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榭門千乘-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中美貿易爭端的驟然升溫和朝核等國際熱點問題的的峰迴路轉，突然把一些原來並不顯著而被忽略、或者至少被從首要應對項中隱去的變數，凸顯在中國和世界面前。對世界而言，這是體量遙遙領先的最大兩個經濟體在全球格局中顯露的新互動，它的走向將牽連幾乎所有國家。對中國來說，這更是它剛剛躊躇滿志頒示邁向強國路線圖、自我定義的新常態下經濟策對和上升大國棋弈布局中未置篇幅明確應對的新情況。本文就一些看來似乎是中國執政方先前未及明料之處，做些梳理和相關思考。

邁向強國路線圖

二零一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報告1，全面展示了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後，執政方預設國家往何處去、並且整體安排如何向前走的宏遠圖景。那就是，分兩步走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達此目標，必須確保黨始終作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經濟建設和持續增長是構成強國的基礎；建成聽黨指揮的一流軍隊是實現強國的支柱；實施大國布局，爭取參與全球治理的話語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建設強國的中國特色道路及其相關理論、制度、文化，將為其他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選擇。

如果將報告措辭的語境稍作改換但表達相同的意思，這個宏遠圖景突出新時代特色思想和面面俱到的十四條基本方略，其路線圖可以用黨為工具，軍力支柱，體制集控，經濟策對，大國棋弈這麼幾個詞組來詮釋：

黨，作為貫徹頂層意志的既公開、又奉為秘門的不二工具。工欲善其物，必先利其器。新領導層在前一屆黨代會換屆厘定、取得體制內正式合法性後，着眼現有體制下居各級權位者幾不能免的因權力帶來的腐敗，開展系列反腐，意在立威，強化和突出核心，形成（向核心）看齊意識。立威、核心和看齊意識，即為對貫徹頂層意志的工具的磨利。

軍隊，是實現和保障（頂層）自主意志的支柱。這裡暗含此種意志同自體之外的世界通行規則的不一致、但為求自存乃至爭勝而必須有的底線自衛能力。因此除了反腐剔除軍中異類，還有軍隊的編制改組、強調多兵種協同作戰的方略轉變、立足新技術裝備的強戰力謀劃等。當然，提綱挈領的一條是建設“聽黨指揮”的軍隊而不是其他。

體制，亦即來自歷史中國、經過引入列寧式政黨組織的更新並置換了皇權的現行中央集權制，已經並將繼續集控由國家資源和人口形成的國力和市場、從而以舉國之力服務於頂層對發展目標的排序安排並為之保駕護航。資源掌控例如土地的國有，公權力專有不受普選的掣肘，使得領導層決策和對它的貫徹能得到迅速執行，並能使通常形態下稀缺資源從全體成員通過無數次市場交換總合形成的配置，輕易被按照頂層排序目標的配置取代。“富國”、“強兵”是鎖定目標，“民（眾分）享”排在達至前述目標以外的盈餘部分。因此體現上述目標的成果一般會以快速和顯著的面貌呈現，但少有人去覆核達至目標的真實成本，或換句話說計較資源配置的效率優劣（這裡不展開討論先大干快上再去過剩產能等現象）。這是歷史中國體制自秦漢以來“固權首要，維利永續，分羹臣民”二千年一貫治策的延伸2，但現行體制近四十年來擯棄了千年傳統的分散小農自足和初期模仿蘇俄的低效計劃模式，裁剪並選擇性利用市場以借力於它的效益，迄今為止使經濟獲得史無前例的增長。如此在滿足領導層固權、維利目標（體現在國力、軍力猛增，大國地位確立）之外，有從前不具備的更多盈餘供社會分享，民眾收入水平獲得較大的提高。因近四十年的成功，此體制和治策被自視為成功經驗而戮力沿續。

政黨，軍隊，體制，能夠服務於穩固在手權力、維護權力帶來的永續利益，但在鑄就強國的增強做大上，還是要最終落實到社會的持續產出和在此基礎上體現的國力，以及由國力帶來的國際影響力和全球話語權。因此路線圖有分項明確、環環相扣的經濟策對，以治理領導層自定義的中國經濟新常態，希圖做大邁向強國的經濟基礎。而為了實現與強國地位相稱的國際影響力，路線圖也鋪開大國棋弈的布局，落實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步子。進一步說，諸如政黨、軍隊、體制這些設置，在目前基於主權的國家間關係規則框架下，可以自行其是，但相當程度上融入全球化的一國經濟走勢和置身國際氛圍的一國行為舉止，除了切切相關一國自身實力外，更有多國間的牽扯和相互反饋影響。這樣，路線圖中的經濟策對和大國棋弈，除了一般詮釋之外，更值得細析和品咀。

新常態下的經濟策對

中國領導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首次對經濟“新常態”作了系統闡述3，亦即經濟保有可觀增量的增速放緩，通過結構優化帶來增長動力多元，更多啟動內需避免依賴出口，簡政放權釋放市場活力。換成簡化而不失要領的直白就是承認高增速不可持續，而驅動增長的經濟結構急需調整。新常態的不同就在變換增長方式，改塑經濟結構。同一領導人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首提“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4。自此，“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成為施政理念的熱詞。在這數年後的十九大報告展現的路線圖，仍然全盤延續這一謀劃，說明迄今它的收效尚不顯著，需更多時日着力推行。路線圖因此有詳盡的“三去一降一補”、擴增內需、防範金融系統風險等的策應條目。

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即去鋼鐵、煤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去大中城市遠超現實購買力需求的房地產庫存，去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高槓桿。一切與滿足社會需求不符的過剩產能和庫存，非但不能創造價值，反而以浸入成本成為拖累企業和行業轉投資再出發的累贅，越早擺脫越好。

此策對路，但有兩個問題值得設問。一是過剩產能和庫存緣何產生，二是如今用什麼手段來消化它。很明顯，這是各地各行業一味求增速和其他能短期體現績效的成果而來。它從一個側面顯示從前的高速增長隱含高成本和極大浪費。如果既往難究，那麼至少前轍可鑑。當時的犯錯多是行政而非市場的理性行為，那麼當下該選用行政還是市場的方式來消解它，答案應不問自明。經由市場調節，不是說政府不作為，而是政府退回規則制定和督察人的位置，完善讓所有市場參與者能夠努力施為的平台，並實效監管。這個規則平台和這份監管，是有效運行的市場行為不可或缺的。政府的作用點就在、也主要在此。換句大白話說，平台就是競賽（即市場競爭）規則體系，監管人就是裁判，而裁判不能同時是場上參與作為的運動員，那會攪亂對規則的遵從和監管。因此看“三去”的成敗和時效，得看是市場行為主導還是政府行為主導。這是尋徑路線圖的第一個問號。不得不說，字裡行間看到更多的是或隱或現政府主導的影子。

造成高債務槓桿的原因如出一轍。投資不是由追蹤實際社會需求驅動、並基於投入產出和成本效益分析而決策，項目難以為繼，資金回籠無期或斷裂，為放貸的銀行乃至整個金融系統平添風險。基建或產能投資因其動輒巨量而極易體現政績和增速，因此是有權或有便利獲得貸款的地方政府或國企的最愛。先前高增速的光鮮結果以滯後高風險的陰影投射回來。明白了這一現象的肇因，那麼就必須堅持市場而非政府行為的方式來消減它。去高債務槓桿的成功與否，同樣要看是市場還是政府主導。回觀放貸的銀行業、受貸的大企業基本國有，地方政府就是一統無所不包的政府的一部分，要在這樣的給定情境下實行由市場的力量改換局面，是一項難上加難的任務。

降成本，即幫助企業降低成本。這涉及政府監管的制度性成本和稅、費、社保負擔，以及財務、物流成本等等。該通過市場競爭和完善企管實現的部分，不在也不應在政府操辦範圍之內。降低企業監管成本和減少它們的稅、費等負擔以及國有、民營大小企業一視同仁的融資貸款待遇等，可以通過政府執行的法規體現。所以簡化手續的是否落地和減降稅、費法規的能否推出，是實現減降成本的衡准。路線圖是大綱，沒有細則並不太見外，須看具體的舉措是否跟進。

其實，市場准入手續和減費一類，即使減降也只在具體的程序層面，更關鍵的是有利市場運營的整個平台，也就是完整全面的法規，齊全的服務監管形制和機構，和訓練有素的具體執行人員。路線圖經濟策對在通盤規劃長遠為市場減低交易成本的服務平台上的着墨，並不詳盡清晰。這大概同僅把市場作為工具和手段利用、而未將它視作完整體系必須順應服膺的思路有關。

補短板，即針對經濟發展中相對薄弱滯後的部分發力，這樣既改善均衡發展，更為增長帶來新動力。其目光所及，為局部區域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滯後，科技創新進步不足，新興製造業動能乏力，和城鄉差距及脫貧的迫切。如果切中經濟策對力求增強做大的要義，那麼鼓勵創新、壯大新興製造業就是補短板的核心關切。擺脫成為累贅的過剩產能和庫存，轉向發展人工智能、信息技術、生物、綠色低碳、高端裝備與材料等新戰略產業，正是供結側改革的宗旨。

這不失是一種洞察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和布局的眼光。問題在如何實現這個彌補短缺的轉變。中國已經習慣了自上而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由政府牽頭主導掌控。這些新行業無一例外需要巨量的投入，沒有政府的支持很難後來居上趕超。這一點沒有疑義。但是縱觀德、日、韓等國的產業政策，那是政府從國家戰略出發指引、然後轉為支持（包括種子資金）和服務，由市場主體的企業和能人（創新企業家）發揮才智作為來選擇突破點，技術上趕超，資源配置上因遵從市場行為而避免錯配（比如過剩產能）和低效的風險。這種政府指引、支持、服務，放手由企業和企業家通過市場作為的產業指引政策與政府主導（包辦）的產業政策有顯著的不同。路線圖的經濟策對在政府作為抑或企業家及市場作為的區分上，沒有明晰的劃定，卻有對前者或隱或現的偏好，並鼓勵後者對前者的配合。

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學含義一是服膺市場，讓供給（生產）追隨和滿足社會需求。二是通過競爭（只有在市場中實現），消化不符合需求、因此不能創造價值的過剩產能，同時淘汰雖能提供供給、但低效的企業，獎掖貼合需求、優化配置資源的高效成功者。這個補短板和改結構的轉變，如果不是市場主導配置，其成效堪憂。

國企低效的診治。十九大報告關於新時代十四條基本方略第四條中，將“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置於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之前，同時稱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國企作為統治層出於固權和維護永續利益、需要掌控國民經濟命脈而固守的保留地，被當仁不讓優先青睞可以理解，但不獨中國、全世界的國企都因其低效高成本痼疾而難以在競爭中實現優化配置資源。如何療治此疾？十九大報告的第五部分第五點提出辦法，通過改革授權經營體制，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結合發展國企和民營混合所有制方式，培育具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如果“一流”以企業體量大小定義，自是毫無懸念。如果以高效優化同人比拼，這樣的混合出資誰具出股占比和決定性的影響力？很難想象作為固權護利留守地的決策權會出讓，那麼市場如何起到決定性作用？如此民營資本的作用最多在部分抵消國企低效的同時被次優化。這樣的經過抵沖改善的低效、同被摻和洗禮過的次優混合而成的次優高階低效，又如何與真正的世界一流企業爭勝？這是路線圖給人的一個困惑。

內需不足的擴充。供給側改革是針對從前片面高速增長下累積的生產一側弊病的療治，擴充內需則是痛感表面高速增長繁榮景象下的經濟失衡格局必須作出的供需方再平衡。國內生產總值最終需求支出方，除卻政府開支的私人消費、投資（包括政府、企業等）、出口這常規三項，在中國曆年的增長中大幅度向巨量的各級政府投資和外貿出口傾斜，國民消費需求表現嚴重不足。需求體現為購買（消費）者有需要或想望並對之具備支付能力。這種支付購買力由可支配收入決定。政府減少稅、費可以讓企業減負，從而通過勞動者薪酬增加和股權持有者利潤分紅提升個人收入，從而擴大社會購買力。政府也可以通過醫療、教育等公共品的擴大共享包括城鄉公共設施的平衡發展，使更多人比如非城市居民在這方面釋負，從而將他們的可支配收入投向其他的消費需求。當然最根本的增加收入手段，是基於技術創新的全要素勞動生產率遞增帶來的勞動報酬增加和利潤累積。路線圖雖然泛泛顧及這些方面，但並沒有減除稅、費的明確舉措或調整壓縮政府其他支出、向擴享公共品傾斜的布置。

路線圖真正有明確指向、與提升內需購買力相關的是精準脫貧扶貧，強調農村土地的所有、承包和經營三權分置和關心增加就業。值得關注的是三權分置，就是通過產權的分解，釋放伴隨使用權和實際經營權的確權和允許交易帶來的財富效應，讓它轉化為刺激內需的購買力。這是又一個裁剪利用市場效用的最新實例，即分解激勵機制的產權，只給予足用即止部分來達到釋放刺激消費的目的。擴充內需在扭轉經濟失衡的當下有時不我待的急切，但確權的穩定預期來自充分的法制保障，經營權必須形成市場契約交易才能真正使財富效應得到釋放。法制保障和成形的市場都需要時日，這又與時不我待相左。所以大量附着於土地的農村人口消費內需的能否及時擴充，尚處在等和看的境地。對產權的充分法制保障同前面所說的讓市場有效運行的規則平台密切相關、並且就是它的一部分。如果沒有未雨綢繆着力於平台建設，到了想運用具體的政策工具的時候，它能否奏效就成了一個問題。

企業家精神的弘揚。在提及“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改革和擴充內需的經濟格局轉換、從而加速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任務時，路線圖號召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使更多的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實際上前述所有過剩產能和庫存、高債務槓桿、高成本及短少新興製造業部門的經濟結構弊病，都是由行政政績或其他非市場因素帶動的決策造成，缺的就是市場化資源優配的洗禮和發現機會並通過競爭決勝的企業家精神。如今清除偏離市場規律的積弊，是由市場參與者、尤其是感覺敏銳又敢於承擔風險並善於組織的企業家，通過他們的市場競爭來主導對多年經濟結構的糾偏，還是希望能幹者眾星捧月般的配合政府下達的去、降、補指令發揮才智？經濟結構糾偏實質就是資源錯配後的再配置。“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以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都是十九大報告的明言宣示；但對比同一報告對“毫不動搖”要鞏固和發展的事項的昭告，給人自相齟齬的感覺。

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除了針對片面高速增長帶來的結構積弊的糾偏之外，新常態下經濟的另一熱點。路線圖中把它列為必須堅守的底線，因為金融風暴會危及政權和國家的安全。去高債務槓桿就是排險的首要和必要手段之一。而在貫徹落實十九大路線圖的十三屆人大會議剛結束、媒體對新任經濟政策主官劉鶴的報導中關於他對金融風險防範的認識和主張的措施，是對如何守住底線的具體腳註5。這裡的防範措施為監管反周期；備有應急預案；督促行業便利實體經濟融資；熨平周期波動；壓力測試、入表監管、查清地方政府債務和其他隱形債務，同時要加強監管制度、機構、工具的建設。這些都是國際上通行做法且行之有效，值得借用。借用是中國的長項，因此借來他山之石、收效守住底線大概不成問題，但造成高債務和隱形債務的緣由，路線圖或者對新主官經策的專題報導都沒有追溯，示人的也就只有水漫築堵對策而未涉絕源杜塞防略。

新常態下的經濟策對着眼做大做強邁向強國的國力的根本基礎，而實現並施展和強國地位相稱的國際影響力，離不開大國棋弈的布局。

大國棋弈

國內經濟的繼續增長帶來國力的不斷加強，在邁向強國的路線圖中是個近乎給定的預設。尤其經由上述的經濟策對，自認已鋪平了走向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道路，因此這份自信在宣示路線圖的十九大報告的字裡行間溢於言表。基於這樣的自信，對外的棋局於是展開。其主要的集中點在：

一帶一路，始於中國領導人在二零一三年首倡“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6，自此成中國主動走出國門投資建設的戰略行為。如果撇開堂皇的說辭，這是一個就中國立場而言，既短期為國內過剩產能找到出路、又長遠構建以中國本土生產供給為樞紐的製造、運輸、貿易的國際框架的構想，它首先自利、同時給他人以互利的機會。中國有現成的產能輸出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技術、裝備、工程知識和人員齊全，也有雄厚的資金作為大型、長期投資項目的後盾。

沿線的各國多為後發展地區，希望提振經濟這一點沒錯，但立即開張構築國際貿易通道是不是他們全面急切需求中的優先選項，尤其是他們對這樣的項目是否具備最終的支付能力，卻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投入資金的短期或長期回收風險的驟然加大之外，更加至關緊要的是這些地區不穩定的社會和政治架構給投資和建設投上的突然中止、翻盤另議等巨大不可測風險。另外，即使有項目得以與當地簽約進行，項目是否公開競標，中方與落地國的項目談判是遵行世貿通行公平規則還是排他的設限雙方談判，中國投標公司有否得到本國政府補貼等等，都會在國際公開競爭的檯面上引起各方爭議。此外，一帶一路建設是主要給中國帶來利益還是給各國公平的生意機會，中國的過剩產能是否應該輸出得到利用，中國解決國內“三去”棘手難題與他國利益孰為輕重等等，都會引來種種計較和隨之而來的不可測前景。

資本主導，至少是尋求並行主導。二戰以來，為國際間貿易和發展提供資本和金融服務及保證的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大機構。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框架的產物。中國已經作為成員加入，但為配合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另行牽頭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7，除亞洲國家外，也獲得英、法、德、俄和印度、巴西等國的認可並加入，成為一間新的國際金融機構。中國力圖擴大張揚領導力和影響力，於此可見一斑。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出資四百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8，主要投資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等領域。中國政府國務院新聞辦的官方網站引用香港報導所置通欄題目，也直接點明中國四百億美元“絲路基金”旨在化解過剩產能9。資本主導對於全球貿易和投資建設的框架修正和指向啟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過，這是一個在國際間公平行事的遊戲而非在國內自上而下統一意志的貫徹推行，遵奉通行的規則還是嘗試以我為主同時分別給以每一項目當事對方一些利益的習慣做法，在中長期、甚至不排除在短期決定投資嘗試的成敗。此外，下注的投資成本和風險評估驟添額外的考驗，因配合一帶一路戰略的投資地不是通常商貿和投資意義上的熱點選址。

金融市場定價權，首先着眼作為製造業大國不可或缺原料的大宗商品市場議價影響力。今年三月末，在中美貿易爭端趨於公開、黑雲壓城之際，中國在上海上市人民幣計價原油期貨10。此前月余，中國證監會宣布大連商品交易所鐵礦石期貨以人民幣計價交易結算，允許引入境外交易者，標誌國內鐵礦石期貨國際化進入“倒計時”11。這在明顯爭取大宗商品的國際市場議價和定價影響力，也是人民幣逐步國際化的步驟之一。不能不說這是合理的大國設想，起步值得嘉許。問題在大宗商品定價，很大程度上由它在所在市場的交易量占同種商品在全球市場的份額決定。比如倫敦的國際石油交易所(IPE)和紐約的紐約商業交易所（NYMEX）都因其各自交易量的巨大而執國際不同原油期貨合約定價的牛耳。要讓全世界的供需雙方認可並選擇到你的交易所交易，除了一切便利有效的市場設置和技術服務，關鍵之處在完善而為所有人認可並信服、保證公平交易和市場自由的法律制度。中國的股票和期貨市場準備好了嗎？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恐怕不說也自汗顏。那麼要爭奪定價權，則必然是路漫漫其修遠。

自二零一二年末中共領導層換屆完成、新領導人登台施政後，對外政策的實行基點從“韜光養晦”移向“奮發有為”。十九大報告作為路線圖清晰展示中國立足構建大國關係框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這是說，中國應該躋身大國共管的框架以發揮影響力，參與全球治理以共同維持國際間秩序和維護自身利益。十九大報告將這樣的自認身段和所秉理念付諸實踐，是通過回應並自許遵行國際通行的各國間關係民主化、國家一律平等的規則，並沒有如同在國內那樣強調中國特色而堅持實行一套與他人有別的行事方式。對這種行為方式的不一致，撇開種種可能的辯解或批評不論，至少示人以實的一點，是行事基於化一切為工具、服務自身的功利思考，而不是植根心底、律己及人、貫穿始終內外一致的理念。在人際交往包括交處其他個人、置身不同社會、乃至民族或國家交往各個層面，這份坦誠相見、自持里外一致、能為絕大多數人接受認可的理念，和伴隨奉行相似理念帶來的相守同一行事規則而生的理解信任，與彼此顧及利益互惠同樣 -如果不是更加- 重要和不可或缺。中國領導層在處理與他國交往中，確知利益的重要，加上具備能力利用自身體制集控國內巨大人口和資源形成的市場潛力、並按政府意願將其使用，所以能夠以他人無以企及的成本和價格“讓利”，使得他國在每一具體事務上為獲利“自願”接受這種做法，而不問或容忍它在巧用利益這世人同認衡準的時候，曲意不遵行同一行事規則及其背後的理念。如此可謂深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種幾十年來屢試不爽的做法獲得了可觀的成功，卻始終缺乏在心悅誠服基礎上以認知同一理念帶來的信任對他人的感召力。這是大國影響力最核心、最緊要的部分。路線圖沒有任何這種感召力的宣示，有的只是曲折默認自身為另類做法、但求能共存於一隅的多元索求。當然，路線圖展望的言外之意相當明確，即且待做大做強之後另作施展。正是這種以體量和挾本國全民福祉為抵押、擯棄共通理念而純工具式的思考和作為，在自身一方將之體認為成功並繼續強力推行時，在其他方則感到原先依同一規則認定而推己及人釋放的信用被對方吞蝕用盡、而由疑懼變為抵制。最近的中美貿易爭端，正是這種作為在國際間帶來的直接後續影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