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序言）

前言和绪论摘要

第一节耶利问题和学伟问题

 我先来解释什么是耶利问题。耶利是地处东南亚最东端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当地土著的领袖，在领导他的人民在他的土地上赢得独立之前，他很不明白，也显然很不服气地向一位在当地长期工作的西方学者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欧洲人创造了那么多的货物（goods）而其它地方的人创造的那么少?” 这个问题在1972年被提出。到25年后的1997年，这位西方学者，人类学家嘉瑞德·艾蒙德写了一本长达570页的名叫《钢铁、枪炮和细菌》[1]的书，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再概括一点，就是：环境决定发展道路，与智商无关。

这个环境因素，他讲得十分地全面，但最核心的精神是所处环境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这方面欧亚大陆尤其是亚洲西部，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地带，得天独厚，所以就先发展了。

我当然觉得这个结论是过于矫情了。环境自然会严重地影响到文明发展早期的道路选择。但在类似的环境中，成长出来的文明却可以大不相同。（比如同在新月沃土周围成长出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可是与其它的东方文明大异其趣。）而且现在的动植物资源乃至先行的西方文明的所有基础性的发明创造（比如电动机、内燃机、公路铁路航空交通、比如电脑、互联网），早已是全球共享。那现代的那些同样后起的各个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速度、程度的区别又从何而来呢？而且这种不同的发展程度、速度呈块状群体分布。这并不能用应当以国家为单位的治理水平的不同来解释。（就说，你无法解释那么一大群挨在一起的国家的治理水平为什么都不好或都好。）

那么我这本书试图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笔者先斗胆把这个问题也起个名字，叫做学伟问题。它的完整阐述比耶利问题长一点，有如下关于经济发展和西式民主两段：

关于经济发展：（在可以预见的时段内，）在亚、非两大洲，不靠石油，为什么只有东北亚的中、日、韩三个民族（日本+四小龙+将来时的中国），可以臻至发达、现代化？相应地，除了东北亚、除了产油国，为什么亚、非两大洲（第三世界、南方世界）就没有一个发达富裕（定义：人均两万$以上）的国家？

关于西式民主：同样地，在亚、非两大洲，为什么成功复制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政体仅有寥寥三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2]），而且它们都在东亚（东北亚）？相应地，除了东北亚，在亚、非两大洲（第三世界、南方世界），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一个发达富裕的西式民主国家？

其实，答出了第一个问题，同时也就基本上答出了第二个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发达富裕，也就不可能有发达富裕的无论哪种式样的现代民主国家。因此，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就是：在非西方的世界里，为什么只有东北亚的中、日、韩三个民族，已经（或有把握）追赶西方成功，建成现代化的国家？（这里，已经把那些比如阿拉伯半岛上的产油富裕君主国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我认为那些国家无论多么富裕，都不能算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因为它们始终是依附于其它那些真正的现代化国家的。）

笔者还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可以解释更多的问题。本人花费数年的光阴，研究了浩繁的数据，也不应当仅仅限于回答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都是正反各一对，其实是四个问题了。事实上，本书对以下一系列的问题都有解答，而且是一个统一相关的解答。

第五、东北亚以外，非产油的非西方国家中，发展到半发达状态（人均1万$上下）的极少数国家（比如南非、土耳其），为什么必与欧洲文明深切相关？

第六、为什么拉美的发展会介于发达西方和除东北亚之外的其它亚非国家之间？

第七、在东北亚之后，东南亚为什么似乎会比其它亚非国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第八、同在东北亚，比起中国台湾、韩国，中国的人均收入（先且不与日本相比）为什么会至今落后不小的一截？或者再扩大一点，为什么越南、老挝、柬埔寨比起它们的东南亚邻居，经济发展水平同样落后不小的一截？或者再扩大范围，为什么东欧的发展，比起西欧也有明显差距？

第九、作为反题，为什么上述那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尤其是其中地处东亚者，更尤其中国，近年来（都）表现出一种令世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超级的而且持续的发展速度？

第十、在非西方世界，除了东北亚，为什么较多的西式民主（比如印度）并不能像西方世界那样与富裕并行？为什么西式民主在东北亚以外的非西方世界的含金量会小那么多？

第十一、为什么亚洲非洲的产油国的巨额财富也带不来西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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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林恩/万哈林和同一学派的许多西方学者的书和文章都已经涉及了上述各个问题和大量本人没有论及的其它问题，结论都相当近似。本人将要提供的答案中的相当一部分其实称不上独创。不过，只要你读下去就会知道，本人还是有许多与他们不完全相同的思考。这其中，一部分来源于本人的东方人/华夏人的身份，一部分来源于本人在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的前半生的亲身经历。这种身份和这段经历是那些西方学者不可能亲身体会到的。然后是本人的后半生在西方度过，对西方的长处和短处又有一直居住国内的人所不可能有的亲身体会。

这些独特之处，再加上本人的努力学习，努力思考，希望本书能对这个学派的共同思考增加一些新的篇章。同时我想对这些前辈的精彩思考表示敬意。我尤其想对他们甘居少数，敢冒天下之大不违，违逆许多阻碍认识真理的“政治正确”，说出那关系全体人类命运的严肃甚至严酷的至少是他们自己坚信的真相的勇气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二节三个世界的初步新定义

为了让大家对我的问题理解清晰，笔者现在接着来解释一下自己的有些独创的三个世界的新概念。

三个世界的说法通行已久。在冷战时代，第一世界自称自由世界，当然就是西欧北美澳洲之意。第二世界则是指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苏联集团-华沙条约集团，现在得称是前苏集团了。余下的几乎统统处于发展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则号称第三世界-亚非拉-发展中世界/国家。

在1950-1960年代，这个划分唯一的不妥之处就是日本。它显然身处亚洲，属于华夏文化圈，却的确已经发达，且有着与西方类似的政治制度。到了1970-1980年代以后，接着发展起来的东亚四小龙的身份也尴尬起来。因为它们也已经那么富裕，如何可以继续称之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政体？

到了1990年柏林墙倒塌，东欧集团瓦解，除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个国家以外，其余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奋不顾身地排队先后投入了欧盟的怀抱。冷战时代的第二世界不复存在。

第二世界不再存在，第三世界的称呼就失去了逻辑性。但是事实上大家依然在继续使用这个第三世界的称呼。那么到哪里去找这个前苏集团遗留下来的第二世界头衔的继承者呢？现在笔者在本书中就想来完成这个任务。下面本人开始第一次简略陈述自己的三个世界的新概念。

我们这个地球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下一级的属概念其实最准确的是文明。但是笔者下面要划分的世界有些会跨越几个文明，因此并不方便称之为三个文明。好在三个世界的提法流行已久，笔者借用它，不会显得突兀，只是需要注入自己的确切新定义即可。

这第一世界就是西方世界。这个概念十分传统，一直就是欧洲美洲澳洲。

新颖一点的有两处。第一是东欧，包括现在的俄国，都属于这个笔者重新定义的西方世界。虽然俄国现在与传统的以西欧为渊源的西方还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从长远的历史看，它只能属于西方。它现在已经近乎完全被孤立，已经很难自称一个单独的文明/世界了。

第二点就是笔者把拉丁美洲也划入西方。理由是它的确也无资格自立为一个文明。不把它划入西方世界，还能划入哪里呢？有人会说，因其发展程度较低，一贯上它都被划入第三世界。你怎么把它改了？这个事情后面会反复解释，直到结论。这里暂且打住。

为了让西方世界的这三个细分更有逻辑性，本人从此把传统的发达西方称作西方1、拥有计划经济负遗产的东欧称作西方2，拉丁美洲称作西方3 。

下面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亚洲+非洲）合在一起，就是非西方世界的地盘。

第二世界就是东方世界。这里就是一个总的文明，本人把它称之为东方文明。它覆盖的区域是所有亚洲东部，是同一个种族的人居住的地方，简称东亚。在其下，笔者还划分了富裕东亚、前公东亚和其余东亚三个子区。

富裕东亚就是日本+四小龙。这五个政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2万$，比起发达西方，还是稍有逊色，但比起所有非西方世界的非产油国，那都是奇迹。

前公东亚是指那几个曾经施行过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东亚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共有六个。现在除了朝鲜都已放弃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自此以后，这些国家都出现发展飞跃。

其余东亚就是剩下的五个非富非公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发展成绩参差很大。

如同对西方世界的细分，本人把富裕东亚称作东方1，前公东亚称作东方2，其余东亚称作东方3。当然如果只按素质分，则整个东北亚+包括中国，可称为素质东方1，其余东亚可称为素质东方2 。按具体场合，我将分别使用这两种分法。

第三世界笔者称之为南方世界。这里包含三个子区，其实是三个文明，就是南亚文明、中部穆斯林文明和撒南非洲文明。

笔者要把它们划在一起，首先是为了简化结构的复杂程度。因为笔者的核心关注在东方，在东方与西方争夺对世界的主导权的准备过程的描述。第三世界/南方世界，或其余的世界，笔者也关注，但的确是第二关注，就觉得不必要分得那么细了吧。

其次，这下面的三个子世界真的也有好些共性。最大的共性就是经济发展不足，发展困难。除非你有无量的石油，而且小国寡民，否则就很难很少寻得机遇，靠发展产业富起来。西式民主，在这三个子世界中，运转得大都不是那么顺畅（西式民主运转不畅）。还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国民综合素质偏低）后面也会详述。这将是这个第三世界/南方世界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共同点。

唐人孟浩然留下过一首诗，正好可以表达本人此时的感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苏联的业绩，已成丘墟。而我们华夏人的业绩，则正待开创。笔者现在要去登临的胜迹，全在电脑中。不过它们可不是虚拟，而是人类切切实实走过的历史的足印。这期间的风云激荡，实在可以让人心旌摇曳、目眩神迷。找出其间别人没有看见或看清的真实路径，则是本人的雄心壮志。

第三节关于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

个人认为，政治，当然是人类组织社会的集体生活的最高的一种形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每一个团体都追求一种善。而城邦则追求至善。”[3]

但是，在政治之下，其实还有着丰富得多，实质得多的社会的、文化的、尤其是经济的生活。（当然还有家庭的、个人的生活等。本书不准备讨论到那么深入。）它们是人类存在形式中更基础的部分，其实也是更重要的部分。它们同时是社会的更形而上的部分的基础，就像楼房的地基和底下的楼层。而（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政治结构（以及建构它所依赖的意识形态）真的是这个整体的文明结构的最高楼层。它的确有能力统帅其它层。（所以它非常重要。）但它必须以其它的楼层为基础，并为其它的楼层服务。如果没有这个意识，而是以为整个社会都应当为某种政治、或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必是一种暴虐的政治（意识形态）。

宗教的地位则与政治相类。不过本书不会讨论宗教问题。原因前面已述。

为了提纲挈领，这里先把关于发展方面本人达至的一些基本结论作为“大胆的假设”在这里先行提出。以后再慢慢地论证。

首先：本人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间，没有一种刚性的，单向的因果关联。就是说，不能认为政治是因，其它比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果。不能认为其它一切的发展，都是由政治（制度）的类型或其发展所限定或确定的。说到底就是说，无法论证，在某种（政治）制度形式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一定会好，或一定会坏。

所谓“路线是个纲其余都是目”的说法，是标准历史唯心主义，本人完全不取。

那个“人生而平等，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诸般权利……”，并据此建立制度，然后要推行到全世界，说来也是类似的历史唯心主义。[4]

其实，倒是如果把上述立论反过来，可以得到多得多的现实的支持：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现实的基础，会极大地有利于、相对地有利于、相对地不利于甚至极大地不利于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自上而下的影响和自下而上的约束都是存在的。但自下而上的约束远远大于自上而下的影响。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来说就是：通常总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政治就是胳膊；其它的一切，就是大腿。胳膊拧过大腿的事态也确实发生过。但它们都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最多数十年过去，大腿就会把胳膊重新拧回来。

这和一般人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可能不符。但如果你能站得高远，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长时段的生活（数十年就行），你会发现，这是真理。比如请你想想，为什么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会被放弃了呢？是不是大腿又把胳膊拧回来了？

这套观点其实并不新奇，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笔者的感觉，冥冥之中，还是自有天道。只是为了寻到这个天道，有时人类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耗费的时间也太长。迷途之长，可能超过一个人的整整一生。

笔者发现，社会的变迁中有太多的自然的，非人力（尤其是一时的，有意识的，政治的人力）可挽的因素。社会当然是由人构成的，但社会的运动，很多时候是由广大的人群凭借下意识的本能在运动。（比如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造富运动。）领袖们担负的只是开启阀门的责任。但闸门打开后，有多少水可以、可能或成功地流出来，则是在漫长得多的历史中积淀而来，不是一代领袖所能真正左右的。（比如中华民族在当代中国和全世界各地表现出来的经商和科技才能。）（1990-2010年代的西方资本势力全力支持的经济全球化，可作如是观。西方当年的殖民运动，也可作如是观。）

有一个说法叫做历史的迷雾。说的是人们的认识很容易被困在当下。错非有大智慧的人，无法透过历史的迷雾，看清现在许多事情的对错，更难清晰地看到将来。但数十年，上百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过去，就容易得多，因为他只需要归纳确凿的过往事实即可得到相对可靠得多的结论。

这些自己得到的结论，经反复考量，还是决定在陈述证据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举证结束以后，再行完整归纳。

第四节民本与民主/民意与民心

西方意识形态在民主这个概念上太过强势，由他们定义的民主的第一要素就是合符西方标准的普选，第二要素就是执政党的轮替。没有这两个标志，他们都不承认是（西式）民主。

这种定义造成我们在讨论非西方的民主时的困难。比如在讨论现实的中国制度民不民主时，双方就陷入了无法达成基本共识的困境。中国学界和官方的说法是中国现在的制度当然是民主的一种，叫做中国特色的民主，更具体是以制度化的协商为主要特征的协商民主。

本人觉得中国的特色民主的最核心特征其实还不是协商，而是向人民负责。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太过口语化，以致让人无法注意到其实它比民主这个概念更有包容性。它可以包容西式民主和中式民主，或者更多样的其它民主。西方也有一个传播极广的民主口号，叫做民有（of peuple）、民享（for peuple）、民治（by peuple）。这个向人民负责可以直接或十分近似地相等于民享（为了人民），大体上包含民有（属于人民）的实质。所明显不同者，就是民治，即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人民，让人民自己来治理自己。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使用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了。在华夏的意识形态传统中，与民主最接近的概念是民本。其基本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在中国的传统中，人民被称作“苍生”、“黎民”。整体地位极高，人民安居乐业，从来是一切良治的最高目标。但中国传统的确从未把人民视作天下的主权者，认为主权者是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天”，皇帝以“天子”的身份统治天下。但又承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自秦以来，虽然君权极盛，但君主的合法性始终或最终还是建立在他能否为苍生黎民提供善治上。

依笔者观察，这个民本主义，已经被当代的中国良好地继承。现实的意识形态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民主的本质。中式的民主，十分地近似于民本。当然还有发展。这个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协商。就是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向人民负责，要与人民协商。

那么为什么不能或不便让人民像西式民主主张和实施的那样通过直接选举和政党轮替，自己当家作主呢？这就涉及到下面要讨论的一对更深入的概念：民意和民心[1]

这一对政治学概念比起民本和民主就复杂许多。主要是它们还没有被讨论清楚。

民意好懂，就是通过选举、民意测验、公众舆论等表达出来的直接的公众愿望。民心也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古老政治概念，比如“得民心者的天下”。它表达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对某一政治势力或政治主张整体认可或不认可。实践证明，民意是完全可能出错的。而民心则可靠得多。“得民心”必须“符合人民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因此，民心应当是人民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在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心中的正确映射。

民意在表层，时时变动，是现象。民心则深刻得多，它可以相当于民意的本质。当代的西式民主政治实践表明，它并不能被民众用选票简单地表达。两者之间，经常有着遥远的距离。怎样跨越这个距离，对西方的西式民主政体和东方的民本政体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和考验。

西方的选举民主，太过表面化、太过形式主义，太过追随民众的眼前利益，对选民的平均综合素质要求过高，现在已经陷入明显的困境泥潭。东方的民本主义，则还需要现代化。

人民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就是民心。如何去把握它，说句实话，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民主理论在极大多数的时间里试图去解析的范围。因为西式民主说来说去也就是要满足民意。但民意（比如总是要求更少的工作时间，更多的福利。）并不一定符合人民的整体根本长远利益。因此这个民心并不仅仅存在于人民的心中。毋宁说，它更应当存在于一些能超越己身局限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或者他们的群体心中。他们肩负人民的重托，在思考中、实践中，在与人民不间断的密切的交流/协商中，慢慢地去摸索寻找这个最符合人民整体根本长远利益的思想体系和施政方略。如果大体找到，他们就能得到民心。

依笔者看，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人类政治追寻民心的两大流派。我们中国完全有资格把民本主义这个流派推向现代化。我们的确不妨把这个现代化的民本主义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或协商民主。我以为，这条路追求的实质更应当说是“民心”。或者可不可以说是民心主义？

第五节关于西式民主，关于（政治）制度

先要解释一下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区别。亨氏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后简称《文明的冲突》）[5]一书给笔者的第一个教益就是明白了这个区别。

现代化很好理解，就是器物层面的一切进步，就是中国洋务运动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那个“用”。它包括一切物质方面的进步，包括火车飞机轮船电灯电视电话，但却不包括精神，也不包括电视里讲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西方化呢？当然是在精神层面被西方人同化了。一旦彻底完成这个西化，那些非西方文明的人种（比如被自小收养的其他种族的儿童）就除了肤色体型之外，不剩任何自己的东西。概况起来说，西方化就是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制度上被西方同化。对东亚人来说，就是变成香蕉人。（黄皮白心。）

在本书中，经常会用到西方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概念。请大家时时记住它们的区别。

笔者绝不否认，现行的西方的以多党、普选、轮替为基本特征的西式民主制度在满足一定的基础条件的前提下是一个不错的制度。但鉴于上节所述本人服膺的方法论和本书将详细陈述的大量事实，本人的确并不认为，这种特定的西式民主模式可以或应当“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皆灵”。

按理说结论只应当放在本书的末尾。但是为了读者在审阅时，能够提纲挈领，笔者还是打算把本书的部分结论先行披露。就仿佛是先贤胡适所说，先“大胆假设”，然后再“小心求证”。

其实说去说来，西式民主制度要良好地运行，可以简化到只需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因为用这个条件，就可以把人们常说的其它条件都概括进来。比如要有足够的经济发展水平，足够的教育水平，足够的法治水平，足够的公民社会，足够的西式民主习惯……笔者以为，在中产阶级成长到足够强大的过程中，这些东西都会一起成长。还因为足够一词也足够模糊，可以让笔者避开一切逻辑陷阱。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大发明家爱迪生的一句名言：“给我足够的金钱，我可以发明任何人需要的任何东西。”如果发明不成功，他总是可以说：“给的钱不够。再给我更多的钱，就会成功。”笔者也自我解嘲一下：如果哪个西式民主政体运行得不好，自己总是可以这样辩解：那里的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

而这个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只能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中，在工业、商业和文化产业或者说第三产业中生存。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该国/政体必须足够地城市化、工业化甚至第三产业化。在一个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型，甚至倒T型的社会中，在一个以手工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落后国家中，在一个还充斥着文盲的国度里，西式的普选民主制成功运行的概率极低。

一个富裕的，呈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是当代在西方盛行的普选民主制度得以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中产的多数选民，才能足够理智，足够稳健地使用他们手中的投票权。而西方当下的许多宪政困局，就来源于这个橄榄型的中产社会背景，由于长年的经济困难，已开始趋于涣散。

有人马上会质问，西方的西式民主制度并不是在社会结构已经达到橄榄型以后才开始发展的。笔者马上就会回答他，在西方社会还不是橄榄型以前，他们推行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现在的普选民主，而是选举有限制的共和制。

基本上，这个选举范围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而扩大，当中产阶级扩大到超过人口的半数时，普选权就可以实施了。显然他们忌讳的就是占人口多数时的下层人民通过选举制度侵犯创立这个制度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利益。有大量奴隶时（比如1860年前的美国南部各州），自由民绝不可能同意人数多过他们的奴隶拥有选举权从而推翻他们的统治。然后当无产阶级占多数时，有产者们也绝不会接受无产阶级通过投票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特权。

直到中产阶级占了多数，有产者（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方面）知道通过投票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可能被侵犯了，于是就容忍了普选权。这不是他们今天才看到了普世价值，（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宣布普世人权已经超过200年。）而是普世价值直到今天才不会妨碍他们的基本利益了，于是他们就可以让它付诸实施了。

这个本来可以有广泛适应性的制度的关键核心应当是：无论中产阶级有多少，都必须让他们成为社会的核心，主导力量。当中产阶级远不及人口半数时，就必须想办法为他们的政治权利加权。

问题是在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已经家喻户晓以后，后进国家已经无法去复制西方用几百年光阴才完成的选举范围逐步扩大的道路，而必须一步到位地去建立直接普选民主。

整个地球的社会结构有没有发展到橄榄形的一天，实在非常可疑。现代西方能在10亿人口的规模上，在数十年间，基本建立并维持橄榄形社会，很可能是一个充满特殊先决条件的例外，它很可能既不能被复制，也不能长期维持。换句话说，宝塔形很可能才是永恒的社会常态。我们应当争取的，很可能只是下面那个底座，尽可能地小一点。

西方的普选制度基本都是在那“二战”后的黄金三十年中建立。那个时代，西方经济蒸蒸日上，中产阶级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投起票来，自然温和而稳健。问题是当整体文明态势进入下行通道以后，穷人日增，超过半数。国民投起票来，就会慢慢变得极端。那个时候，普选的西式民主制度就会陷入真正的困境了。

换句话说，西式民主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东西，没有足够的各方面的资源，你很难把它玩转。它真的好像那个莫泊桑写的《钻石项链》，挂在有钱人脖子上的才可能是真的；挂在穷人的脖子上的，只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也是借来的，过了今夜就必须归还的。

这个制度的最大缺陷或称漏洞，就是它太过挑剔，它对赋予主权的公民集体的素质，有太高的要求。因为现实说明，即使在发达的西方，那些富裕的、有文化的，并且与西式民主制度一起在几百年的时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公民集体，还会时不时地大发神经，做出种种激情冲动、目光短浅的行动或决策。过于强悍的公民集群还太过经常地在街头演出（准）暴力的戏码，用比如阻塞高速公路、瘫痪公共交通，围堵炼油厂等绑架公共利益的方式来替个别社会群体争取权益。而且像公众贪欲这样的痼疾，哪怕西方公众再清醒、再反复思考，再反复努力勒紧裤带，至少至今，也没有找到治愈之方，或者是还没有看到一个成功治愈的病例。

这个制度还有其它好些弊端。比如对时间和空间上不在投票场域的人的利益，会被忽视。（比如还未出生或长成的后代必须承担的前辈借下的长期债务。比如外国人甚至居住在境内的外籍人的利益没有选票代表。）

这种制度对它所依托的社会还有一种特别的苛求，就是这个社会一定得有足够高的同质性，一定不可以有太过僵硬的种族、民族、宗教或教派的对立和冲突。在这四个方面，都必须有一个占足够优势的主导力量。多党分立，必须在这个主导力量的内部生成。因为，如果不同的党派分别建立这四种之一的极其僵硬而不可能在数年之内改变的对立之上，西式民主的多党轮替必不可行（马来西亚和伊拉克的情形）。如果改变了，那似乎也就永远改不回去。（黎巴嫩和南非的情形。）有幸的是，中国不属于这类情形。

依据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近年的政治发展/演变中观察到的事实，笔者还发现，作为并非真实独立的政体，它们的各自政治/政体发展会受到它们从属的主权国家的重大牵制/影响/约束。更多或更少地偏向那个主权，都可以成为这种从属政体的内部（西式民主）政治/政体发展的难以撼动的类似上段所述种族/宗教分立的僵硬分野。

据笔者观察，这种制度能够较好地处理的重大社会矛盾，其实只有一种，就是贫富、或者说阶级矛盾，或者说精英与大众的矛盾。而且这还要以中产阶级发育到足够强大，或至少握有足够的权利/权力为前提。

西方人最得意的，就是它们的制度能用民权把官权认真地约束起来。这一点当然已经了不起。但笔者以为，这又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比如承担民粹风险、降低行政效率）才换来的。很抱歉本书不会详细讨论这些代价。那是下一本书的内容。

本节的结论两千三百年前，西方最伟大的学者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给出，他是中产阶级-西式民主基础核心理论的鼻祖。他那笔者认为至今颠扑不破的理论用现代语言概括起来就是下面一段话：中产阶级是西式民主制度的根本社会基础，同时必须是西式民主制度的主导力量。中产阶级强大，西式民主制度就可以强大。中产阶级弱小，西式民主制度绝不可能健全。只有中产阶级当家，才可能同时照顾到所有阶级的利益。穷人或巨富人当家，都只能导致专制。

那么什么才是欠发达[6]国家的理想的政治模式？对此笔者只能暂时提出这样四个原则：第一、相对于发达西方社会和它们的政治制度，欠发达国家更适合拥有的一定是一种更加倚赖精英、领袖的，更加权力集中的政治制度。第二、这些精英和领袖的权力一样应当受到足够的制度性的约束。（比如禁绝终身制、适当范围的任期、选任制度。）第三、有限发展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应当得到某种形式的适度加权。第四、普罗大众的利益应当得到足够的照顾，虽然本人不主张赋予他们太多、太直接的政治权利。具体的形式则有待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形，自行探索。笔者已经把这种自己推荐的大致模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加权民主政体。

为了避免混淆以多党、普选、轮替为基本特征的西式民主和其它式样的民主，本书中凡是特指这种西式民主的地方都会无一例外地加上西式这个限定词。在表格中，在一些更加复合的词组中，限于长度，必要时我就用西民这个缩略词来代表西式民主这四个字。其实本书对其它样式的新的民主形式也并没有详加讨论。在某些情况下，本书中使用的民主一词也有超出西式民主的更宽泛的含义，这时当然就不会有西式这个限定词。

本书中还会不停地使用制度一词。在不会引起混淆的语境下，它特指政治制度。若是指其它的制度，前面一般都会加上定语（比如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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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的以上部分的核心思想，都成型于2013年及更早以前，表达的是那之前本人的思考达到的高度或境界。

自2014年初以来，在阅读了一批书籍之后，本人的思想方向有了一个飞跃。关注的中心，论述的立足点，开始从贫富的差异、从中产阶级，向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转移。

本人早已有相当的察觉，在阅读了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之后，更进一步地加深了这样一个领会：西方文明和非西方的文明是在相当不同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两类文明。它们不可能完全同质化，在政治方面尤其如此。

笔者倒是赞成亨氏的这个观点：西方的文明，有它独特的价值。这些价值，无法普世，但必须精心地加以保存。（他的言外之意是：西方文明的价值，独特而宝贵。但它们非但不能普世，而且，若不精心保护，还有绝种之虞。—你不相信吧？笔者后面会慢慢更仔细地介绍亨氏的观点。）

也因此，人类社会的将来，很可能拥有多种至少部分不同的政治体制。它们分别更加适合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和其它非西方的文明、社会、国家。至于其中的细节，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许多端倪。更多详情，都要等待将来的历史发展来确定厘清。这方面的论点，本书的许多地方，都会加以阐述；要到总结论之中，才能充分发挥。

[1]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Jared Diamond, W. W. Norton &Company,New York, 1997.

[2]中国一部分，但拥有单独关税地位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将不断地出现在本书中。为了不与其它国家混淆，笔者将把它们称作政体。两者混合时，则称国家/政体。如果不混合，则称国家。如果个别地方误称，请不要上纲上线。这不是本书关心的主题。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原话有一大段，这里概括的是毫无疑义的大意。

[4]稍微说详细一点，我的意思是：《五月花号公约》、《美国独立宣言》，也是建立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基础之上。（比如，如果有一群中国人或阿拉伯人要在一个蛮荒之地殖民，他们的会起的章程肯定与欧洲人的不一样。）那些似乎的公理，其实并不是天授。它们并不可能简单地、先验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皆灵”。有人肯定会说，那不同的理念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适合于不适合之分。要改造制度，必须先改造社会。否则就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橘移淮北则为枳。甚或邯郸学步，反失本步。

[5] 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3.

[6]欠发达(underdeveloped, less developed)这个词并不通行，相对发达(developed)而言，不够发达之谓。笔者想用这个词来替换现在通行的发展中（developing）一词，尤其是当描述的对象是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时。因为发展中只是一个主观的期许，并不是客观的描述。事实上，许多号称发展中的国家，只怕会长时间地停留在欠发达甚或深度的不发达之中而不是在发展中。称它们为欠发达国家，已经客气。真正的正在像样地发展中的国家，其实数量相当有限。这是本书将揭示的严酷现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