3600萬”的巨大謬誤。 四、楊繼繩先生的數學錯誤 從理論上講，在不考慮國際移民的情況下(這一時期我國國際移民人數極少，可以不考慮)，一個國家某一年的人口總數增長數(即“該年歲末人口總數”減去“上一年歲末人口總數”)應當等於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長數(即“這一年的出生人口數”減去“這一年死亡人口數”)。國家統計局1983年人口數據中出現的重大的令人難以解釋的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間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差異。我們把這一差異稱為某年的人口異常變化數，即某年人口異常變化數=該年人口總數增長數-該年人口自然增長數。由人口異常變化數確定的人口變化稱為人口異常變化，人口異常變化數大於零稱為人口異常增加，小於零稱為人口異常減少。 國家統計局1983年人口數據中的重大矛盾突出表現在：從1960年到1964年連續五年出現了數額巨大的人口總數異常減少的情況，五年合計異常減少了2644萬人。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重大矛盾產生的真正原因是什麼?1960年到1964年連續五年我國人口總數異常減少2644萬人的真實原因是什麼?這是研究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楊繼繩先生等人把我國這一期間人口總數的大量異常減少(合計2644萬人)全部(或絕大多數)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這樣就出現了“餓死三千萬”的謠言。 我們利用數學思維方法證明下列基本結論：對於戶籍統計數據來說，人口異常變化數隻取決於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虛報)行為及其對這些行為的糾正，與出生和死亡的漏報及其補報行為無關。因此，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出現的我國這一時期人口的大量異常減少，不可能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這就從根本上徹底否定了“餓死三千萬”的重大謠言。 楊先生顯然看到了我們的這個基本結論是對“餓死三千萬”的徹底否定，所以在《走向謬誤》一文中，他首先用了極大的篇幅否定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戶籍統計數據，然後又試圖推翻我們的證明。楊先生企圖推翻我們的上述基本結論，只能是一件徒勞的事情。 五、關於漏報戶籍就無法生存的問題 楊繼繩先生在《走向謬誤》、《謠言》兩文中說：“在那個年代，每一個人的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最為緊要的是趕緊辦理‘糧油關係’的轉移，而‘戶口關係’的轉移是‘糧油關係’轉移的前提。不辦戶口就沒有飯吃。孫先生斷定當年數以千萬計的人在遷移後不上戶口，這些人吃什麼?”這裡楊先生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那個年代漏報戶籍“就沒有飯吃”。一些年輕的讀者對我們的研究也提出過這一質疑。這裡需要把這個問題說明一下。 在20世紀60年代，我國的“吃飯”問題分為兩種情況。對於城鎮居民來說，糧食憑票證供應，戶口關係是糧食關係的前提。沒有戶口關係，市鎮居民就沒有糧食關係，也就買不到糧食，當然是難以生存的。但是，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村居民。對於農村居民的絕大多數來說，他們自己就生產糧食，是不需要購買糧食的，更談不上需要“憑票證供應”糧食的問題。當時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實行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三級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指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農村居民只要在生產小隊參加勞動，就會按照一定的“人勞比例”從生產小隊中分得糧食。只要有了糧食，他們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我國在1956年到1959年大批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1960年到1964年開展的市鎮人口大精簡運動中精簡的重點就是這一部分人。這些人被精簡以後，他們絕大多數都回到了農村原籍。我們所說的漏報戶籍的人口，就是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對於這些人來說，他們的這次遷移，實際上是回到了他們原先就生活在那裡的家鄉，那裡有他們的家人和原先就居住過的住房(這實際上相當於現在的農民工返回家鄉)。他們只要在自己家鄉的生產小隊參加勞動，就可以分到糧食，他們是不需要購買商品糧的，不存在“沒有飯吃”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在一個時期沒有戶籍對生活的影響並不是太大。至於這些人漏報戶籍的原因，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先生認為：大精簡運動中“由城市遷到農村的人口，對於落戶農村卻不那麼積極。有些人認為，精簡城市人口是暫時的，一旦經濟情況好轉就又會回到城市，所以寧肯把戶口裝在自己口袋裡，也不願在農村落戶口(群眾稱之為‘口袋戶口’)，免得以後再到城市落戶口時遇到麻煩。” 楊先生在《走向謬誤》和《謠言》兩文中還說：“當時不帶戶籍、沒有糧食關係的人口流動是有的，就是從農村逃荒出來的饑民。”我們講的很明白，我國這一期間出現的遷移漏報戶籍人口主要是在1961年到1963年開展的精簡市鎮人口運動中產生的，這些人精簡以後絕大多數都回到了他們的農村原籍，這些人根本不是“盲流”。把這些人同“盲流”混淆在一起，顯然是非常錯誤的。 六、楊繼繩是怎樣走向“餓死3600萬”重大謬誤的 楊繼繩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據我所知，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關於這次調查的情況，他在《走向謬誤》中說：“1961 年底，糧食部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報一個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後，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為了讓讀者相信這件事，楊先生在這段話的註解中特別註明，他2003年9月25日專門到周伯萍家，周先生當面向他確認了這件事。楊先生的這一說法有着重要影響，是他確認“餓死3600萬”的關鍵性依據之一。 那麼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讓我們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兒子周軒進先生是怎麼說的。周軒進先生明確指出：“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什麼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確的。”楊先生說他2003年9月25日專門到周伯萍家，周先生當面向他確認了“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周軒進先生明確指出：“爸爸絕無可能對任何採訪者公布什麼餓死人數。即使是確實採訪過爸爸的楊繼繩，公布的對爸爸的採訪記錄中，也借爸爸之口，摻雜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論。”“爸爸恪守的這兩個數據，就是兩次‘缺糧人口’之間的差距。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餓死人數’，但絕不等於餓死人數。”(周軒進：《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風雨情>續記三》，參見《中華魂》網站)周軒進先生的上述回憶，充分揭露了楊繼繩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確認”的所謂“全國餓死人幾千萬”，是對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偽造。 《墓碑》一書具有極大的欺騙性，這種欺騙性表現在，這部書是在“紀實”的名義下，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檔案、對當事人的採訪和各種形式的其他資料，來論證所謂“餓死3600萬”的。因此為了揭露“餓死3600萬”的荒謬性，我們就必須對《墓碑》提供的這些資料逐一進行查證。我們是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完成了這一查證工作的。經過查證我們發現了以下基本事實：第一，《墓碑》中許多地區的“餓死”人數是通過極為荒謬的“楊繼繩公式”計算出來的，不是實際統計的結果;更有甚者，對不少地區，楊先生把自己計算的結果偽造為地方志的“記載”。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志、檔案、對當事人的採訪和各種形式的其他資料的數據時，都把其中的“總死亡人數”篡改、偽造和解釋為“餓死人數”。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虛假的、荒謬的數據，而對這些數據的來源和真實性根本沒有進行查證和鑑別工作。第四，《墓碑》把許多地區由於各種錯綜複雜原因造成的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全部或者絕大多數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 在《墓碑》一書中，上述這些都不是個別的情況，而是普遍的、貫穿全書的現象和思維邏輯。我們所給出的若干例子，只不過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實例而已。我們在即將完成的專著《還歷史以真相》中要對此進行系統的、全面的分析和揭露。謠言終究是謠言，歷史的真相必將大白於天下。 (作者孫經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大別山 整理髮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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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勝今留言時間：2016-04-05 20:02:02
你們如果要為毛共遮羞辯護，那你們有你們的自由。但我們親歷 了那個時期，我們是絕對相信的，而且可能超過3600萬，為毛 共辯護對不起這麼多死去的冤魂啊！
作者：花蜜蜂留言時間：2014-09-23 09:45:55 香椿樹1。
毛澤東不是人口學家，不懂經濟，不做具體政府事務，是敬愛的 抓住一切大權在握的周總理在管理國務院。
調節全國的糧食分配計劃，調動互相救濟，庫存戰略儲備。在國 家災難時候，開國庫救濟災民。這是國務院的工作。
把所有災難責任推給毛澤東，國務院部委和地方政府無責任，參 與聲討。
作者：花蜜蜂留言時間：2014-09-23 09:35:53 stinger。
你那麼聰明，向你學習，嘿嘿！
作者：香椿樹1留言時間：2014-09-20 13:57:31
網上查到湯恩伯時期河南饑荒的照片， 國民黨文人除了對共產 黨的憤恨而誇大60年代饑荒的規模外， 也是根據他們自己製造 的饑荒與後果做出的推斷。 也就是說有些文人可能真相信3千 萬這個數字。 外加上小平上台之後編造60年代人口數據來暗示 饑荒死人規模， 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故意撒謊或者輕易接受 謊言。
對比湯恩伯的饑荒與60年代的饑荒， 最讓我震撼的是米店老闆 娘與米店前等死的災民的照片。 說明什麼？ 共產黨60年代饑荒 實行糧食賠給制度，連毛澤東自己的女兒也吃不飽。 這是沒有 出現大規模飢餓導致死亡的原因。並且， 當時城內飢餓比鄉下 嚴重，我家的鄰居就是因為在城裡忍受不了飢餓而跑到農村的， 當然後來成為大家嘲笑的對象。
真正餓死人的事情發生在河南， 但不是60年代， 而是59年末 60年初， 成因是官員浮誇把農民糧食搶走了， 趙紫陽的瞞產私 分就是為了搶奪糧食， 雖然59年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支持瞞產 私分，但是，官僚利用權利壓下了後來正確的文件， 而用毛澤 東早起在趙紫陽報告的批示作為依據搶奪農民糧食。
這樣做的真正目的已經不是為了誇大政績， 而是故意用死人制 造輿論， 為包產到戶，分田單幹製造社會接口。 同樣的事情小 平在75年復出後，趁毛澤東病重又幹了一次，並且延續到78年， 就是大修水利，把各個生產隊的大牲畜和機具全部毀在工地， 很多地方糧食種了都收不回來， 因為勞動力全在工地。
作者：stinger留言時間：2014-09-18 18:46:48
怪不得國內禁止《墓碑》出版，鬧了半天是與美國之音性質一樣 啊！共產黨真不愧是“偉光正”！二位認定明主，火眼金睛啊！
作者：花蜜蜂留言時間：2014-09-18 16:12:24
魚片粥說得對。
官方是不是還有資料呢？蜜蜂估計當年舊資料損壞，新體系沒有 建立完善，沒有人搞統計，所以不能指望有更多完整資料。
再說，餓死人是一個營養不良的過程，看起來是病態，那麼，誰 來區別病死和餓死的差別呢？誰來統計餓死人的數字呢？農村地 區廣大，只有估計數字。
不過，連楊繼繩那樣的書籍都沒有禁，李銳那樣的揭露都接受， 說明當局並不是要禁批判毛澤東，既然不禁又拿不出來資料來， 一個原因是沒有了，一個原因是拿出來更不利於自己。就這麼 簡單。
把過去的罪惡通通推給毛澤東，所有人都沒有責任了。
現在不斷拿大饑荒說事，特別是
拿大饑荒造謠，就可能目標不
那麼單純。
嘿嘿！
作者：魚片粥留言時間：2014-09-17 20:46:45
楊繼繩是個記者出身，不具有基本的統計知識，他在《墓碑》的 餓死3000萬人的斷言是基於不科學的推測，很外行，經不起驗 證。
不過話說回來，即使是專業統計人士也很難統計出三年自然災害 餓死的人數，因為原始資料太殘缺不全了。 那時農村死亡人口是 不統計死亡原因的，甚至連死亡的人口數量都沒有統計。
沒有所以楊繼繩和孫經先的結論都只能是一家之言。 充其量都 只能算是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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