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饞師五代-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20世紀80年代開始，也就是意大利之“混凝土”式防守獲得了1982年世界盃之後，防守反擊之風盛行。足球易守難攻，為了取得好成績，各足球隊，不管是國家隊，還是俱樂部，首先想到的是加強防守，使本隊立於不敗之地。然後，伺機偷襲；一旦得手，就可能決定比賽的走向。一時間，防反戰術風靡世界，比賽之進球數，與日俱減。球迷都是看進球的，進球就像男人射門一樣具有快感。沒進球，就沒了興奮點，誰還看球啊。於是，足球場門庭冷落。這可急壞了國際足聯。

怎麼辦？鼓勵進攻啊。

於是，國家足聯的頂級專家們，閉門思過，群策群力，發揮集體智慧，推出了一項旨在鼓勵進攻的“金球制勝法”。規則是：90分鐘打平，加時賽；加時賽里，只要一方打進一球，比賽立刻終止。由於進球有極大的隨機性，人們遂將此規則戲稱為“突然死亡法”。國際足聯和專家們的設想，很簡單：不進攻就死。只要對方攻進一球，你連“復仇”的機會，都沒有了。FIFA的邏輯是：對方先進球→ 我就死了→那麼，我就要先進球→所以，我就要攻出來→比賽就好看了。

專家們，很為自己的設計得意。於是，經過緊鑼密鼓的準備之後，在1996年的歐洲杯中，“金秋制勝法”正式實施。可僅僅6年之後，“金球制勝法”就被叫停了，成了國際足聯最短命的一項改革。數據表明，“金球制勝法”實施之後，各個球隊在加時賽的戰術是“確保不被絕殺”；兩支球隊都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不丟球上，而不是進球，因此，金球制時代下的很多加時賽，都沒有進球。

1996年-2002年，有四屆國際大賽，分別是1996年、2000年歐洲杯和1998年、2002年的世界盃。四屆大賽，17場比賽90分鐘戰平，其中，9場比賽進入點球大戰。利用加時30分鐘決出勝負的概率稍低於50%，超過50%的比賽還是拖到了點球定勝負；加時的作用僅僅是延長，而不是決出勝負。

為什麼出現與專家的預測完全相反的比賽場面呢？因為，球隊的邏輯是這樣的：我沒有能力“殺死”對方，但，有能力保證自己不被“殺死”。換言之，在殺死對方之前，最要緊的是，先保證不被對方殺死。在“一劍封喉”的對決中，最重要的是，先保證自己還活着。就像敵我對陣，你並不能保證子彈能射中對方，但，可以躲在堅固的掩體裡，保證自己不被敵方打中。

因此，“金球制勝法”實施之後，沒有鼓勵了進攻，反倒鼓勵了防守。參賽隊為了走得更遠，為了取得更好的成績，都把防守放在第一位。在沒有很好的機會、可靠的把握之前，首先穩固防守；進攻，也是佯攻，不敢大舉壓上，擔心被對方打了反擊。進攻是假，防守是真；雙方的重心都在嚴防死守，進攻能有成效嗎？加時賽還能緊張激烈和好看嗎？

我們不能因此而懷疑國際足聯和專家們的初衷，其初衷，肯定是鼓勵進攻的。這是毫無疑問的。換言之，一項社會設計的好壞，是不能由初心和動機來決定的。用心良善，並不能保證制度設計之完美；動機不純，或許能歪打正着。

言歸正傳——儒學和基督教，哪一個是更好的設計呢？

有了以上的引子，我們首先可以摒棄的是動機說。

不說動機，但，要說一下目標。竊以為，儒家和基督教的社會理想，是完全一樣的。打個比方，孔夫子和耶穌基督，要是在中國參加高考的話，理想是一樣的，都是進入清華或北大。差別是什麼呢？差別是學習的方法，或者說，實現理想的手段，是否有效。

換言之，儒學和基督教，都是以建設一個天堂一樣的世界為己任，《禮記》之大同世界，陶淵明之桃花源，西方之理想國、烏托邦、香格里拉、香巴拉，反映了中西方對理想世界的構想，是完全一致的。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到達理想的彼岸，進入桃花源，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什麼呢？

法國著名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中，為我們描繪了以家庭為單位的部落式生活：在多利安人占領之後或更早些時候，施行家長或部落式統治的氏族政體充其量只能容忍這樣的農民生活。每個部落就是一個小型的原始群體，它自耕自食，生性好鬥，動不動就大打出手；在這種沒有正式法規的社會裡，族間仇殺和以命償命就像榮譽的準則一樣十分時髦。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偶像，自己的奢望，自己的傳說以及為自己的祖先的功勳感到驕傲的首領。

這段話，至少有三層含義：

第一，家、家庭和家族，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形態。史前、游牧部落、家庭農場以及工業革命以來的手工作坊，直到今日，家族企業依然是世界範圍內最普遍的經濟形態。中國、日本、歐洲、美國和日本，概莫能外。家，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天然堡壘。人類誕生以來，歷經數十萬年，技術進步可謂登峰造級，甚至遠遠超出了人類自己的預期。但是，作為基本的社會組織單元，家，依然堅如磐石。

在這個意義上，人類並沒有走出叢林時代。因為，所有動物，也是以家庭為單位組織的。比如，非洲草原上的獅群、象群，北極圈內的北極熊、南極洲的企鵝、峨眉山的獼猴，更低等的蜂群、蟻群等等。沒有一種動物組織，超出了家的範疇；一個群落中的所有動物，都是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

從社會性上作比較，動物和人類的區別在於：動物是基於血緣的，所有動物的所有行為，不會超越家族的邊界。出了界，就是和另一個種群戰鬥。人類也是基於血緣的，但是，血緣不是唯一的紐帶。通過商業契約，不同地域的人們，可以有貿易往來；利益趨同的人，可以組成公司；通過戰爭、贖買或協商談判，也可建立更為複雜的社會組織國家。這就是說，人類之所以能夠在與動物的競爭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一個可能的、最關鍵的因素是人類的合作，更早地跨越了血緣的壁壘，從而，大大地拓展了人類的集體力量。

第二，每個部族，都有自己的神話、傳說、信仰、偶像以及各自崇拜的英雄。

第三，部族間衝突，是社會衝突的最主要形式，也是社會和諧的最大威脅。如果，部族之間衝突不斷，難以調和，社會的組織程度，將大大降低。最可能的狀態是，部族之間因為長期血拼和爭鬥，逐漸形成一種均衡，相互妥協，但互不往來。每個部族，都有自己的領地；內外分明，互不相擾。一旦有一方越界，就會被視為侵犯，再起爭端。

這種狀態，並非武斷。台灣山地民族、四川西康地區之彝族，直到20世紀初，都是這種社會組織形態。其實，要是沒有人類高於其他動物的自以為是的觀念，此種狀態，和非洲草原上獅群之各自劃分領地，毫無二致。

這不是說部族內部，沒有矛盾。親兄弟打得不可開交的，有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為登上皇位，還要了自己親兄弟的命。只是說，部族之間的紛爭，無論規模、慘烈程度、頻率，都遠高於部族內部的矛盾。於是，才有了“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之說。

換言之，消弭部族之間的分歧、敵對和仇殺，是一個與人類如影隨形的永恆難題——耶穌基督所創立的基督教，選擇的方法是：破。即，打破一個一個基於血緣所建立的自然家庭，讓每一個人都從自我封閉、以血緣為界的家庭堡壘中走出來，從各自的血統生父身邊走開，匯聚到所有人共同的精神父親上帝的身邊，組成一個不分血緣、不分地域、不分語言和種族的四海為一的大家庭。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

自然血親家庭，都被打破了，家族、宗族和部落的藩籬，更加要不得，更是要被基督教義徹底掃平。曾經隔絕在家庭之間、部落之間的鴻溝，被基督之博愛所彌合。因此，理想之國、基督所指引的國度，一定是一個沒有圍牆的、平坦的、人人平等的自由家園。

如此，每一個人，就有了兩個父親。一個是生父，一個是天父。生父主肉體，而天父主精神。我們也知道，人是精神主宰肉體的，行為是受思想引導的。在這個意義上，天父毫無疑問地高於生父。所以，信仰基督教的家庭，是沒有祖先崇拜的。在中國傳教，傳教士不能接受的是，在中國家庭里，有各代祖宗和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

毫無疑問，在人類的所有權力當中，父權是最為穩固、也最牢不可破的。即便高高在天之上帝，也將自己比作天父。因此，如果一個人可以在理智上，否定他的父親，那就沒有什麼是不能否定的了，就沒有什麼是不可挑戰和違抗的。另一方面，當一個人在精神上取得了與其父親並駕齊驅的地位之後，就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於其上。

足見，西方之平等觀念，首先是在家庭中，打破了父權。家庭，僅僅是一個自然的社會組織，在精神上，父親也好，母親也好，兄弟姊妹也好，都是上帝的直接子民。家庭里的每個成員，都可以與上帝直接互動。因此，父親、母親和子女，作為上帝的信徒，是教會內部的教友，是兄弟關係。“四海之內皆兄弟”，兄弟是平等關係，而不是從屬關係。

也可見，西方人對於平等的執着和信念，也是在家庭中率先培養出來的。家庭，是每個人的第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內，有怎樣的思想、行為和規範；家外，也必然被同樣的思想、行為和規範所主導。西方的父權，被基督精神瓦解之後，家庭內所洋溢的是平等的氣氛；沒有一個人，可以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而當牢不可破的父權，都土崩瓦解之後，社會中還有哪一種權威能稱得上權威？哪一種權威是不可以挑戰的？哪一種權威不在民眾的審視下變得戰戰兢兢呢？

與耶穌基督的思路相反，孔夫子和儒學的方法是：立。一方面，強化家、家族和宗族，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結果是，不斷強化的“家”塑造了中國人的“小集體主義”、“山頭主義”和熟人文化。所有社會關係，都建立在血緣親疏的基礎上；沒有血緣，就模擬血緣。比如，桃園三結義、拜把子兄弟以及普通人之間的稱兄道弟等等，都是將基於血緣的同心圓，像水波一樣向外衍射。

有幸進入圈子的，就是“自家人”；不在圈內的，對不起，和我無關。於是，中國人都無一例外的有兩張面孔和兩副心腸。對內，熱情洋溢，樂於助人；對外，事不關己，冷漠旁觀。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也只管自家“自留地”。宋史記載其“好施予，置義莊裡中，以贍族人”。“以贍族人”，就是只管姓范的。其他人，還要去找自己的家、自己的媽。我范仲淹愛莫能助。

佛教普度眾生，只要是生命，即使小貓小狗，野花雜草，都是佛家愛惜、憐憫的對象。寺廟之濟貧、施藥、救急和賑災，也是無分姓氏，面向大眾，普施恩惠；基督教也是如此。耶穌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醫院、學校、孤兒院、育嬰堂，從來不是某家某姓的專利，而是勞苦大眾之福音。它為每一個需要的人，提供幫助，而不是某一個家族之福利組織。

另一方面，強化父權在家庭中的權威。為此，儒家苦心經營了一個孝道。什麼是孝？就是時刻準備着為自己的父母獻出一切。“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人，不止在肉體上是不獨立的，是父母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在思想上、精神上，也要奉父母之意為教條，不得違逆，是為“勿違”。即便是父母親錯了，甚至，父母親犯了罪，也要為其“親親相隱”。

如果說，西方的平等理念，是在家庭里首先宣揚和貫徹的話，那麼，中國的家庭，就是一個卓有成效的順民培訓基地。父權、族權、宗族權，在一個家庭里，擁有壓倒性的權威，任何敢於挑戰父權的嘗試，都被消滅在萌芽之中。《紅樓夢》中的賈寶玉，雖備受老祖宗賈母的溺愛，可是，在其父親賈政面前，依然像老鼠見了貓，唯唯諾諾，膽戰心驚。

皇權並非來自父權，但是，儒學者將並沒有必然聯繫的兩者，捆在一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君臣類比父子，以父子關係之天賦永恆，來彰顯皇權之權威和不可抗拒。君父臣子，在家，兒子不能挑戰父親，必須服從父親；在朝，臣子也不能違抗皇權，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皇帝。這樣的邏輯，皇帝能不喜歡嗎？皇帝能不奉儒學為正宗，能不冊封孔夫子為“萬世師表”嗎？因為，孔夫子在為皇家培養徹頭徹尾的家臣啊！

在這個意義上，鞏固父權，就是鞏固皇權。所有的權力，無不和父權結緣，並藉助父權而強化自我的權威性。阿Q被欺負了，背後悄悄地罵：我是你老子。只這一句話，就撫平了阿Q的創傷。因為，是別人的老子，是最大的精神勝利。在中國，很多人都會說，我爹都不打我，你居然敢打我。也隱含着，父權之中甚至包含着暴力處置權。

當然，中國的家庭絕不只是培養順民，它還培養順民的對立面：獨裁者。不過，值得思考的是，順民和獨裁者並不一定是分離的，更大的可能性是兩者合二為一。每個人都是兩面的。對上，是順民；對下，是獨裁者。如賈政，見了賈母，乖乖的；在賈寶玉面前，威風八面，不可一世。包括最底層的看門人，他雖然在家是最下層，可，對外時，是“第一把手”，不經過他，是進不了門的。於是，在外，他也是耀武揚威的土皇帝。換言之，在中國，不是一個皇帝，而是每個人都是皇帝；除了真皇帝，每個人都既是皇帝，也是順民。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作為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儒學和基督教，也要PK一下。兩相比較，不難發現：耶穌基督之道，在“破”；破小家，求大家；去等級，求平等。最高目標是，每個人都不只是“親吾親”，而是同等的“親人之親”，甚至，像耶穌基督一樣愛自己的敵人。

如果敵人也被寬恕，也被愛，世界必然充滿了愛，自然也包括自己的家庭、父母和兄弟。所以，基督之破“小家”，並不是隔斷每個人和家庭的聯繫、和父母兄弟之愛，而是，當你愛外人時，愛的波瀾勢必首先經過你的家人，家庭內的每個成員，不可能不被愛的潮水所波及、所淹沒。正如馬克思之名言：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愛全人類，能不愛自己的家？

但設計和現實之間，還是有差距的。就像一個考生，目標100分，實際或只能得80分；目標是80分，結果或許只有60分。換言之，一個好的設計，必須有提前量，必須保障不要落入最壞的境地。耶穌基督之目標，是要徹底剷平橫亙在家族之間的高牆，但，耶穌基督也知道，人間沒有聖人，也沒有聖徒。信徒在思想上，認可耶穌之理念，可落在實處，總要打個折扣。

耶穌的理想，人間是平的，家和家之間，完全沒有界限，一馬平川。但實際上，圍牆並沒有完全拆除，只是大大降低了，或者，象徵性地圍個籬笆，以示分割。但，彼此相望，聲氣相通。絕非深壕高牆，壁壘森嚴，老死不相往來的景象。

孔孟儒學之道，在“立”。先小家，後大家；重血緣，別親疏；貴禮儀，分上下。人與人之間，本來就不平等，儒學強化了這種不平等；家族之間，原本就有隔閡，禮制加深了這種隔膜；社會上，原本就有重重壁壘，孔夫子及其信徒更是加高、加固了圍牆。使得中國社會，就像北方的四合院一樣，分割成一個個獨立的堡壘，“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家，是個人生活的中心，也是全部，從搖籃到墳墓。個人不知有社會，社會也沒有對個人提供任何公共服務。這種社會形態，能不“一盤散沙”嗎？指責中國人不團結，於理何在？反過來，你想和別人團結，別人也不把你當自己人，因為，每個人都是以血緣為紐帶擴展自己的圈子的。不沾親帶故，你就永遠是外人。

如上，是儒學和基督教之基本思路，成效如何呢？之下，做個簡單對比。

第一，中國是“雙軌制”，對內是一套，對外是另一套；西方是單一規則，內外一致。

將“雙軌制”之弊暴露無遺的是“懷橘遺親”——陸績在別人家做客，吃完了，還要兜着走，被抓了個現行，但，陸績有一個很好的託詞，就是他母親喜歡吃橘子。於是，歷代儒學家不僅不怪陸績，反倒將其樹立為道德模範。

未經允許順走別人家的橘子，雖然不是什麼大惡，但，絕不能說是善行。可是，這就是儒家的規則，對自己一套，對他人一套。

如果“雙軌制”是終點，也就罷了。事實是，當“雙軌制”破壞了規則的一致性之後，規則也就不成為規則了。於是，沒有規則、“無軌制”成為我們的特色，而其根源在於“雙軌制”。

仍以家為例。在中國，有一個特殊的物種：“後媽”。對自己現任丈夫帶來的、另一個女人的孩子，“後媽”是噩夢的代名詞。國內發生的幾乎所有虐待兒童的行為，多是“後媽”幹得。為什麼？因為，她不把別人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其實，以血緣別親疏，是儒家宗族制度中分嫡庶、論大宗小宗的基本邏輯。換句話說，“後媽”慢待他人的孩子、優待自己的孩子，是有理論基礎的。

歐美，極少這種分別。有的話，比之於中國，大致可以到忽略的程度。2010年，我女兒和美國做校際交換，家裡來了一個美國女孩，但是地道的中國面孔。她2歲的時候，被美國媽媽收養。對自己的過去，除了知道出生於武漢之外，一無所知。她在美國長大，講純正的英語。她還有一個妹妹，也是中國人，也是被她的美國母親收養的。

據統計，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家庭總共收養了8萬多名中國孤兒，且，都是女孩。這些中國孩子，和美國人肯定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但是，她們在美國家庭都受到了很好大照顧，開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第二， 中國是熟人社會，西方是匿名社會。

中國人的社會關係，是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信任半徑，也以家庭為圓心向外擴展。所以，在中國，很難建立起面向陌生人的社會組織。西方則不同，是匿名社會。其社會信任的半徑，大大高於中國。現代社會之公司、有限公司、股份制、銀行、保險、股市、期貨，此經濟方面。議會、法院、律師、選票、選舉、黨派、社團，此政治方面。學校、醫院、圖書館、博物館、俱樂部、學會、協會、孤兒院、福利院，此社會方面等組織，都是公眾性的，大都源於西方。

這與西方是匿名社會，信任半徑比較大，有直接關係。沒有信任，就沒有組織。中國人不大相信外人，自然不會建立有外人的組織！

第三，中國以“家”為核算單位，家庭成員之間，權責界線不清，導致家庭內部利益糾紛不斷；西方以“人”為獨立核算單位，父子兄弟，經濟往來，一清二白，極少發生利益糾葛。

儒學的基礎，是“家”；第一步的中心，也是齊家。可是，中國家庭內部的矛盾，並不少。“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可為旁證。為什麼“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呢？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經濟核算以“家”為單位，不區分個人在集體中的貢獻是多少。

於是，干多干少一個樣。努力拼搏的孩子，和好吃懶做混日子、甚至賭博泡妞抽鴉片的，最後分家產的時候，一樣多，諸子均分。這樣的家族制度，不發生矛盾，才是怪事呢。還有，兒子靠父親之“啃老族”，老子依仗兒子的“賣老族”，等等，都是家庭成員之間利益關係模糊帶來的惡果。

國外，至少在經濟上，家庭內部也是界限分明的。前一段，美國著名籃球明星科比.布萊恩特，因為其母親未經允許處理了他的財物，他就到法院起訴了。中國大陸黑科比的一大堆年輕人，可算抓住了把柄，說連自己的母親都起訴，這是什麼人品啊。可在美國，沒有一個人說科比的不是。

這就是兩種文化的巨大反差——在中國，家庭內財產，默認屬於每一個人，人人有份。美國不是這樣的。所以，不熟悉美國文化的年輕人，需要先了解美國，再發言。不要用自己的價值觀，去評價他人。

第四，中國社會的權力差距大，社會公平性較差；西方社會權力差距小，社會公平程度相對較高。

沒有絕對的公平，凡是討論絕對的，可以休矣。美國和中國比較，也只是公平程度更高，而不是達到了理想狀態。打個比方，說海平，其實海不平。有時微浪，有時小浪，還有大浪、狂浪和巨浪。如果說，中國是巨浪的話，美國應該是小浪微浪，但都不是玻璃一樣的純平。

對公平的追求，是人類的共性，即便在中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就是對權貴的蔑視，和對公平的呼喚。但不幸的是，儒學之種種教條，都在強化不平等；耶穌基督之教義，是在向公平的理想邁進。

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先生，有一句名言“有效即真理”——在社會領域，不存在完全正確的社會理論，也沒有完美的社會現實；也不存在完全錯誤的社會理論，也沒有萬惡的社會現實。比較儒學和基督教，也絕非一個是純白，另一個是漆黑，只能是哪一種學說對社會產生了更好的影響。一個更好的社會，應該能反證其奉行的社會學說，是一種更好的理論。僅此。

2017年1月22日星期日；

北京，望京家中；

本年第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