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最近有两件大事，在网上备受关注和热议。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太平洋的两岸。 一件，中共国人大会议，免去了刚刚任命不到一年的国务委员秦刚和李尚福，两人还被先后免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职务。目前国防部长仍空缺难产。另一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美国排名第三位的最高领导人，在破历史记录被罢免之后，经过二十多天扑朔迷离的角逐，刚刚尘埃落定，选出一个黑马后起之秀。两件事情的性质其实都差不多，都是高层政权机构的人事发生异动，出现危机。当权者绞尽脑汁想尽快解决难题，却阻碍重重，险象丛生，难以化解。当然这危及到各自政权的稳定性，所以引起公众关注。从最后结局来看，社会主义中国的危机似乎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严峻，前景更不看好。 一般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崩溃后的高级发展阶段。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被写进了14亿人的教科书，人人背得滚瓜烂熟，深深印入脑海。每一个中国人都坚信自己正生活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时代，并且是新时代。而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当然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要想动摇中国人这一坚定信念，属于不可能完成使命。 蹊跷的是，全世界除了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几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与中国信念相似以外，包括俄罗斯伊朗哈马斯在内的其余所有国家，都不跟中国一样言必称社会主义。只有数量巨大的中国人，才相信社会主义是目前地球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而资本主义正处于腐朽没落之中。 中共的政治敌手，比如海外民运，党内改革派，民间自由派，也信仰社会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与习本人基本没有什么差别。目前看到的一些政治主张，有要求更换最高领导人的，更换执政党实行政党轮替的，或者什么都不换，但要求民主法治的，唯独没看到有要求系统地否定社会主义的。一些人也许心里有数，但不便说出口。否则的话，立刻要失去民意支持，不利于将来接掌政权。 各国历史都述说过一个非常重要，但尚未被认同的原理：一个国家，假如长期遭受挫折，发展畸形，多灾多难，阻碍的东西，与领导人，政党，政治制度关系并不大，而是一种人人都坚信不疑的认知。认知决定一个国家的长久命运。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许多国家都证明着这一原理，那里即便反复更换政权和政治领袖，也触动不了全民认知。 不少朋友在这个议题上和我看法接近，不过差别在，他们认为是由文化决定，而我不是。我觉得，文化的确是土壤，但文化的最后集中体现，还是认知。更进一步讲，文化由千百年时间积淀而成，不可撼动，但认知可以改变。认知的改变也叫顿悟，一瞬间就可凤凰涅磐。把话说得更直白一些，似乎正在让自己受苦受难的魔鬼，不光是欺压在头上的魔王，更是人人内在的，内心深处的那个心魔。 对社会主义解析得最透彻的，无过于哈耶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查阅，这里不多说。我这里着重想讲一下，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除了经济一潭死水以外，还是一种非常不稳定，不可持续发展的政体。 这个制度，对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彻底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和财产；对管理者而言，意味着放肆让他们掠夺以至于腐败最后声败名裂，自毁一生名节。其余不贪腐的也没有好下场，如明哲保身的前总理李克强，也死于非命。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如此，也难以说服中国人放弃社会主义。因为中国文化的“家国情怀”，已经铸就了某种思维定势，即牺牲小我，顾全大我。意思就是，我怎么倒霉都不要紧，国家好就行。这有点相当于伊斯兰的圣战者，我牺牲不要紧，只要为了真主怎么都行。一部80年代的老电影《大桥下面》，男女主角有一段对话。女：你相信有命运吗？男：我不相信。但我相信国家，只要国家好了，我们的命运就好了。听起来有点幼稚是不是？ 这篇想重点强调的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个人不好，国家也好不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所有的社会资源必须集中掌握，集中分配。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大家长，或者叫“核心”来操控一切，否则无法操作。比如曾经的九龙治水。结果是，谁夺取了核心位置，谁就成了万王之王。想想，一笔无本万利的生意前面，谁会退让？也有个别良心尚存的人，如胡耀邦，赵紫阳，胡锦涛，还有刚走的李克强，可他们总是失败者。于是，最高权力的人事配置，就形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善良的候选人“顾全大局”退下去，贪婪狡诈的候选人“为人民服务”挤上来。只要社会主义资源高度集中的机制不变，一代代最高领导人就会越循环越恶化。那些次恶的会与最恶的交易分赃。稍好一些的人都退避三舍。这时候，国家领导层就会彻底烂透。 据报，许家印一案，涉及的中共官员中，有 9 人是中共正国级高官， 19 人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及家人， 88 人是省级官员， 670 多人是厅级官员，总共人数近 800 人。这些人一共涉及到相关的权钱交易资金有 1.6 兆人民币。还有前面提到的怪现象，刚刚任职几个月的副国极领导轮番下马。偌大一个国家无才可选，运作混乱，旷日持久不分崩离析才怪。 有人以为社会主义不是问题，有选举就好了。没有用，选举从来不是万能的。希特勒，哈马斯都是被选举上台的。现在台上正有一个将被弹劾的贪婪总统拜登。选举很容易被执行选举程序的人操控，比如邮寄选票。堵上这个漏洞还会有人发现新的缝隙。 只有在一个条件下，选举才可能有效：就是不让总资源分配权落在最高长官手里。领袖的宝座必须是一个吃苦受累的位置。一号首长有权主持公正，选择国家走向，无权分配资源，支配人事。那资源怎么运作呢？别担心，资源按自在规律运作，劣质和违规的被自然淘汰，优良的自动保存下来。 照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了，是资本主义。你说对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不集中管理财富，无论总统或主席都无交易可图，备受制约，少数较高尚的人才愿意接手干这个累活，坏人自动被淘汰出局。基本不需要什么反贪，权力阶层干净得很。这不是童话，欧洲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运作的。即便在香港，由于特首不掌握资源分配，卖官风险也很大，所以没什么人打破头往里挤，权斗几乎看不到。 西方左派为什么偏爱社会主义？也同样道理。他们喜欢把政府做得大大的，资源掌握得多多的，正好从中上下其手。以为他们同情贫穷弱小？傻透了，看见拜登捐过一个子儿给乞丐吗？他以救济为借口，先把你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然后怎么用看他高兴。 《朝日新闻》有分析指出，李尚福这样高层涉贪的案件，对于多年前早已发动反腐败斗争的习近平而言，确实是不小的冲击。而秦李相继出现的丑闻，到底是识人不清、或官官相护、结构性的弊病？这些问题要追究起来，亲自拔擢他们的习近平本人，该如何向内或向外追究，都是中共当局复杂又雾里看花的难题。总之，堡垒将从内部被攻破。中国不担心有人入侵。 希望那些满腔家国情怀的朋友，早点开始反思，即便不为自己为了国家，也要放弃社会主义。 2023-10-27
延伸阅读：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7大观点作者：韦森 来源/出处： 发布时间：2021-01-20
作者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自哲学王公众号 ID: zhexueking 第一、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在1940年代，世界刚刚经历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西方各国的经济复苏在当时依然是步履维艰、路途漫漫，但整个世界那时又卷入了由希特勒纳粹帝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之中。当时，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以致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就不无感叹地说：“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刻意选择的目标，来取代那些非个人化和匿名的市场机制”。 
诺奖得主哈耶克 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哈耶克当时十分孤寂但却又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坚持认为，政府主导经济会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的责任感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会阻碍财富的生产，造成社会贫困；亦会导致极权主义政府的兴起。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在经济上导致像诗人荷尔德林所描述的那样“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必定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第二，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条件。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是使个人从束缚他日常活动的习俗的和成规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法治下的自由社会。西方世界的兴起和近代以来科学的巨大进步，均是建立在个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基础上的一种复杂的市场秩序的结果。然而，甚至在德国纳粹极权主义魔影变成人类真正威胁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逐渐偏离构成欧洲近代文明之基础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基本理念的苗头，试图以集体主义的政府主导来取代经济的市场运行。哈耶克当时就警告说：“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以往的哪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哈耶克论证道：“国家一旦负起为整个经济生活制定计划的任务，不同个人和集团的应处地位就必不可免地成了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在政府主导中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决定谁拥有什么，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命令权。” 在此情况下，人们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将会全面丧失。“如果‘资本主义’这里是指一个以自由处置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一个竞争体制的话，那么，更要认识到，只有在这种体制中，民主才有可能。”对于哈耶克的这一洞识，弗里德曼在1971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新德文版序中归纳到：“自由市场是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能达致参与民主的机制”。 第三，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 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正式的法律制度，就没有自由。哈耶克明确指出：“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也很重要。如果生产资料掌握在众多的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方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从私有财产与自由之间的的这种内在联系，私有财产制度与平等、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哈耶克认为，当时许多进步人士的理想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达到社会收入的平等，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识。因为，“虽然在竞争社会中，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只有在竞争制度下，穷人才有可能致富，且才能单凭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掌权者的恩惠致富，才没有任何人阻挠个人致富的努力”。并且，“一个富人掌权的世界仍然比只有那些已经掌权的人才能获取财富的世界要更好些”。 哈耶克还深刻地指出：“从古希腊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而这些规则能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明确知道谁有权处置任一特定物”。这种明确界定财产安排的法律，能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知道谁对任何具体财物享有支配权，这对市场交易和自发秩序的扩展尤为重要。 第四，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 法治、法治国的理念以及自由与法治是什么的关系呢？哈耶克明确指出：“只有在自由主义的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法治不但是自由的保障，而且是自由的法律的体现。只有在法治之下，人们才有真正的自由。” 而法治与自由是什么关系呢？“自由的意义仅仅是指人们的行动只受一般性规则的限制。自由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依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权威机构的批准，只能为同样平等适应于所有人的抽象规则所限制”。 
权力要关进笼子 第五，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是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 在法治之下才有自由，反映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一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理念。对于这一点，哈耶克明确指出：“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行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包括对立法机构权力的限制。”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权者在特定情况中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 第六，“自由放任”理念是对自由与法治的最大危害 尽管哈耶克一贯地宣扬自由、法治和宪政的一些基本理念，主张要用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来约束政府，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能把他的经济和政治主张理解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要简单地“无为”。在经济领域中，他主张要采取私有企业制度，主张市场竞争体制，并且反对经济活动中的“自由放任”。因为“也许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 
哈耶克 哈耶克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也不是主张政府在管理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上无所作为，而是主张在政府自己遵守预先制定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并通过法律来管理和治理社会。譬如，在谈到过去那些使竞争体制成功运作的积极条件时，哈耶克就指出：“竞争要得以运行，不仅需要组织起来某些足够的建制，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等等（其中有些是私人企业所从来未能提供的），而且尤其依赖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既要维系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挥作用。” 哈耶克还特别批判了那种主张“自由放任”原则的人：“如果认为自由主义就是政府的无为，或者提出政府不应当‘采取行动’或‘干预’市场，这就错了。每一个政府当然必须要有所作为，而政府的每一行动都要干涉到这样或那样的事。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问题是个人能否预见到政府的行动，并用这种知识为依据来制定自己的计划”。 第七，民主本质上是实现自由和保障社会安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哈耶克指出，民主并不是最高的目的，而是一种保障国内和平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哈耶克还警告说：“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以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和由教条主义多数所支配的政府统治之下，民主政府可能和最坏的政府同样暴虐。”因为，“民主虽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成专断，但并非仅依靠存民主就能防止专制”。 尽管哈耶克并不认为民主是现代良序社会的最高目的，且民主也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因而主张“不要把民主奉为神灵”，但他绝不是说民主不重要。因为，“只要政府的职能是根据一种广为接受的信条被限制在大多数人通过自由讨论而能达成一致的那些领域中，民主政府便能成功地运行”，这就是把权力放进笼子里去的意思。 哈耶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寓意深刻，简单地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有时阻碍变化发展的，甚至不是既得利益，而是被某些思想“俘虏”的思想观念的束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