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和自許 中國領導層能夠形成、並自信宣示強國大國宏圖，一方面是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新世紀加入世貿組織（WTO）後經濟增長突飛猛進、國力增強的順勢使然的結果，一方面是幾乎與中國經濟急速增長的同時、美國為首的西方突然爆發金融危機迎來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作出的襯映。截至本屆中國領導層登台施政首年的二零一三年時，中國經濟總量已經排名世界第二；外匯儲備連續七年穩居世界第一；國民生產總值三十餘年間年均增長百分之九點八，創史無前例紀錄；人均收入按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已經躍升至中上等收入國家12；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13。不管東西方的預測，都指向或近或遠的將來，中國即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相比之下，美國的高失業率持續了四到五年，期間消費者信心低落。國內生產總值從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開始收縮，直到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才開始恢復增長14。美國自估其經濟直到二零一七年才會恢復到預測的潛力水平15。歐洲多國因金融危機引發主權債務危機。除德國以外所有歐盟國家的債務相對國民生產總值比例都有上升，從而阻抑了經濟增長。此消彼長的情勢，一時顯得在西方陰霾襯托下、中國現況和前景的分外光明。 中國人歷來熟識和知曉“時”和“勢”，換屆新晉的中國領導層並不例外。他們判斷危機不僅有破壞性，還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這是中國戰略機遇的重要節點。如果不失時機趁勢而為，中國在手握權力的他們領導下能加速崛起，而且是超乎先前任何想象的、從根本上影響世界格局的中國崛起。危機成為中國的絕好機會。 審時度勢之外，領導層對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卓有成效的做法深以為傲，認定作為成功經驗繼續延伸並擴大推行。這份自信除了內在的篤定，更難以掩飾地溢於言表。可以看到在十九大報告中，這被稱作給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也就是不一樣的國家發展替代模式。這些做法大致是：沿續歷史路徑依賴形成的集權體制，對內壓倒一切地固權並提供和維持秩序（固權為維護隨掌控權力而來的統治層當前和久遠既得利益；維序雖出發點在於維持掌權者自身利益，但客觀附帶有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一面），同時不得不接受經實踐檢驗證實的唯一能提供高效、低成本、可持續增長的經濟體系的市場，但迴避以它為基礎來構築共處社會的法規、機制、機構、程序等建置，尤其是完全產權和平等、參與等基本之設，採取聰明的、變服膺市場為利用市場作為工具的做法，最低限度修改法律或頒行政策給予社會成員夠用即止、而非完全的涉及產權的激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房產權不含土地所有等都是顯例）以促進經濟發展；對外以集控在手的國民人口和國家資源形成的市場規模和潛力、以及現行體制下勞動者權利缺失和基本國民待遇差等比如戶籍之別等造成的低成本條件為籌碼，以無人能比的巨量利益，交換外來資本默認或不得不接受中方國內市場保護、以市場准入換技術轉移等不同於國際通行的行事方式，再次顯示聰明運用集控和挾制能力得到的隨意壓價定價、即扭曲市場的資源壟斷能力，從而將互利和遵行同一行事規則這兩者缺一不可的公平遊戲，變為只言近利的另行規則博弈。面對這種聰明，互惠加公平對等同一規則這人與人交易和交往的不可或缺兩根支柱，“利”尚且在（具壟斷力的一方在以扭曲低價使競爭者出局、自身獲得定價權後可以輕易再將之褫奪），“同一規則”已經被集控和挾制力搖動，開始初露可能塌毀的頹勢。這就好比將一個國家、尤其是如此體量巨大的國家當作一個壟斷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經營，其攪動力可想而知。造成所有他方疑懼感遞增的搖動，成為聰明一方的得意所在。實際上，成功經驗還不止於此。領導層強調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在開始融入全球體系之初並無太多不妥之處。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國家實力的變化，他們出於占利不讓和倚據相對實力人莫奈我何的實用主義態度，一再拖延加入世貿組織當時對國內市場開放和分期合規的成文承諾，持續保持和擴大自身在國際貿易中合理獲利之外的不合理額外利益。如此單方獲利的長年積累，招致美、日和歐盟等主要經濟體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被給予的十五年寬緩到期後，不承認中國已轉變為市場經濟體的強烈反彈。 危機，機會，成功經驗帶來不斷堆積的實利所得，成就了這份日益充滿自信、不止期望而且已經着手進行的改變世界格局的自許。奪取並掌控權力近七十年來用之得心應手的黨、軍、集權等體制之鑰被承繼和翻新強化使用，加上為增強國力不得不裁剪藉助、卻迴避服膺市場根本要求而採行的各項經濟策對，和施展抱負、爭取參與以至主導國際話語權的大國棋弈布局，就是頂層意志希望通過井然有序的貫徹，按部就班將光榮夢想的自許化為現實的體現。 深考細量的審度時勢和周到綿密的路線圖編織，可謂前思後慮，百無一失。這是就當事作為者窮盡其自身眼界和思路所及而言。在此之外，有沒有因其無心而漏略、或者奈不識竟罔顧之處，甚至抱負滿滿卻懷揣面對歷史的迷思？ 無視與執信 在前述鋪陳和解析邁向強國路線圖時，本文已經隨其各個不同的着眼點有一些比較、對照和探詢之記。“三去一降一補”是對先前盲目追求高增長導致資源錯配的糾錯步驟，這些認識沒錯。問題在面對因扭曲而造成今日困境的癥結，是接受教訓並因勢利導，從政府行政舉措變更為主體經由市場競爭，通過無數參與者基於局域、本地化的信息作出的算計交換重新形成資源優配，還是保持對同樣工具使用信念的不變，仍然圖通過政府行為改正先前的錯配而達到如今認定的正確配置。如果是後者，結果差不多是以枉矯枉，在改正先前難題的同時肇生新的難題，如果是前者，則必須完善市場競爭的氛圍和基礎，方能得到想要的優化配置。市場為人圖羨之處在效率和創新。效率和創新來自廣泛而公平的競爭。廣泛而公平的競爭來自平權和參與，也就是通過保障平等權利和參與機會，吸納儘可能多乃至全部參與者。大道至簡。市場體系有效運行的全部要訣就在這“平權”和“參與”兩條，加上與之息息相關的競爭的公平保證和發生爭議時的獨立裁決，以及作為市場秩序和規則監管人的公權力。雖然路線圖中的某些文辭與這種推究多少攀上些字面關係，但通盤的規劃架構顯然與之相異。關於在這資源重配的結構調整中、占比重很大的低效國企的如何診治，路線圖反而強調了要做大做強國企的決斷。這裡可以看到不得不默認市場的效率，和對既定體制的堅守、不唯市場體系要求的馬首是瞻的兩難境地。在兩難下取代強行對抗的是實事求解的態度，即不服膺社會經濟架構和政治共處機制以能提供更有效和可持續更好生存（即高效生產）的市場體系要求為基準，而是倒轉出發基點和生成架構的關係，從既定體制架構的要求出發，將市場作為工具來裁剪使用，為經濟增長、也就是現行體制為自身延續要求國力增強的目標服務。在釋放提升內需以實現經濟增長的多元化方面，同樣看到依賴駕輕就熟的政府行為和希圖利用（而非服膺）市場的產權“夠用即止”裁剪的結合。尋找新產業經濟增長點繞不過創新，因此不得不着眼經由市場激發企業家精神，但還是希望企業家按照政府下達的指令方向來配合使力。可見處處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角力，一再體現按頂層設計來修剪利用市場、而不是按照市場規律來逐步改革體制使得市場更自然有效運行的企圖。 在大國棋弈的一帶一路戰略、爭取資本主導和金融市場定價權等方面，頂層設計的雄心對世界及本國間相對“勢”和“力”的認識充滿把握而自信顯露。中國人歷來的合縱、連橫和折衝、巧弈等智慧自不必說，與時俱進的對“利”和實力的認識運用也別出心裁。因為執權範圍內的集控力能夠充分聚調資源，可暫時不計成本提供人所不逮的實利，以各別交換對方接受己方操作步驟和另行規則行為。徐圖久計，在長遠的將來一旦取得主導話語權、將在那時盡收最後最大份額的實利。這樣的算計，為自存乃至最終勝出的目的，或可理解為另闢蹊徑，但有否考慮過如此着弈背後的邏輯結局？也就是，弈者憑藉和托上檯面的理念是什麼，是勝出通吃，還是公平共存？這樣的理念具不具備對他人心悅誠服的召喚力而帶來主導話語權？ 除卻言及的這些精心謀劃的部分，路線圖也有幾乎無視、或者力圖用另種語彙隱晦描述的範疇。其中之一是衰退。這是任何經濟體存在和持續發展過程中必然會有的一環，不可能跳過逃脫。路線圖並沒有為這必然的一環準備任何的空間和隨之而來的應對，而是用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尋找新的增長點來詮釋經濟增速的減緩，並通過一貫的政府政策調控來對沖不可免的增速減慢，力求保住逃過危機的起碼增速。用政府調控應對經濟衰退，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蕭條觸發的、創見性的凱恩斯理論的應用。如今幾乎所有的政府或多或少都會使用它來熨平經濟周期的起伏波動。它的有用和被使用不是問題，區別只在這類調控政策無一例外都是危機時段、也就是市場失靈節點的不得已做法，只為救急以免太大的波動和衝擊。一旦度過危機，政府政策實行退出機制，運行交還給回復有效的市場。最低限度和勉為其難的使用，是不得已的本意。因政策能短期收效而將之視為調控利器、甚至認作以行政辦法管理經濟的行事指南，與該理論的本來的出發點和站位相比，已經荒腔走板，大異其趣。路線圖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政府主導和規劃的強調，凸顯貫徹頂層意志的不可違和功利性使用政策工具的熱忱，並無人力對市場和經濟周期規律必須服從的敬畏和體認。 路線圖另一看似並不顯著、實則觸及非常根本性要害的忽略或錯解，是把與國際商貿和國家共處的夥伴或對手交往相處中，因伴以利誘或巧妙曲解而自據特色另行規則、終遭致遵守同一規則的信用在人前盡失的結果，自視為行之有效的成功舉措、而屬意推廣實行，用來參與國際規則的新建構和爭取自身話語權。交往共處能長存和可持續進行，在互利和遵行對各方無差別的同一規則。兩條缺一不可。制訂路線圖的人們展現的還是他們的純功利思考，把為人類大多數所接受、從不可追溯的久遠沿襲而來的通行習慣按己意裁剪，以為光憑利益、尤其是眼前利益可以擺平和打通一切。倚靠集控下的中國的體量，他們能夠提供讓別人瞠目結舌的短期巨利和極具誘惑力的國內市場，所以只言利、不講同一規則的做法斬獲了不少成果。但是，信用在重複、可持續的交往中極端重要，因將來的獲益來自基於這種信用帶來的持續交往。現在其他具備實力的經濟體在中國承諾逐漸遵行世貿通行規則、卻到期不兌現而失信的情況下，開始群起而拒斥這種做法。中國在今後國際交往和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將陡然高昻。為長期獲利，必須以維持自身為遵守同一規則團體的一員為前提。要重新贏得這份信用，其付出會高於先前憑精明賺取的利得。這份忽略或錯解，為中國發展前進平添了高成本的困境，也許為策者不知、或為貫徹頂層意志而不願知。 無視和忽略的另一面，是執着的堅信。歷史中國體制戮力維持唯一權力的不可挑戰權威，因此行郡縣一統，廢封建親藩，削減相權，剪除藩鎮，兵權分置，直至明、清取消相權代之以內閣乃至軍機處治國。唯一權力的正統在共處治理架構上由不容挑戰達至不可能挑戰。但是權力只是求取不被顛覆的整體穩定架構-也就是造成集權和散民，足用即止的成本效益流程使它達到縣級層面就停止將自上而下的一統控制再往下延伸，而是允許宗族社會和鄉土組織在一統的架構下自保自治，以雖減弱但不對架構傷筋動骨的基層控制和動員能力，換取極大地降低管治成本。當代在延續歷史體制的固權架構和目標的基礎上，引進並發展了列寧的專一政黨組織形式，剔除在此專一組織控制之外的一切獨立或自治社會團體包括宗族和鄉社，將一統行政連同專一組織深入所有社會基層的管控力結合，形成無以倫比的自上而下貫徹頂層意志的社會動員能力。這樣的“集權塑力”自奪取政權之日始，幾十年用來得心應手，因此領導層執着堅信。基於這樣的集權架構和直下最基層的管控動員能力，就有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信條。毋庸置疑，如此幾乎不受限制地控配資源，當然能夠辦成一些大事，只是它的成本被撇開不計。若論成本，是首先以社會總效益計；論成大事，則首先以掌權方固權、永續維護既得利益計。已成就大事中的翹楚如兩彈一星、富國強兵等，無一不顯現權力方維護己利的排序意圖和為達目的的罔顧成本。因此，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以社會總收益的高成本支出、來服從執權方實現自身利益排序目標的資源重配。付出者和支付者在這裡不言自明。從人皆自利、加之奪掌公權又不受制約的雙重境況出發，執信與權力如影相隨的政府行為有效並樂此不彼的原因，也不言而喻。路線圖中政府的位置和政府行為的影子頻頻強力投射，與它同時引用的利用市場的言辭處處交織，顯示政府意決和貫徹在主位，市場惟被借用陪伺為副。 寄望成算 如此深謀遠慮。周密思量路線圖的編織者，應該不是愚鈍淺智之輩。仰仗當代國家間關係的主權原則，執權方在奪得國家公權後憑對權力的專控，將政黨、軍隊、體制等組織和建構設置在治下自行其是，並結合已經取得的成果和精心管控前提下的預期，掌權者具備自信認為對內的固權久長將在自身控制下得以持續。給定這一對內長久坐江山的預設，邁向強國的用力處就落在繼續增強做大國力，同時在國際間取得並擴展大國地位和話語權。路線圖尋求的對內以政府意決主導、借用市場優勢來服務的路徑，其寄望的成算在哪裡？ 採取市場辦法的高效、低成本和所有參與者合力形成的資源優配能夠支持可持續發展，路線圖編織者當然知道，不然不會在路線圖的布設中，凡有可能處就想借用市場之優來服務於頂層設計底定的、政府意決主導在經濟上增強國力的路徑。既知政府行為（不止是東方，西方同樣）有效益低、因人為意志帶來錯配資源的高風險等弊處，為什麼舍彼求此？關鍵只在收益和成本是以誰的利益排序為計算基準。市場的高效率、低成本是以社會總收益優先排序，容不下任何個人或團體從己利出發對它的重新安排或扭曲。而政府主導下發展的輕重緩急，是以執權方鞏固和永續利益的排序為依據。即便政府主導的行為低效，但在符合領導層的利益排序上絕對比市場非按此排序的自然優化對口契合。這種低效，是執權者可以承受、也願意支付的成本。目的只在辦成，不在成本的花費和效率的高低。況且，這種高成本、甚至高風險的資源錯配，在專權集控社會資源的情況下可以通過行政干預挪填墊補。常識下他人何堪忍受、難以想象的成本負擔，在直陳自具特色的制度下不僅可以承受，並且屢有不計成本確實能把頂層關切的固權維利的大事辦成的前例。因此，一個看似不諳理性的取捨決策，實質上是置執權方利益高於社會成員總利益的非常理性的自利算計。 對內如此，那麼對外取得並擴展大國地位和話語權的尋徑，寄望又在何處？不像在國內有幾乎完全的掌控權，路線圖的編織者不會不了解交往的常規，即互利和恪守普遍接受的同一規則。利自不必言，但通行的規則必有利於先入並設立體系的他人前者，後來者想彎道超車甚或追趕居上處於天然不利的地位。如果習以同存共處是久遠的歷來習慣，那麼對既行規則會首先設問它是否對等和公平。如果是，那就不置異議，因為規則對人人如此，即使各圖己利最大化，那不能構成不守規則的理由。如果不是，那麼後來者能否提出同樣為多數各方可以普遍接受的更好規則？若新規則能夠被多數普遍接受，顯示它同樣符合對等和公平原則，這是規則的進步，自然因規則的優劣贏得參與遊戲各方的人心歸向。在這裡，先來者因既行規則而相對得利的多少，不是衡量規則公允和正確與否的標準，對每一方是否對等和儘可能公平才是。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的習慣不是同存共處，而是競存求生，勝出者通吃。所以一旦處於後來者地位，能敏銳感到不利的方方面面，儘管直面的是對所有人沒有本質差異的同一規則。於是，出於自利的本能計較，專注改變利益的不平狀態，而不問是不是在既行已驗證的基本對等公平、而被普遍接受的規則範圍內行事。也就是說，為達目的，可以不問手段。“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是二千年前變法圖強的商鞅樹立的成功前例。這種思路為日後中國歷代的欲建功業者一脈相承。而本能的自利計較，也證實史遷“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所言的確。因此他人同存共處習慣下交往常規的互利和同一規則並行，到了競存勝出的中國語境，簡化為惟利一着。或許習慣共處的他人覺得突兀不可理喻，但對習慣競勝者而言，一切天理自然，不過就是近利和遠利之較，至於如何取捨，在各人智巧，並無信守共同約束的為人底線一說。 一旦明白了視共守底線為自捆手腳的阻礙、在對弈中為增加更大的自利盤而必欲去之而後快的道理，那麼就很好理解趕超勝他的勝算寄望，在三連環的組合拳。一是對外售人以眼前之利、而且通常是超額實利，交換他人默認或容忍己方藉口特色而取捷徑，變共守規則為暗渡陳倉另行一套。在通行規則下的市場中他人一般出不起、也幾無可能開出的誘人條件，對於擁有集控國家資源權力者而言，卻足以提供這種低於市場的壓價和優於常規市場回報的短利。如此循環往復，伺服以利將各各圖利者分別擊破，能夠行使低價優利的玩家得以稱雄市場，取得定價權後再聽由己願漁利而無人能奈其何。一著堪稱典型的將競爭市場扭曲衍變為壟斷性競爭的教科書式顯例，不過這裡已經不是談論一個企業，而是將一個巨型體量的國家當作獨家壟斷企業經營的空前絕後之例。這是以利蠶食規則，實現奪占市場份額、取得話語權的套路。二是及時仿借他人創見和加緊培育自我創新的快慢手合用，一旦獲取在手即在治下規模化推廣，發揮專權的決策快速、集一國之力的資本投入和巨大國內市場的支撐，不計成本搶先占取市場份額，爭奪定價和定技術規則的內外市場話語權。通過這樣的借超，抵補為固權和永續統治層既得利益、不遵行完全開放市場的專權管治帶來的低效和創新匱乏的缺陷。因為算計僅落在利益一個焦點、而不在既互利又誠信奉行同樣規則兩者不能缺一的交往金科玉律，所以借用他人創新尤其是知識產權時，並不完全恪守誠信和支付守則，跌破底線的盜版、變相竊取、或以扭曲補貼和市場准入逼換技術轉移等都拿來使用，只為爭取高昂的借鑑和技術仿追成本的最小化。暫撇開這種做法的其他認知對錯不論，僅它取了忽視誠信、不守同一規則的捷徑而言，就面臨為重建與人長期交往不可少的信任基礎、而不得不付出高成本代價的得不償失尷尬。三是對內必須維持不可容忍低限以上的的經濟增速。自上而下專一管控體制的固權、維穩支出必然高昂，而且隨着技術進步條件下信息、人員、資本等要素更形方便的流動只會支出倍增。為免亂消釋不滿給民眾的分羹部分，伴隨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帶來的比照，同樣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維持統治加滿足民需的支付如果不是指數方程、至少也是線性方程。對這些只加不減、隨時日而增項目的覆蓋和支付，靠且只能靠經濟的增長、而且允不得增速太低。如果增長不能應對這些支出，勢必動搖固權維利和不能消弭民眾的不滿。這是不可容忍低限之謂。引以為傲的高增速時代眨眼已成過眼煙雲、不能持續。換上新常態來體面解釋減速，面對必須糾正的、先前因片面追求增速造成的資源錯配的嚴重困境，則用供給側改革、尋找新增長點來反例正說。資源糾偏重配的過程痛苦且成本高昂，能夠完成是中國經濟的幸事。在這個過程中要同時保持經濟增速高於、至少不能跌破不可容忍的低限，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增長一旦不敷上述剛性上升的各項支出，權力基礎動搖、民怨沸騰就是迫在眉睫的危險。 雖然三連環組合拳各有以上列出的的風險和成本，但其揚長避短、田忌賽馬式的應對聰明清晰可見：以集控資源的壟斷扭曲對付開放競爭的公平對等；以專權下快決策和規模化推廣優勢彌補管控帶來的低效和創新匱乏劣勢，並且利用知識產權執法保護的緩慢複雜、尤其是新技術門類出現後的保護立法和實施貫徹的滯後，竭力降低復製成本，贏得趕超時間；以既有人為指令促成高增長的經驗延伸，再次用同一方法在集控下通過糾偏重配資源、達到領導層強國目標所需要的增長。這套組合拳的可能成功概率，如果以到目前為止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十多年來作為的結果衡量，相比初始堅持與眾不同、懵懂摸索的時候有了顯著的提高，這也是中國領導層自信滿滿的緣由所在。壟斷行為在競爭中將他人擠壓出市場、得到份額和定價優勢的已有成例。快決策、大規模推廣在短期內的追趕效益明顯，只要複製推廣新技術的生產體量能填補低效和創新匱乏造成的時間滯後、在賽跑中爭取先期達到那個量變到質變的時點，追趕最終會演成贏面。集控主導促成的增長已經延續幾十年，只要持穩延續，固權維穩加分羹、按頂層意志排序的千年策新版就能支付裕如地貫徹執行。這是懷抱希望的一面。它不願被人看到的另一面則是：壟斷雖然有力，但是公平競爭的公敵。如果所有博弈交往的各方都堅持對等原則，抵制所有另行規則的行為，純粹以利扭曲市場的做法、因不奉行同樣規則失盡信用而終成舉步維艱，如何辦？巧借捷徑複製的情形類似欲另行規則的壟斷，一旦被他人用堅持對等原則來抵制，想借的源頭活水不再，怎麼辦？而期望按主導意志促成的增長能一如既往，一旦因違背服膺市場的鐵律而終有不能如願的結局，穩定和在位統治的基礎頓失，如何解救？中國領導層似乎有理由偏重相信自選特色的組合拳成功概率的勝算，不然他們不會以如此自信的態度展示邁向強國的路線圖。但是最近的中美貿易爭端，凸顯他人要求對等和交往中遵行同一規則的意決和實力展現，給繼續如願推行組合拳投上了陰影。而供給側改革的遲遲不見成效、隱形債務高居不下和低迷的經濟增長，不說出現搖撼管控的預警，至少使得滿滿的信心隨着時間推移而有褪色之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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