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大選論資產階級專政 特有理 2016-10-24
“資產階級專政”其實是一個附屬詞,對應於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源自於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然其社會實踐的本質是:利用無產階級為暴力工具的,以個人或團伙獨裁形式存在的社會政治體制。有獨裁國家的文化奴才為了合理化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於是對應提出了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詞彙,但並沒有對應的具體理論和實踐分析。而我所論述的“資產階級專政”,則對應於本人的社會系統思考,即:社會資源分配及享用的暴力主導型,和智力主導型。 之前曾對暴力和智力兩種政治主導形式有過概括的闡述,此次則針對美國大選所展現的社會現實,將兩種政治形式與“專政”相對應。也算是本人思考的進一步深入。 很顯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典型的【不公平的暴力獲利模式】;那我所提出的“資產階級專政”自然是對應於【不公平的智力獲利模式】。 審視兩個表達,很明顯:暴力獲利在現代文明的道德框架中,本來就是不公平的。其不公平性在社會實踐中也會迅速表現出來,並被大眾體會到。而不公平的智力獲利模式,即使用“不公平”來加以定性,其現實的運作方式也很難讓普通大眾真正理解。 經典的資本主義理論將資本主義定性為一種可以激發個體潛能和社會創造力的,以契約為約束、以誠信為規範的自由經濟模式。其中的“契約”、“誠信”、“自由”,在現代文明中始終是高大上的詞彙。然而,若仔細探究這三個關鍵性詞彙,我們會發現:只有契約是一個收斂性的概念,而“誠信”和“自由”是兩個多層次、相對性的概念。 就“誠信”而言,在某一層次或某一範圍的誠信,並不代表在整個利益空間都是誠信的。其對應的邏輯關係是:局部為真並不能證明全部為真。最簡單的例子:一摞鈔票的表面兩張為真,並不能說明那一摞中所有的鈔票都為真。人的智力決定了人們可以輕易地識別簡單事物的邏輯漏洞,而對於複雜的邏輯關係,人的認知差異就明顯地分化了。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下棋會贏,有的人會輸。 “自由”是一個人人嚮往的狀態。但是在社會的環境中,自由必須對應於權利和義務的整體集合。人的本性決定了人對權力和義務的選擇是不平衡的,誰的內心裡都會希望獲得的權力多於承擔的義務。那麼,社會對“自由”的平衡,就要依靠法律作為天平。但是,法律是相對固定的,而社會是每時每刻都在發展的。因此,法律的更新和升級必然會永遠滯後於“自由”所帶來的權力不平衡。 好了,理論性的問題作為基礎點到為止。 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占領華爾街】事件。當時很多人在困惑、在疑問:這些人的訴求到底是什麼?記得當時加拿大有位金融業的華裔“成功”人士,在電台上咧着大嘴告訴大家:“那些人就是一幫loser”。好一副“成功”人士的嘴臉! 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如果我是一個企業經營者,如果我的企業經營虧損,無法維持運轉了,我是否可以要求政府按虧損數額多印些錢再補貼給我?那麼,是一個什麼樣的利益鏈,使得金融資本得以主導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和干預?是什麼原因,使得社會民生的主要資源成為了資本賭博的籌碼?又是什麼原因,使得民眾的財富被“自由”、“合法”地稀釋和掠奪? 很簡單,由於社會智力分布的不平衡,高智商的群體必然傾向於在“誠信”和“自由”上鑽空子、做手腳。而普羅大眾卻處在被人賣了無數回,還心甘情願地幫人家數錢的地位。還自勉什麼“點背不要怨社會”。 全球一體化的實質是什麼?作為世界高層的決策人物不可能意識不到,全球化經濟在生產層面,是利用了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道德落差,來賺取勞動者權益被壓榨而產生的利益。富士康的十幾連跳就是最清晰的寫照。那些發達國家的政客們不會不清楚,當他們與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做生意時,誰是這種國家真正的受益者。 在發達國家自身方面,一種論調說:發達國家的本國人民享受到了更廉價的商品。其實,這根本就是小學智力水平上的邏輯表達。廉價商品是多了,可國家自己的許多行業都名存實亡了,產業鏈也被打斷了,大批的本國勞動者更是失業了。剛來加拿大的時候,大批的移民婦女集中在輕工生產行業,如製鞋、製衣、電子裝配、機械加工等。隨着全球一體化經濟模式的落實,幾乎所有上述行業的工廠在一、兩年內全部銷聲匿跡。許多勞動者不得不面臨巨大的生活壓力。多少家庭在爭吵、埋怨中度日。當時,溫哥華有一個轟動性的事件,一個華人小伙子由於壓力過大,爬到了最繁華大街的電線杆頂上,成為現實社會悲劇的一景。更嚴重的是:儘管社會的低端消費區域成本更加低廉,但高權重的主要消費層次的成本卻急劇加大。 全球一體化對於發達國家而言,確實保護了本國的資源和環境。但卻把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污染,乃至殘酷的剝削輸出到了不發達國家。說好的道德和道義誠信呢? 最為明顯的,當然是金融形式的掠奪方式。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資本集團通過推動資本金的大規模、高速度的流動,在“市場經濟”、“自由經濟”的包裝下,狂炒一切可能的社會資源,以能源、股票、房地產為甚。在金融風暴中,各國政府在資本利益的脅迫下,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大量印刷鈔票,迅速推高社會大眾的基本生活成本,還詐稱社會財富增值了。那些自以為是的“成功”者們,有幾個不是靠違背社會基本道義、違背真正的誠信原則,靠從別人的腰包里掏錢才“成功”的? 表面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是三權分立。可是,三權根本沒有從實質上分開。司法上有利益迴避的原則,但哪位大法官不需要消費、不需要住房、不需要理財?現行的經濟模式,怎麼可能不與他們的利益相關?更不要說政客了。溫哥華的房地產市場是世界房地產的熱點之一,看看當地的市長、省長們,哪個沒炒過幾套房?指望他們主動抑制炒作、抑制房價難道不是很傻很天真?都說溫哥華缺護士,以至於手術等待時間漫長。醫療系統說,護士短缺不是因為收入低,護士的平均時薪在CAD$35左右,加加班就能達到$40以上;也不是工會限制從業的人員數量;真正的原因是許多護士們因買不起溫哥華的房子而另擇它鄉。類似的,還有其它高技術、高科技的人員。當初有人提出要政府出面抑制炒作時,各級政客均明確表態:我們是自由經濟呀。直到如今民怨沸騰了,那些政客們便“仁慈”地擴建廉租房、增收海外稅了。但這解決根本問題嗎? 在資本主義國家,政客是一種職業。而職業的目的首先就是為自己牟利。隨着近代文明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在一些先進理念的基礎上建立了賦權形式的政治選舉制度。然而隨着選舉形式的發展,政客便成為一種專業化的權益代理,並實質形成與其它代理如房產和投資理財一樣的利益代理行業。因此,政客們的利益取向必然傾向於社會中的強勢利益集團。 須知,普通社會個體再聰明,也無法與有組織、有機構、有培訓、有研究的專業體系進行智力對抗。看看那些金融資本的運作體系,這個體系從高等教育開始,便從社會中篩選出高智商的個體進行專業培訓和洗腦。在各個層次的行業團隊中,一系列去道德化的的盈利模型日以繼夜地推陳出新。同時,在政治層面,利用一步步的政策微調,使經濟政策、市場政策、外交政策與利益模型進行適配。 信息,是決定社會思維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社會的智力分布使得高智商群體更能有效處理和利用信息;而低智商群體不但處理能力低,還更容易產生干擾的噪聲。這本來就是一種自然的不平衡。然而另一方面,由於信息媒體的資本控制屬性,這就使得社會主導信息的公正性逐步偏向社會中的資產階級。與暴力政治不同的是,暴力對信息的控制是一種微分模型;而資本對信息的控制則是一種積分模型,也就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演變。 時至今日,資本對政治體系、對社會信息的控制已經完全成熟。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原始道德誤差】經過曾層包裝,已經成為一種合法的變量因素存在於當今的社會體系當中。其實只要對社會主要變量做綜合運行模擬,資本經濟的道德缺陷就會明顯暴露。但可悲的是,絕大部分民眾並不具有對非線性模型進行分析和認知的基本能力。許多人最多也就能思考單一變量的變化對系統的發展影響。 很顯然,在智力主導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如今資產階級專政就是必然的狀態。這種模式與暴力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社會的兩極化分布表現。其實質都是群體智力分布差異過大所造成的道德發散型狀態。那麼,系統一旦具有非收斂的變量存在,劇烈的動盪甚至系統崩潰就是無法避免的必然。而且,從自然規律角度,動盪的幅度會越來越大。 此次美國大選,就是人類社會動盪幅度進一步增大的明顯徵兆。從“占領華爾街”這種基層的群體事件到如今政治系統最高領導層次,才僅僅幾年的時間。也就是僅僅幾年的時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審視人類當今的社會經濟體系。相應的,就是與之相呼應的政治制度。通過這次美國大選,社會弊端的根源從未像現在這樣徹底暴露在世人面前,比爛只不過是表面現象。川普現象,正是社會對道德發散的一種反制力量。不管川普能不能贏得大選,這種力量只會越來越強大,直到能夠徹底扭轉現在的社會利益體系。 因為,人類社會已經快到崩潰邊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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