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日本道

1．问题

茶，无疑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也最具世界性影响的饮品。最早的茶树，在中国云南普洱，有三千多年树龄。至今，依然枝繁叶茂。采摘这个茶树的茶叶，要踩在梯子上，才行。中国人喝茶，非正式的，可从神农尝百草算起；正式的，是茶圣陆羽撰写《茶经》开始，距今约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

但是，茶道在我国式微，近于消失。日本茶道，却享誉世界。提起茶，人们会想起中国；说起茶道，则必然是说日本。乃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想重倡茶道，却怕和日本同名，只好另立山头，以“茶艺”命名。今日观之，也算名实相符。

茶道在中国为什么衰落了？换言之，中国茶道、茶艺，和日本茶道有什么差别，有什么本质不同呢。今天，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了，茶道能否像GDP一样超越日本呢？在世界范围内销售茶叶的同时，我们能否也同时贩卖茶道呢？

2．中日茶道之根本不同

是否可以用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来总括中日茶道之根本不同呢？我以为，可以。

用一句话来表示：中国茶是儒茶，日本茶是禅茶。

精简为一个字的话，中国茶道之主导是：儒；日本茶之精神是：禅；也许，有人会质疑，茶不是源于僧人打坐避免犯困吗？西安法门寺不是出土了多件唐朝茶具吗？这不是说中国茶道，也有佛或禅的精神吗？

列位有所不知。

佛教是外来户，儒家是地头蛇，“强龙玩不过地头蛇”——佛教为了在中国立足，一方面，自觉地向儒家献媚，自我改造修饰了一番，使得佛教在表面上，和儒家并不冲突。记住，这里说的只是表面上。另一方面，儒学也无时无刻不在污染着佛门净地。以僧人和寺庙之等级观之，均是受了儒家之害。试想，以“众生平等”为己任的佛教，怎么会把僧人分成三六九等，又怎么会把佛家道场装点得金碧辉煌呢？

即便如此，儒家也不容佛教。因为，儒学是入世的，是以皇帝和皇权为核心的；佛家是出世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的修行、体会与心理所得，才是佛门子弟的最高追求。世俗之荣华富贵、风花雪月以及至高无上的皇权，和我何干？黄金满屋、利剑在握、美女如云、奔驰宝马，于我何益？佛教之精神，充满对尘世及其主宰者的挑战和蔑视。因为，佛的天国在来世，儒之地盘在世俗社会。

儒学具有“一统江湖”的特性，这一点，与它的主子皇权独占全部社会资源，乃一丘之貉，狼狈为奸。儒学为皇权提供理论支持，极权和专制为儒学充当打手，在与佛教之学术争执中，儒家一旦处于劣势，皇权就像野狗一样冲出来，狂吠乱咬。宋以前，有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史称“三武一宗”，即：公元423年登基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公元845年唐武宗之“会昌灭佛”和后周世宗在公元955年对佛教的围剿。每一次，都是皇权在前，只靠空谈的儒家，是灭不了佛的。

佛教再三再四被收拾，之后，学乖了。只能委屈求全，只能躲进深山密林，自我生息。就像梁山好汉，要不自愿归顺被招安，就只能在水泊梁山八百里地面上撒野。其余的地盘，都是儒家的，绝不容佛教染指。偏僻荒蛮，赏给佛教，美其名曰风景绝佳之所；繁华通衢之都会，尽在儒家掌握。

不信？

东南亚的寺庙，为什么都在城市中心呢！日本的名寺，也多在京都；佛教进入中国之后的第一座寺庙白马寺，为什么在都城洛阳？玄奘西天取经回来，修建的慈恩寺、大雁塔也在京畿重地西安。要是佛教自我隔绝、偏好清静之地，为什么他们在中国传教之初，没有选择名山大川人迹罕至之地，却在佛教发达之后，才不辞辛苦不畏艰险地“深山藏古寺”呢？事实是，在城市、在皇权周围，儒家密布，不允许佛教进入。

儒家和皇帝都不是好伺候的，伴君如伴虎，稍不小心，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佛家本来无意于名利，何不三十六计走为上，到人烟稀少的地方独自修行呢？所以，中国寺庙多在无限风光之险绝之处，很大程度上是被儒家逼的，自愿的成分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多。至少，开始不是自愿的。

儒家和儒学拼命排挤和压制佛教，一是为了争宠，维持自己在皇权面前稳固的“大奶”地位，二是，“礼”与佛家之“众生平等”是天然对立的。要“礼”，则人人有名分，事事分等差，天高地微，君尊臣卑，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万事、万物、所有人都被禁锢在一个人为设定的格子里，别说众生平等，人和人都是不平等的。反过来，要是信仰“众生平等”，“礼”就成了令人厌恶的破鞋，必欲去之而后快。“礼”一日一地不除，平等就始终无法实现。

儒与佛，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体系，取其一，则必去其一，两者绝无共存之可能。如果共存，则必是一方放弃了自己信念，成为另一方的附庸。今日中国之佛教，大抵如此。

理解了儒与佛，理解了两者精神之根本不同，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茶是儒差、日本茶是禅茶。一样茶汤，两种滋味；同源殊途，各奔东西。中国人喝茶，日本人得道；共饮一杯茶，分说两种道，其间之悬殊，不可以道里计。中国茶艺、日本茶道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差异，茶室、器具、水、茶叶和程序，均可以在儒学与禅理中找到明确解释。离开儒禅视角，中日茶道之别何止万端；采用这一尺度，则万象归一。因为，人类所有的物质成果，不外是其内在精神的表现。中日茶道，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之呈现，一则以儒，一则以禅。

儒茶和禅茶，还有哪些差别呢？

中国茶尚奢，日本茶求俭；儒家在经济生活中，必然走向奢侈。茶道，只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因为儒家的中心思想是等级。靠什么分等级、别贵贱，靠什么证明我比你更“高贵”、更牛气呢？当然是占有、消费甚至是浪费更多的经济资源，谁能多吃多占多花多费，谁就处于等级制的更上层。

有一个故事。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一直住得很寒酸。因为，秦的宫殿已经被烧了，新宫还没修好。作为一个草根皇帝，他已经满足了，并无非分之想。未央宫快修好了，工程总管、刘邦重臣萧何请刘邦御览一下。

刘邦看了，不好意思地说：这他妈也奢侈了吧！你我哪儿住过这么大的宅子啊！

萧何说：陛下，您是一国之君，空前绝后，要是没有这么气势磅礴、天下无双的宫殿，怎么能与您的身份相配呢？怎么能显示您君临天下、不可一世的气魄呢！

刘邦听了这个马屁话，很爽，未央宫遂成为汉高祖刘邦的朝廷所在。

皇帝开了头儿，大臣们也不能落后。萧何作为一国之相，也要盖一座与其身份相当的官邸吧。其他官员也不能委屈自己吧！上行下效，竞相比赛，奢侈遂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更有“胆大妄为”之徒，僭越——超出规定所允许的消费档次，和绅有二十条罪名，其中，僭越一条排在第一。

等级制的本意，是抑制大众的消费欲望，使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社会等级依序消费。意思是，高贵的人多吃、吃好，低微的人，少吃、吃赖；但事实是，人的贪欲是无限的，任何法规都无法抑制人类的物欲冲动。所以，一旦某种消费为皇帝所热衷，下属必群起效仿，进而，在社会上广播。“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大臣也好，百姓也罢，面上敬皇帝，内心并不认为皇帝怎么样，如陈胜吴广所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帝王能做能吃能玩能消费，凭什么我不能！和绅之僭越，以及今日中国各种超标配车配房配女人，已为常态，不是明证吗？

茶道亦然。

中国茶道的奢侈之风，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下面还会和日本一一对照。这里，只择其一端，说说茶具。

西安法门寺出土了一套七件银质鎏金茶具，是唐僖宗赏赐给法门寺的。法门寺视为宝贝，藏在宝塔下面的地宫里，和佛祖真身舍利一样作为镇塔之宝。如图1。这套茶具，传达出两种信息：第一，皇权是茶道之主导者，佛门也非皇权禁地；第二，佛教和僧人对茶道之影响，远不及儒家和皇权之势力，就茶具而言，寺庙也没有一套体现佛教精神的茶具，与皇家对抗。

日本茶道所用之茶具，则简素得多。尤其是，茶具之材质、器型和色彩，无不蕴含着敬畏自然、崇尚俭朴、拒绝华丽和奢侈的佛家思想。也不是日本人多高明和自觉，千利修之前，日本的主要茶具，是来自中国的唐物。未必是唐朝产的，只是习惯了，一直那么叫。其实，当时已经是日本的战国时代末期，天下纷争大名混战，眼看就分晓了。唐物来自技术更先进的中国，不远千里，飘洋过海，稍不留神，就可能血本入海，一去不回，价格之高器物之精，实属必然。

千利休是织田信长看中的三个茶人之一。其余两个，一个叫津田宗及，一个叫今井宗久，都是大商人，做国际贸易和武器买卖，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瓷器和茶具，也在其中。对他们来说，唐物近水楼台，得来只是吹灰之力。所以，津田宗及和今井宗久手里，都有大宗的名贵中国瓷，价值之高，出人意料。

以前，封赏有战功的武将，都是给土地。信长以茶碗代之，换言之，一个茶碗抵得过一个国家——战国时代，一个封地即是一个国家，以封地稻米总产量计量，大国，有百万石，小的，仅有一万石。——以最小的万石为例，一个茶碗胜过一万石稻米，即使在今天，也是天价。

茶具这么贵，谁用得起啊！茶贵和寡，茶汤仅在贵族和高级武将之间流行。茶会也不能随便开，必须织田信长特许，才行。否则，违迕上意，麻烦就大了。信长可是一个爆脾气，说整治谁就整治谁，不可一世的丰臣秀吉，在信长眼里不过是一只蹦蹦跳跳的猴子；本能寺之变，逼迫信长自杀的大将明智光秀，仅仅因为茶会办得不好，就被信长骂得满是狗血，无地自容——据说，这也是明智光秀除掉信长的原因之一。信长太霸道，在他手下活着，累死，生不如死。

信长是打破传统的奇人，千利休也是奇人。千利休与茶道中的奢华决裂，转而回归到日本本土、日本上古的纯朴、安静、自然与平和，“和敬清寂”，始为茶道精神。所有与此不合谐的器物、陈设与思想，统统被扫出到纯净的茶室之外，与之绝缘。

图1  西安法门寺出土唐代宫廷茶具七件套

千利休第一个大胆之举是，抛弃价格高昂、色彩艳丽的中国瓷器，转而采用颜色釉黑、表面粗糙、器形不规整的本土黑陶。陶器烧成温度低，在700—800度之间，即可；世界上任何一个早期文明，都有陶器。瓷器则不然，瓷器是中国文化的专利品，烧制温度高达1300上下，非此不能将釉面熔化形成玻璃状的结晶体。换言之，陶器是大众的、低端的，瓷器则是小众的、高端的。

第二，用竹器代替在茶道中颇为流行的象牙制品。儒茶，为了强调、强化等级观念，处处不遗余力，即使是小道具，也要用稀有的象牙，以显摆自己的地位。千利休之前，日本之茶勺，也崇尚象牙，千利休以竹器代之。象牙是稀罕的，竹子则随处可见；象牙制品是对大象等野生动物生命权的蔑视，是牺牲大象、以满足极少数人贪欲的腐朽的儒家思想；竹制品则反映了千利休崇尚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善待自然之善心禅意。

千利休之茶道革命，决不限于此，其影响也远超过了茶道。事实上，仅此“一小步”，就是文明之一大步。他显示了千利休与尚奢的的儒茶彻底决裂的决心和勇气，展示了他超凡脱俗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抛弃了奢华，并没有陷于简陋；拒绝了艳丽，并没有失去生气；放弃了稀有和贵重，依然保持着卓然不同的品味；背弃了物质主义，注入了纯粹的、真正的禅的精神。这，正是千利休之伟大之处，正是千利休成为塑造日本民族精神的圣人之根本。

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和赞同千利休之茶道革命。“天下人”丰臣秀吉，即是其一。千利休和丰臣秀吉，曾经有过八年之久的“蜜月期”，为丰臣秀吉成为一统江湖的“天下人”，千利休居功至伟。两人曾促膝谈茶，也曾共同主持名传千古的京都北野天满宫大茶会。可是，被权力、地位和金钱所污染的丰臣秀吉，逐渐与崇尚禅茶之千利休，出现裂痕，越走越远。在自己的笔记里，千利休写道：丰臣秀吉讨厌用黑色的陶碗，点茶。千利休修建的草庵茶室，也因不合秀吉之意，被命令重建。秀吉之茶会，在黄金茶室举办；千利休之茶道，在草庵茅舍举行。一简一奢，一儒一道，茶相近，道已远。

千利休与秀吉之冲突，乃是禅与儒、禅茶和儒茶之区分。千利休乃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之前，儒禅并举，之后，禅茶确立了其在日本茶道及日本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儒茶则被彻底地抛弃了。不理解这一点，就不知道日本茶道之所以盛行，不理解为什么茶道乃日本人之精神，更不理解为什么千利休之影响远远超出了茶道，波及日本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

时至今日，多少中国文献，提及日本茶道，均会自豪地说其源于中国唐朝，然后，在日本发扬光大。可是，“发扬”了什么？“光大”了什么？一概语焉不详。窃以为，是真的不知道。中国人向来自大、不求甚解，且以为中国有茶就有道。殊不知，日本茶道在精神气质上迥异于中国，至于是抹茶，还是汤茶，仅是表象，只是道之器，而非道本身。

儒茶奢，禅茶俭。奢与俭，又会给茶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兴由勤俭败由奢”，一个家族的兴盛和衰亡，如此；茶道之盛衰，也难以摆脱这个铁律。奢侈，是没有极限的；只有更奢侈，没有最奢侈。这就使得奢华竞争的最终胜利者，只有一位；使得一旦有人占据了奢靡的最高点，其余落败者只好灰溜溜地散去。

但，最奢侈的，在集权体制下，谁也比不过皇帝和宫廷。这就使得中国的茶道，始终走不出以权力为核心的朝廷和官场。另一方面，具有强烈社会优越感的权贵阶层，也绝不会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茶，当作茶，更不要说茶道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喝的是茶，玩儿的是茶道；民众喝得是漱口水，是瞎胡闹。正如今日权贵们吃特供食品，人民吃有毒蔬菜，一个道理。

高端的，越来越少；低端的、大众的，普及不起来。这样的茶道，焉有不消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