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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专政”其实是一个附属词，对应于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源自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然其社会实践的本质是：利用无产阶级为暴力工具的，以个人或团伙独裁形式存在的社会政治体制。有独裁国家的文化奴才为了合理化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对应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词汇，但并没有对应的具体理论和实践分析。而我所论述的“资产阶级专政”，则对应于本人的社会系统思考，即：社会资源分配及享用的暴力主导型，和智力主导型。

之前曾对暴力和智力两种政治主导形式有过概括的阐述，此次则针对美国大选所展现的社会现实，将两种政治形式与“专政”相对应。也算是本人思考的进一步深入。

很显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典型的【不公平的暴力获利模式】；那我所提出的“资产阶级专政”自然是对应于【不公平的智力获利模式】。

审视两个表达，很明显：暴力获利在现代文明的道德框架中，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其不公平性在社会实践中也会迅速表现出来，并被大众体会到。而不公平的智力获利模式，即使用“不公平”来加以定性，其现实的运作方式也很难让普通大众真正理解。

经典的资本主义理论将资本主义定性为一种可以激发个体潜能和社会创造力的，以契约为约束、以诚信为规范的自由经济模式。其中的“契约”、“诚信”、“自由”，在现代文明中始终是高大上的词汇。然而，若仔细探究这三个关键性词汇，我们会发现：只有契约是一个收敛性的概念，而“诚信”和“自由”是两个多层次、相对性的概念。

就“诚信”而言，在某一层次或某一范围的诚信，并不代表在整个利益空间都是诚信的。其对应的逻辑关系是：局部为真并不能证明全部为真。最简单的例子：一摞钞票的表面两张为真，并不能说明那一摞中所有的钞票都为真。人的智力决定了人们可以轻易地识别简单事物的逻辑漏洞，而对于复杂的逻辑关系，人的认知差异就明显地分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下棋会赢，有的人会输。

“自由”是一个人人向往的状态。但是在社会的环境中，自由必须对应于权利和义务的整体集合。人的本性决定了人对权力和义务的选择是不平衡的，谁的内心里都会希望获得的权力多于承担的义务。那么，社会对“自由”的平衡，就要依靠法律作为天平。但是，法律是相对固定的，而社会是每时每刻都在发展的。因此，法律的更新和升级必然会永远滞后于“自由”所带来的权力不平衡。

好了，理论性的问题作为基础点到为止。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占领华尔街】事件。当时很多人在困惑、在疑问：这些人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记得当时加拿大有位金融业的华裔“成功”人士，在电台上咧着大嘴告诉大家：“那些人就是一帮loser”。好一副“成功”人士的嘴脸！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经营者，如果我的企业经营亏损，无法维持运转了，我是否可以要求政府按亏损数额多印些钱再补贴给我？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利益链，使得金融资本得以主导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和干预？是什么原因，使得社会民生的主要资源成为了资本赌博的筹码？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民众的财富被“自由”、“合法”地稀释和掠夺？

很简单，由于社会智力分布的不平衡，高智商的群体必然倾向于在“诚信”和“自由”上钻空子、做手脚。而普罗大众却处在被人卖了无数回，还心甘情愿地帮人家数钱的地位。还自勉什么“点背不要怨社会”。

全球一体化的实质是什么？作为世界高层的决策人物不可能意识不到，全球化经济在生产层面，是利用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道德落差，来赚取劳动者权益被压榨而产生的利益。富士康的十几连跳就是最清晰的写照。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客们不会不清楚，当他们与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做生意时，谁是这种国家真正的受益者。

在发达国家自身方面，一种论调说：发达国家的本国人民享受到了更廉价的商品。其实，这根本就是小学智力水平上的逻辑表达。廉价商品是多了，可国家自己的许多行业都名存实亡了，产业链也被打断了，大批的本国劳动者更是失业了。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大批的移民妇女集中在轻工生产行业，如制鞋、制衣、电子装配、机械加工等。随着全球一体化经济模式的落实，几乎所有上述行业的工厂在一、两年内全部销声匿迹。许多劳动者不得不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多少家庭在争吵、埋怨中度日。当时，温哥华有一个轰动性的事件，一个华人小伙子由于压力过大，爬到了最繁华大街的电线杆顶上，成为现实社会悲剧的一景。更严重的是：尽管社会的低端消费区域成本更加低廉，但高权重的主要消费层次的成本却急剧加大。

全球一体化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确实保护了本国的资源和环境。但却把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乃至残酷的剥削输出到了不发达国家。说好的道德和道义诚信呢？

最为明显的，当然是金融形式的掠夺方式。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资本集团通过推动资本金的大规模、高速度的流动，在“市场经济”、“自由经济”的包装下，狂炒一切可能的社会资源，以能源、股票、房地产为甚。在金融风暴中，各国政府在资本利益的胁迫下，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大量印刷钞票，迅速推高社会大众的基本生活成本，还诈称社会财富增值了。那些自以为是的“成功”者们，有几个不是靠违背社会基本道义、违背真正的诚信原则，靠从别人的腰包里掏钱才“成功”的？

表面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可是，三权根本没有从实质上分开。司法上有利益回避的原则，但哪位大法官不需要消费、不需要住房、不需要理财？现行的经济模式，怎么可能不与他们的利益相关？更不要说政客了。温哥华的房地产市场是世界房地产的热点之一，看看当地的市长、省长们，哪个没炒过几套房？指望他们主动抑制炒作、抑制房价难道不是很傻很天真？都说温哥华缺护士，以至于手术等待时间漫长。医疗系统说，护士短缺不是因为收入低，护士的平均时薪在CAD$35左右，加加班就能达到$40以上；也不是工会限制从业的人员数量；真正的原因是许多护士们因买不起温哥华的房子而另择它乡。类似的，还有其它高技术、高科技的人员。当初有人提出要政府出面抑制炒作时，各级政客均明确表态：我们是自由经济呀。直到如今民怨沸腾了，那些政客们便“仁慈”地扩建廉租房、增收海外税了。但这解决根本问题吗？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客是一种职业。而职业的目的首先就是为自己牟利。随着近代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些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建立了赋权形式的政治选举制度。然而随着选举形式的发展，政客便成为一种专业化的权益代理，并实质形成与其它代理如房产和投资理财一样的利益代理行业。因此，政客们的利益取向必然倾向于社会中的强势利益集团。

须知，普通社会个体再聪明，也无法与有组织、有机构、有培训、有研究的专业体系进行智力对抗。看看那些金融资本的运作体系，这个体系从高等教育开始，便从社会中筛选出高智商的个体进行专业培训和洗脑。在各个层次的行业团队中，一系列去道德化的的盈利模型日以继夜地推陈出新。同时，在政治层面，利用一步步的政策微调，使经济政策、市场政策、外交政策与利益模型进行适配。

信息，是决定社会思维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社会的智力分布使得高智商群体更能有效处理和利用信息；而低智商群体不但处理能力低，还更容易产生干扰的噪声。这本来就是一种自然的不平衡。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信息媒体的资本控制属性，这就使得社会主导信息的公正性逐步偏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与暴力政治不同的是，暴力对信息的控制是一种微分模型；而资本对信息的控制则是一种积分模型，也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演变。

时至今日，资本对政治体系、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已经完全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原始道德误差】经过曾层包装，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变量因素存在于当今的社会体系当中。其实只要对社会主要变量做综合运行模拟，资本经济的道德缺陷就会明显暴露。但可悲的是，绝大部分民众并不具有对非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和认知的基本能力。许多人最多也就能思考单一变量的变化对系统的发展影响。

很显然，在智力主导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如今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必然的状态。这种模式与暴力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社会的两极化分布表现。其实质都是群体智力分布差异过大所造成的道德发散型状态。那么，系统一旦具有非收敛的变量存在，剧烈的动荡甚至系统崩溃就是无法避免的必然。而且，从自然规律角度，动荡的幅度会越来越大。

此次美国大选，就是人类社会动荡幅度进一步增大的明显征兆。从“占领华尔街”这种基层的群体事件到如今政治系统最高领导层次，才仅仅几年的时间。也就是仅仅几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人类当今的社会经济体系。相应的，就是与之相呼应的政治制度。通过这次美国大选，社会弊端的根源从未像现在这样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比烂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川普现象，正是社会对道德发散的一种反制力量。不管川普能不能赢得大选，这种力量只会越来越强大，直到能够彻底扭转现在的社会利益体系。

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快到崩溃边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