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藝術的，歐洲是科學的
魯迅先生給中國人起了一個名字，叫阿Q；因為魯迅的人氣，阿Q叫得很響，人人皆知，也深以為是。胡適也給中國人起了一個名字，叫差不多先生，知道的人就少多了。我也給中國人起了一個名字，叫說不得。當然，我是在野草民，沒幾個人知道我是老幾，更沒人知道“說不得”之來歷了。 今天單說“差不多”。 “差不多”，是不可知論和神秘主義。“道可道非常道”，要是說得明白，就少了曲徑通幽的神秘感，如新娘子揭開了紅蓋頭，反倒少了一份意淫的空間。 “差不多”，也是農業和原始的。歷史上，中國一直沒有精確的計時工具。直到明代，西方傳教士利瑪竇來華，才帶來了西方先進的自鳴鐘。大明朝，自視為天朝上國，是不允許“蠻夷”入京的，更不允許洋鬼子住在北京。可是，利瑪竇“進貢”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不是特別可靠，走走停停，老有毛病，當時宮裡也沒人會修。於是，利瑪竇才得以修理鐘錶的職責，留在了北京。 利瑪竇是來傳播福音的，然而，讓他留在中國的，反倒是在他眼裡，最不起眼的小玩意兒。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城市，三大件是手錶、縫紉機和自行車。一家子，備齊三大件，就可以給兒子娶媳婦了。農村當然要差很多。一個村子，手錶不用想，要是哪一家有一隻馬蹄表，就是上等人家的標誌了。 怎麼定時間呢？看日影。 我們下地幹活兒的時候，由經驗豐富的老人，看東山的日影，估計是否到中午了。到了，就收工回家，吃午飯。但是，看走眼也經常發生。回家早了，飯沒熟，飢腸轆轆地等着，着實不好受；晚了，飯又涼了，好不惱人。更惱人的是陰天下雨，見不着太陽，可咋辦？看天吃飯，不行了，估計吧。估計的結果，只能是差不多。到底差多少，不知道。老人的經驗，也行不通了。 “差不多”，是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要是商業社會，絕不會糊塗了事。為什麼？小農經濟是為自己生產的，自產自收、自作自受，沒必要那麼仔細；換句話說，就是不仔細，自己也不會騙自己。然而，商業社會，是為交換而生產的，要讓自己的物品在市場上有利可圖，奇貨可居，才能最大化個人利益。這種情況下，你還能難得糊塗嗎？不能。更大的可能是錙銖必較。 也就是說，比較起來，小農經濟更粗放，商人和商業更精細。“無商不奸”，拋開其中歧視商人的成分，其實，意味着商人階級更加準確，斤斤計較，錙銖不讓。 女兒7歲那年，十一長假期間，我帶她回河北井陘老家。正是秋天，領着她上山。此時，棗已經收過了，不過，每棵樹都有遺漏，不會顆粒不剩。我和我哥兩個人，拿着一個很長的杆子，有棗沒棗都來兩桿子。我們兩個打，我女兒和她堂哥、也就是我哥的孩子兩個人撿，一個下午，收了一籃子，足有十幾斤吧。 等我們回來，我女兒見着她姥姥，十分興奮地說：姥姥，姥姥，我爸爸老家，可好了。棗都不要錢，我們弄了滿滿一籃子呢。 “差不多”，是藝術的。中國藝術，特點是寫意。“意”是什麼？不可言說，只能領會。領會的是什麼？只有神知道。佛祖拈花，眾人莫名其妙，然而，萬人叢中，有一個人領悟了佛祖的玄妙，會心一笑。這一笑，傾倒了佛祖，遂得了佛祖的真傳。 中國畫，不講比例和透視，也不論光影——陽光和陰影，是一個灰度。只說一個“意”字，強調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你要是畫的很像，反倒是匠氣；不像的，才好，才是得意忘形。 1840年之後，國門大開。形形色色的西方人，蜂擁而來，希望在這個曾經封閉的東方大國，找到奇幻秘境。其中，第一批西方博物學家，都有一個中國夢，尋找傳說中的中國單足鳥。因為，在早先流傳到西方的畫作中，西方人看到，中國的鳥多是單腿鶴立，或棲息在樹枝上，或在草原濕地覓食。不是一幅，而是出現在很多中國畫作中，由此西方人相信，中國一定存在一種神奇的鳥類：單足鳥。 然而，不久之後，西方博物學家就發現，中國並沒有單足鳥。發現這一秘密，是由於：當時，西方人採集了大量動植物樣本，除去將實物製成標本，帶回西方之外，還有一個更為繁重的工作，就是為這些動植物標本，畫影圖形，並匯編成書。於是，西方博物學家就僱傭了一批有一定繪畫技能的中國人，並教他們按照西方寫實的方法，為動植物畫圖。 可是，即便是經過了西方繪畫的嚴格培訓，中國畫工們的標本畫，也是花樣百出。比如，比例不符，枝幹比例、葉子和花的比例、花和果實的比例，統統不對；比如花瓣數目不對，三瓣畫成五瓣、五瓣畫成七瓣，畫工想畫幾瓣就畫幾瓣；比如葉子位置雜亂，葉子是互生，還是對生，畫工們根本不看，而是碎葉亂點。 最令人驚奇的是，出現了西方博物學家夢寐以求的單足鳥。可事實上，西方博物學家捕獲的中國鳥，都是兩隻腳，而不是一隻。為此，西方博物學家恍然大悟，他們朝思暮想的中國單足鳥，不過是中國畫家的隨手一抹，而已。中國人要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中國是寫意的，歐美是寫實的。寫實的，才要一絲不苟；寫意嘛，就隨心所欲了。至於鳥是兩足，還是三足，重要嗎？ 藝術求美，為美犧牲一下真，並不為過；比方說，演員和明星描眉畫眼，甚至整鼻隆胸、打針拉皮，都是可以理解的。科學求真，不能為了好看做任何修飾，否則，就是造假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是藝術的，歐美是科學的。 追溯起來，歐美的科學精神，或是來自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主要思想：萬物皆數。中國人的藝術傳統，則源自老子之道：道，是不可言說的，混沌的，不受約束的，無形的，也是無處不在的。 庭園，是觀察中西分野的一個典型標本——中式建築有兩大類，一是宮殿建築，宮殿建築是儒；另一類是苑囿、園林和庭院，庭園建築是道。在宮殿建築中，被禮制捆綁得苦不堪言的建築師，在庭院中，徹底放開了手腳：中式庭院的山形、水勢、樹木、花草，以及庭院的布局，拋棄了對稱、法式和規範，呈現無拘無束的自然狀態。 歐洲園林，則是畢達哥拉斯學派數學思維的映射——如凡爾賽宮的後花園，布局是對稱的，構圖是幾何形狀，要是矩形，則長寬比遵循黃金分割率，樹木修剪成幾何圖形，草坪一絲不亂，不允許一根雜草橫生斜出。 然而，地理大發現之後，隨着越來越多的歐洲人來到中國，他們發現，原來園林可以是這個樣子的。由此，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以英國為首，掀起了一股模仿中國園林的造園熱潮。布局嚴整、規矩刻板的歐洲園林，完全被鄉野風格十足的中國園林，所取代。在藝術上，東風壓倒西風！ 中國人是藝術性的，“差不多”就行。藝術數量化，就刻板了，就不藝術了。“飛流直下三千尺”，只是虛說，不可當真。“差不多”也不全是藝術性的，部分源自中國的農業和農民性。歐洲是科學的，科學來不得半點馬虎，需要一絲不苟。 在文化上，我還是中國的。所以，本文也不“科學”，差不多而已。請讀者們，千萬別當真！ 2018年10月24日； 北京，望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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