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近日许多网友被刚刚发生的巨大历史事件困扰，这就是川普发动的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的武装绑架。这件事不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世界历史上也绝无先例。困扰的原因当然就是不知如何作判断，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德层面。这种降维式的打击，到底有何法律依据，是否打破了二战以后一直保持的国际秩序，是否凡霸权国家都可以照此行事？到此刻，还没有一个权威和公认的定论。这样下去，世界秩序会不会大乱呢？

纽约时报日前采访了川普总统，问他行使全球权力是否受任何限制，川普回答说有：“是的，确实有一件事，那就是我自己的道德观、我的想法。这是唯一能阻止我的东西。我不需要国际法。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川普接着又说，他“确实”需要遵守国际法，但也表示，“这要看你如何定义国际法”。虽然川普自诩为“和平总统”，并寻求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但他却在第2个总统任期内发动一连串军事行动。川普批准攻击伊朗核计划的午夜之锤行动，过去一年来也主导对伊拉克、尼日利亚、索马利亚、叙利亚与也门发动空袭，包括这次针对委内瑞拉。

难道国际法可以被随意定义吗？在国际法之上，是不是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则，而从顶端对国际法的作出解释？有的。这就是当代法哲学的泰山北斗，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封笔之作，《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1999)。

虽没有拜读过这本书，但读完了此书的简介后，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罗尔斯是一位温的现代自由主义法哲学家，却在书里给出了一个非常强硬不容置疑的结论，明确告诉世人，文明的规则是不适用于野蛮人的。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法外国家”的概念，来证明对这类国家，文明世界不仅有权拒绝宽容，甚至有权发动战争干预。

几乎工程师式的思维，罗尔斯以是否遵从道德，是否尊重人权，是否有侵略性这样几把尺子，对地球上所有的政权进行了一次大扫描。结果画出了一张层次分明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罗尔斯把所有的社会形态分成了5类，直接决定了谁是文明社会的朋友，谁是可以宽容的邻居，谁又是必须被打击的敌人。这像是一个国际社会的征信系统，一个国家的信用等级，决定了它应享受什么待遇。

第一类是自由国家。自由民主国家作为罗尔斯心目中的理想模板，像是金字塔的塔尖。比如美国、西欧、北欧，此类国家在内部实行宪政民主，在外部推崇和平。

第二类叫做正派国家。这是罗尔斯最独特也最具争议性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做正派？罗尔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他们不是自由民主国家，可能实行政教合一，可能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社会内部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很多西方激进的自由派眼里，这种国家就是落后和专制的代名词，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但是罗尔斯说，且慢，我们依然必须承认他们是正派的，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因为这样的国家第一对外不搞侵略，不输出破坏，他们只想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绝对不会试图用武力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邻国。第二，对内尊重基本人权，比如生存权、人身自由、财产权，在法律面前受平等对待的权利等。这些国家可能不给他们的公民完全的言论自由或者参政权，但是绝对不会搞大屠杀，不搞奴隶制，不搞信息封锁。

为了把正派国家这个概念讲清楚，书中甚至专门虚构了一个国家，名字叫做卡扎尼斯坦。这个国家是一个想象中的伊斯兰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伊斯兰教是国教，只有穆斯林能够当国家领导人。但是这个国家不搞宗教迫害，其他教派的人活得很安全，也能通过某种协商机制向政府表达意见。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正派国家。自由国家不能因为觉得自己的制度优越，就强行去向他们推行和平演变，这是文明世界的底线。要求全世界都变成像美国一个样子，那美国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独裁者。

第三类就是前面提到的，法外国家，也就是俗称的流氓国家。这个国家的特征非常鲜明：对内，他们残酷压迫自己的人民，把人权踩在脚底；对外，他们信奉武力，准备通过战争或者恐怖主义来扩张自己的权力，鼓励或者放纵国内的破坏性力量侵入到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于这类国家，罗尔斯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大转变。他对正派国家有多宽容，对法外国家就有多强硬。罗尔斯认为对流氓的战争不仅是允许的，甚至可能是正义的最高形式。

他颠覆了一个在国际关系里被视为铁律的概念，也就是主权。在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主权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别人家内部无论发生了什么，种族屠杀或暴政，那都是他的家务事，外人无权干涉。但罗尔斯在万民法里对此提出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观点，人权是主权的红线。只有当这个政府能够履行保护人民基本权利职责的时候，才配拥有主权，才配享有互不干涉的特权。如果你越过了这条红线，如果你开始大规模的践踏人权，甚至像马杜罗政权被指控的那样，把国家机器变成贩毒和恐怖主义的工具，那么对不起了，你的主权就已经自动失效了。同样情形也发生在此刻的伊朗。

第四类，贫穷国家。这些国家，不是坏而是不幸，由于历史原因，极度贫困，缺乏政治文化的土壤，导致他们始终没有办法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他们的人民在受苦，但是他们的政府并没有对外侵略的恶意。当然，自己国家的治理得一塌糊涂。对于这类双重性，罗尔斯认为，文明世界的责任不是彻底的改造，而是对其援助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就果断放手。左派或者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会跳出来说，毫无疑问，当然是给钱了。要搞全球分配正义，把富国的钱分给穷国，直到大家一样富裕为止。

托尔斯摇摇头，问了一个根本问题，贫穷到底是因为什么，自然资源匮乏吗？不是。比如日本，资源贫乏的要命，但她是世界顶级富婆。再看阿根廷，资源富得流油，却总陷入困境。委内瑞拉就更不用说了，它是全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国家，却把自己给玩残了。罗尔斯一针见血指出，造成这些国家贫困和混乱的根本原因不是缺钱缺资源，而是它的政治文化出了问题，制度不公正，人民缺乏政治德行，社会传统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分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没有正义的制度，再多的钱也会被腐败吞噬，或者被用来填补无底洞，甚至反而强化那个政权。所以罗尔斯认为，文明世界对这些负担沉重社会的援助核心，不应该是输血，而应该是造血。

第五类，仁慈的专制主义国家。这类国家虽然保证了国民最基本的人权，但是国民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渠道。这种国家的统治者就像是一个仁慈的大家长，对国民说，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但是你别插嘴。罗尔斯认为，这样的国家虽然还行，尚有最基本的人权底线，但是毕竟政治秩序高度不健全，剥夺了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罗尔斯说，这种政权处于边缘地带，不算敌人，但也不完全是合格的队友。这一类仁慈的专制主义国家较少，不是重点，暂且放一边，除非它向第三类法外国家演变。到了那一步，动手也来得及。

罗尔斯眼中有正义。这种正义不是要把世界变成一个整齐划一的大同乐园，不是要让每个人的银行账户数字都一样，而是给每个社会提供站起来的机会。当一些负担沉重的国家还躺在泥淖里的时候，有义务拉它们一把，在制度上给予建议，紧急时提供物资帮助，直到它们站起来，成为国际社会中有尊严的一员为止。

民主国家当然不应该为了追求财富土地去发动战争。为了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发动的战争是旧时代的野蛮行为。但是，只有一种理由可以让战争变得正义，那就是自卫。注意，这里的自卫不仅仅是说，等敌人打到本国的国土上再反击。罗尔斯把自卫的概念扩展了。他认为，法外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文明世界的一种威胁。因为法外国家不仅对内残暴，它们对外也往往具有非常大的侵略性。它们信奉的是暴力，不遵守契约。让这样的政权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让他们成为毒品和恐怖主义源头，这本身让守法公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综合罗尔斯教授的法哲学，一条贯穿首尾的脉络十分清晰。对某些国家首先使用武器，不仅不违背最高的国际法，而且正当和正义。而对那些信仰不同，价值不同的国家，只要它们不突破底线，就必须和而不同。那么怎么样才能分辨两者的区别？那就是，张大眼睛，竖起耳朵，不被伪装欺骗，不被谎言迷惑。在这里，时间也许是最锋利的试金石。

2026-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