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日本道

1．問題

茶，無疑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也最具世界性影響的飲品。最早的茶樹，在中國雲南普洱，有三千多年樹齡。至今，依然枝繁葉茂。採摘這個茶樹的茶葉，要踩在梯子上，才行。中國人喝茶，非正式的，可從神農嘗百草算起；正式的，是茶聖陸羽撰寫《茶經》開始，距今約有一千五百餘年的歷史了。

但是，茶道在我國式微，近於消失。日本茶道，卻享譽世界。提起茶，人們會想起中國；說起茶道，則必然是說日本。乃至於，20世紀80年代，中國想重倡茶道，卻怕和日本同名，只好另立山頭，以“茶藝”命名。今日觀之，也算名實相符。

茶道在中國為什麼衰落了？換言之，中國茶道、茶藝，和日本茶道有什麼差別，有什麼本質不同呢。今天，中國在經濟上“崛起”了，茶道能否像GDP一樣超越日本呢？在世界範圍內銷售茶葉的同時，我們能否也同時販賣茶道呢？

2．中日茶道之根本不同

是否可以用一句話、甚至一個字，來總括中日茶道之根本不同呢？我以為，可以。

用一句話來表示：中國茶是儒茶，日本茶是禪茶。

精簡為一個字的話，中國茶道之主導是：儒；日本茶之精神是：禪；也許，有人會質疑，茶不是源於僧人打坐避免犯困嗎？西安法門寺不是出土了多件唐朝茶具嗎？這不是說中國茶道，也有佛或禪的精神嗎？

列位有所不知。

佛教是外來戶，儒家是地頭蛇，“強龍玩不過地頭蛇”——佛教為了在中國立足，一方面，自覺地向儒家獻媚，自我改造修飾了一番，使得佛教在表面上，和儒家並不衝突。記住，這裡說的只是表面上。另一方面，儒學也無時無刻不在污染着佛門淨地。以僧人和寺廟之等級觀之，均是受了儒家之害。試想，以“眾生平等”為己任的佛教，怎麼會把僧人分成三六九等，又怎麼會把佛家道場裝點得金碧輝煌呢？

即便如此，儒家也不容佛教。因為，儒學是入世的，是以皇帝和皇權為核心的；佛家是出世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個人的修行、體會與心理所得，才是佛門子弟的最高追求。世俗之榮華富貴、風花雪月以及至高無上的皇權，和我何干？黃金滿屋、利劍在握、美女如雲、奔馳寶馬，於我何益？佛教之精神，充滿對塵世及其主宰者的挑戰和蔑視。因為，佛的天國在來世，儒之地盤在世俗社會。

儒學具有“一統江湖”的特性，這一點，與它的主子皇權獨占全部社會資源，乃一丘之貉，狼狽為奸。儒學為皇權提供理論支持，極權和專制為儒學充當打手，在與佛教之學術爭執中，儒家一旦處於劣勢，皇權就像野狗一樣衝出來，狂吠亂咬。宋以前，有四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史稱“三武一宗”，即：公元423年登基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公元845年唐武宗之“會昌滅佛”和後周世宗在公元955年對佛教的圍剿。每一次，都是皇權在前，只靠空談的儒家，是滅不了佛的。

佛教再三再四被收拾，之後，學乖了。只能委屈求全，只能躲進深山密林，自我生息。就像梁山好漢，要不自願歸順被招安，就只能在水泊梁山八百里地面上撒野。其餘的地盤，都是儒家的，絕不容佛教染指。偏僻荒蠻，賞給佛教，美其名曰風景絕佳之所；繁華通衢之都會，盡在儒家掌握。

不信？

東南亞的寺廟，為什麼都在城市中心呢！日本的名寺，也多在京都；佛教進入中國之後的第一座寺廟白馬寺，為什麼在都城洛陽？玄奘西天取經回來，修建的慈恩寺、大雁塔也在京畿重地西安。要是佛教自我隔絕、偏好清靜之地，為什麼他們在中國傳教之初，沒有選擇名山大川人跡罕至之地，卻在佛教發達之後，才不辭辛苦不畏艱險地“深山藏古寺”呢？事實是，在城市、在皇權周圍，儒家密布，不允許佛教進入。

儒家和皇帝都不是好伺候的，伴君如伴虎，稍不小心，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佛家本來無意於名利，何不三十六計走為上，到人煙稀少的地方獨自修行呢？所以，中國寺廟多在無限風光之險絕之處，很大程度上是被儒家逼的，自願的成分不能說沒有，但是不多。至少，開始不是自願的。

儒家和儒學拼命排擠和壓制佛教，一是為了爭寵，維持自己在皇權面前穩固的“大奶”地位，二是，“禮”與佛家之“眾生平等”是天然對立的。要“禮”，則人人有名分，事事分等差，天高地微，君尊臣卑，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萬事、萬物、所有人都被禁錮在一個人為設定的格子裡，別說眾生平等，人和人都是不平等的。反過來，要是信仰“眾生平等”，“禮”就成了令人厭惡的破鞋，必欲去之而後快。“禮”一日一地不除，平等就始終無法實現。

儒與佛，是兩種完全相反的價值體系，取其一，則必去其一，兩者絕無共存之可能。如果共存，則必是一方放棄了自己信念，成為另一方的附庸。今日中國之佛教，大抵如此。

理解了儒與佛，理解了兩者精神之根本不同，也就理解了為什麼中國茶是儒差、日本茶是禪茶。一樣茶湯，兩種滋味；同源殊途，各奔東西。中國人喝茶，日本人得道；共飲一杯茶，分說兩種道，其間之懸殊，不可以道里計。中國茶藝、日本茶道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差異，茶室、器具、水、茶葉和程序，均可以在儒學與禪理中找到明確解釋。離開儒禪視角，中日茶道之別何止萬端；採用這一尺度，則萬象歸一。因為，人類所有的物質成果，不外是其內在精神的表現。中日茶道，也是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之呈現，一則以儒，一則以禪。

儒茶和禪茶，還有哪些差別呢？

中國茶尚奢，日本茶求儉；儒家在經濟生活中，必然走向奢侈。茶道，只是其中之一。為什麼？因為儒家的中心思想是等級。靠什麼分等級、別貴賤，靠什麼證明我比你更“高貴”、更牛氣呢？當然是占有、消費甚至是浪費更多的經濟資源，誰能多吃多占多花多費，誰就處於等級制的更上層。

有一個故事。

劉邦當了皇帝之後，一直住得很寒酸。因為，秦的宮殿已經被燒了，新宮還沒修好。作為一個草根皇帝，他已經滿足了，並無非分之想。未央宮快修好了，工程總管、劉邦重臣蕭何請劉邦御覽一下。

劉邦看了，不好意思地說：這他媽也奢侈了吧！你我哪兒住過這麼大的宅子啊！

蕭何說：陛下，您是一國之君，空前絕後，要是沒有這麼氣勢磅礴、天下無雙的宮殿，怎麼能與您的身份相配呢？怎麼能顯示您君臨天下、不可一世的氣魄呢！

劉邦聽了這個馬屁話，很爽，未央宮遂成為漢高祖劉邦的朝廷所在。

皇帝開了頭兒，大臣們也不能落後。蕭何作為一國之相，也要蓋一座與其身份相當的官邸吧。其他官員也不能委屈自己吧！上行下效，競相比賽，奢侈遂成為一種社會潮流。更有“膽大妄為”之徒，僭越——超出規定所允許的消費檔次，和紳有二十條罪名，其中，僭越一條排在第一。

等級制的本意，是抑制大眾的消費欲望，使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社會等級依序消費。意思是，高貴的人多吃、吃好，低微的人，少吃、吃賴；但事實是，人的貪慾是無限的，任何法規都無法抑制人類的物慾衝動。所以，一旦某種消費為皇帝所熱衷，下屬必群起效仿，進而，在社會上廣播。“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大臣也好，百姓也罷，面上敬皇帝，內心並不認為皇帝怎麼樣，如陳勝吳廣所言，“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帝王能做能吃能玩能消費，憑什麼我不能！和紳之僭越，以及今日中國各種超標配車配房配女人，已為常態，不是明證嗎？

茶道亦然。

中國茶道的奢侈之風，是全方位、全過程的，下面還會和日本一一對照。這裡，只擇其一端，說說茶具。

西安法門寺出土了一套七件銀質鎏金茶具，是唐僖宗賞賜給法門寺的。法門寺視為寶貝，藏在寶塔下面的地宮裡，和佛祖真身舍利一樣作為鎮塔之寶。如圖1。這套茶具，傳達出兩種信息：第一，皇權是茶道之主導者，佛門也非皇權禁地；第二，佛教和僧人對茶道之影響，遠不及儒家和皇權之勢力，就茶具而言，寺廟也沒有一套體現佛教精神的茶具，與皇家對抗。

日本茶道所用之茶具，則簡素得多。尤其是，茶具之材質、器型和色彩，無不蘊含着敬畏自然、崇尚儉樸、拒絕華麗和奢侈的佛家思想。也不是日本人多高明和自覺，千利修之前，日本的主要茶具，是來自中國的唐物。未必是唐朝產的，只是習慣了，一直那麼叫。其實，當時已經是日本的戰國時代末期，天下紛爭大名混戰，眼看就分曉了。唐物來自技術更先進的中國，不遠千里，飄洋過海，稍不留神，就可能血本入海，一去不回，價格之高器物之精，實屬必然。

千利休是織田信長看中的三個茶人之一。其餘兩個，一個叫津田宗及，一個叫今井宗久，都是大商人，做國際貿易和武器買賣，主要貿易夥伴是中國，瓷器和茶具，也在其中。對他們來說，唐物近水樓台，得來只是吹灰之力。所以，津田宗及和今井宗久手裡，都有大宗的名貴中國瓷，價值之高，出人意料。

以前，封賞有戰功的武將，都是給土地。信長以茶碗代之，換言之，一個茶碗抵得過一個國家——戰國時代，一個封地即是一個國家，以封地稻米總產量計量，大國，有百萬石，小的，僅有一萬石。——以最小的萬石為例，一個茶碗勝過一萬石稻米，即使在今天，也是天價。

茶具這麼貴，誰用得起啊！茶貴和寡，茶湯僅在貴族和高級武將之間流行。茶會也不能隨便開，必須織田信長特許，才行。否則，違迕上意，麻煩就大了。信長可是一個爆脾氣，說整治誰就整治誰，不可一世的豐臣秀吉，在信長眼裡不過是一隻蹦蹦跳跳的猴子；本能寺之變，逼迫信長自殺的大將明智光秀，僅僅因為茶會辦得不好，就被信長罵得滿是狗血，無地自容——據說，這也是明智光秀除掉信長的原因之一。信長太霸道，在他手下活着，累死，生不如死。

信長是打破傳統的奇人，千利休也是奇人。千利休與茶道中的奢華決裂，轉而回歸到日本本土、日本上古的純樸、安靜、自然與平和，“和敬清寂”，始為茶道精神。所有與此不合諧的器物、陳設與思想，統統被掃出到純淨的茶室之外，與之絕緣。

圖1  西安法門寺出土唐代宮廷茶具七件套

千利休第一個大膽之舉是，拋棄價格高昂、色彩艷麗的中國瓷器，轉而採用顏色釉黑、表面粗糙、器形不規整的本土黑陶。陶器燒成溫度低，在700—800度之間，即可；世界上任何一個早期文明，都有陶器。瓷器則不然，瓷器是中國文化的專利品，燒制溫度高達1300上下，非此不能將釉面熔化形成玻璃狀的結晶體。換言之，陶器是大眾的、低端的，瓷器則是小眾的、高端的。

第二，用竹器代替在茶道中頗為流行的象牙製品。儒茶，為了強調、強化等級觀念，處處不遺餘力，即使是小道具，也要用稀有的象牙，以顯擺自己的地位。千利休之前，日本之茶勺，也崇尚象牙，千利休以竹器代之。象牙是稀罕的，竹子則隨處可見；象牙製品是對大象等野生動物生命權的蔑視，是犧牲大象、以滿足極少數人貪慾的腐朽的儒家思想；竹製品則反映了千利休崇尚自然、尊重自然，與自然平等相處、善待自然之善心禪意。

千利休之茶道革命，決不限於此，其影響也遠超過了茶道。事實上，僅此“一小步”，就是文明之一大步。他顯示了千利休與尚奢的的儒茶徹底決裂的決心和勇氣，展示了他超凡脫俗的價值觀和審美情趣。拋棄了奢華，並沒有陷於簡陋；拒絕了艷麗，並沒有失去生氣；放棄了稀有和貴重，依然保持着卓然不同的品味；背棄了物質主義，注入了純粹的、真正的禪的精神。這，正是千利休之偉大之處，正是千利休成為塑造日本民族精神的聖人之根本。

並非所有人，都理解和贊同千利休之茶道革命。“天下人”豐臣秀吉，即是其一。千利休和豐臣秀吉，曾經有過八年之久的“蜜月期”，為豐臣秀吉成為一統江湖的“天下人”，千利休居功至偉。兩人曾促膝談茶，也曾共同主持名傳千古的京都北野天滿宮大茶會。可是，被權力、地位和金錢所污染的豐臣秀吉，逐漸與崇尚禪茶之千利休，出現裂痕，越走越遠。在自己的筆記里，千利休寫道：豐臣秀吉討厭用黑色的陶碗，點茶。千利休修建的草庵茶室，也因不合秀吉之意，被命令重建。秀吉之茶會，在黃金茶室舉辦；千利休之茶道，在草庵茅舍舉行。一簡一奢，一儒一道，茶相近，道已遠。

千利休與秀吉之衝突，乃是禪與儒、禪茶和儒茶之區分。千利休乃是一個歷史的分水嶺，之前，儒禪並舉，之後，禪茶確立了其在日本茶道及日本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儒茶則被徹底地拋棄了。不理解這一點，就不知道日本茶道之所以盛行，不理解為什麼茶道乃日本人之精神，更不理解為什麼千利休之影響遠遠超出了茶道，波及日本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

時至今日，多少中國文獻，提及日本茶道，均會自豪地說其源於中國唐朝，然後，在日本發揚光大。可是，“發揚”了什麼？“光大”了什麼？一概語焉不詳。竊以為，是真的不知道。中國人向來自大、不求甚解，且以為中國有茶就有道。殊不知，日本茶道在精神氣質上迥異於中國，至於是抹茶，還是湯茶，僅是表象，只是道之器，而非道本身。

儒茶奢，禪茶儉。奢與儉，又會給茶道帶來怎樣的影響呢？“興由勤儉敗由奢”，一個家族的興盛和衰亡，如此；茶道之盛衰，也難以擺脫這個鐵律。奢侈，是沒有極限的；只有更奢侈，沒有最奢侈。這就使得奢華競爭的最終勝利者，只有一位；使得一旦有人占據了奢靡的最高點，其餘落敗者只好灰溜溜地散去。

但，最奢侈的，在集權體制下，誰也比不過皇帝和宮廷。這就使得中國的茶道，始終走不出以權力為核心的朝廷和官場。另一方面，具有強烈社會優越感的權貴階層，也絕不會將“柴米油鹽醬醋茶”之茶，當作茶，更不要說茶道了。在他們看來，他們喝的是茶，玩兒的是茶道；民眾喝得是漱口水，是瞎胡鬧。正如今日權貴們吃特供食品，人民吃有毒蔬菜，一個道理。

高端的，越來越少；低端的、大眾的，普及不起來。這樣的茶道，焉有不消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