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指的風向標
──記中國官方首次家庭教會問題專題研討會

劉同蘇

南來的風總是攜著暖意與滋潤，那是解凍和返青的先兆。

一、會議實記

2008年11月21至22日，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民族發展研究所（主辦單位），與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協辦單位），於北京聯合舉辦家庭教會研討會，主題為“基督教與社會和諧研討會──中國家庭教會問題專題討論”。筆者作為特邀人士，參加了此次會議。

會議的主辦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一個政策研究機構。不同於一般的學術研究機構，該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實情調查和可行性研究，目的在於輔助政府決策。該中心下屬的民族發展研究所，原名為民族與宗教發展研究所，主要研究少數民族與宗教問題。

協辦單位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是研究宗教政策問題的民間機構，主要關注宗教管理領域，諸如宗教立法以及宗教政策的制定。因此，該所與官方的研究機構和家庭教會，都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此次會議的與會者，來自四個方面∶

(1) 官方研究機構的官員∶包括民族發展研究所的所長趙曙青，和副所長胡建清。

(2) 官方研究和教育機構的研究人員∶包括該領域的著名學者劉澎（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高師寧（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李向平（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學者范亞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孫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張守東（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以及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著名大學從事該領域研究的研究生。

(3) 民間研究機構的學者∶諸如李凡（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曹志（普世社會科學網主編）。

(4) 六位特邀的家庭教會成員∶游冠輝、江登興、劉同蘇（北京），張義南（河南），鄭樂國、顏新恩（溫州）。

研討會的第一場，題為“家庭教會專題報告”，由兩位非基督教學者發言、報告。
第二場則是“回應與評議”，發言者為三位基督教學者。
接下來的各場，採取發言與問答的形式，其主題依次為“農村家庭教會”、“城市家庭教會”、“家庭教會與政府”、“家庭教會與社會”、“家庭教會與法治”。
最後一場，由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發表綜述。
開幕式與閉幕式，都由民族發展研究所的所長致詞。
筆者應邀參加了第二場的評議，並在“家庭教會與政府”一場，作了報告。
在會議之前，在京的與會基督教學者聚會、協商，且為會議禱告；在會議期間，亦每天早晨一同靈修，並為該天的會議禱告。

二、會議的起因

一位官方研究機構的學者，在主持一項大型農村社會調查項目的時候，發現家庭教會不僅深深地根植在農村社會之中，而且正在主導農村的社會文化走向。這位學者將調查結果呈交給一位最高層領導，不久，中央指示宗教局、公安部、新華社，對家庭教會發展的情況予以調查。在此背景之下，便召開了此次國務院系統關於家庭教會的研討會。

這次會議的召開，看似有偶然因素，其實是以社會巨大變化作為背景，而與以下三個方面的社會現實運動緊密相連∶

1. 家庭教會在社會中占據了重要地位

家庭教會通過長期十字架上的堅守，最終在主流社會裡面，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如果將家庭教會排除在外，那麽對現今中國社會的任何描述，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合法秩序，如果排除了家庭教會，這種秩序就不夠合法；任何政治權力，如果不能管轄主流社會中如此重要的部分，就不具有全民性。因此，政府需要開始認真面對家庭教會。

2. 市民社會初步形成

如果我們認為政府政策的變向，僅僅是家庭教會自己爭取來的，那就是忘記了上帝的恩典。上帝通過家庭教會做工，也通過整個社會做工。市民社會的逐漸形成，為家庭教會在主流社會裡面的興盛，提供了條件和幫助。

只有當一種自由在社會上成為普遍的時候，該自由才不是特權，而成為民眾的權利。如果限制這一自由，即使是對一部分人，也是對整個社會的權利的侵犯。家庭教會堅守信仰的自由，促成信仰自由上升為社會的普遍權利；而整個社會擁有的普遍權利，又反過來為家庭教會的信仰自由背書。

換言之，現今家庭教會的問題，已關乎整個社會的普遍權利，因此政府不得不將其放在桌面上解決。

3. 政府的非意識形態化

所謂“政府的意識形態化”，就是政府使用國家機器（法律、制度、執行機構，例如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專政機關），在整個社會裡面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化”的關鍵，不在於何種意識形態，而在於“使用國家機器推行”。
以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只要政府使用國家機器向整個社會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家庭教會就沒有希望實現合法化。而現今政府的非意識形態化，是家庭教會逐漸合法化的原因之一。

家庭教會在主流社會裡面的實力、市民社會的初步形成、政府的非意識形態化，構成了家庭教會走向合法的社會基礎。上述的三種社會運動並不是孤立發展的，而是彼此交互作用。比如，正是市民社會形成的壓力，才迫使政府在意識形態控制上退縮（即非意識形態化），而政府控制的退縮，又反過來給了市民社會更大的發展空間。又如，家庭教會對信仰自由的堅守，成了市民社會形成的先導，而市民社會的形成，又反過來成為家庭教會的外部支持。

此次會議，雖然是一個不大的社會事件，卻反映了整個社會發展的整體動向，以及家庭教會在這一動向裡面的地位。

三、會議的實質內容

這次會議的首要特徵，是坦率。各方沒有保留地闡述了自身的立場，沒有一般官方研討會的官樣文章，也沒有害怕政治壓力的迂迴表達。與會基督徒坦坦蕩蕩的胸襟，學者們追求真理的學術良心，官員開放的傾聽態度，為會議奠定了坦誠的基調。

當初接到會議邀請時，筆者向主辦者表示∶若會議僅僅在有限制的套套裡面打轉，筆者就沒有必要參加。會議舉辦者向筆者保證，這是一個說真話的會議。事實也證明，確是如此。甚至，少數與會者言辭的直率與激烈，超出了筆者的想像。

筆者認為，會議主要完成了四個方面的任務∶

1. 報告了家庭教會蓬勃發展，國家現有宗教管理制度卻嚴重滯後的實際情況

實情報告構成了本次會議的中心內容。原因很簡單，解決問題要以了解實情為前提。目前由於政治的原因，大家（包括政府的決策者）連實情都不了解，更談不上妥善處理問題了。

會上首先報告了家庭教會發展的規模。對現今家庭教會人數，據與會者所提供的不同的統計數據，最少為4,500-6,000萬，最高為1億以上。有趣的是，所有數字統計都來自非基督徒學者。面對這“巨大的數字”，非基督徒學者興奮地談論著，而基督徒學者早已知曉這些數字，臉上都掛著善意的微笑傾聽、討論。

其次報告了家庭教會在地理與文化上的分布。在此方面，基督徒再次顯示了研究的領先。大多數非基督徒學者的研究對象，仍然是農村家庭教會（而基督徒學者已經轉向城市家庭教會），且未能捕捉住教會發展的中心與前沿，因而不能正確地評估全局的發展情況。

比如，按照某些學者的調查，東北地區甚少家庭教會。造成這種錯誤的原因，是其調查手段只局限於農村的調查網，而東北地區的家庭教會，主要是大型企業工人類型的教會。錯誤的調查方式，自然導致統計數字出現偏差。

不過大多數與會者都同意，家庭教會已經遍及全國城鄉以及所有的社會階層。

第三，報告了“成因與走向”。幾乎所有的與會者都認為，家庭教會的興盛與社會轉型有關。只是，不同的學者，對轉型的層次與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工業化或都市化的要求，整體文化轉型時對構成文化基礎的信仰之需要，政府在治理結構轉型時的無力┅┅儘管涉及的層面有深淺之分，但所有人都認為，信仰的興盛，是此次社會轉型的必然產物。

除了一位參與地區調研的研究生，把家庭教會的崛起看作功能性的，從而是偶然的短期現象，絕大多數與會者都表示，家庭教會的發展，與未來社會的建構有關，因此是結構型的長久現象。基督徒學者更進一步指出了家庭教會崛起的精神機理，例如十字架道路塑造了內在生命堅實的家庭教會。

第四，報告了家庭教會對社會資源的支配和社會影響力。對家庭教會社會影響力的討論，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

社會精神方面，包括未來社會建構的精神內核，社會轉型期失落時的精神寄託。
社會道德方面，對負面社會現象的抑制（比如，婦聯或工會已經不再介入離婚事務，教會對此卻有相當的影響力）。

社會服務方面，包括扶貧和救災。汶川救災構成了一個討論熱點。與會者提到，在數百萬人次的志願者中，半數以上是基督徒。目前仍然堅守在災區的志願者，絕大多數也是基督徒。相形之下，台灣一家著名宗教團體攜媒體熱潮進入災區，熱潮一過便立即撤出，而教會卻持續為災區奉獻了100億以上的人民幣，僅北京的一個家庭教會，為災區第一次奉獻就達20萬人民幣。

政治方面，包括民主建構中的作用，維權運動的參與。在目前500萬NGO（非政府組織）中，有80-100萬個屬於家庭教會，而且組織程度最好，財政實力最雄厚，與世界聯繫最密切。

除了個別提到民運人士可能利用家庭教會，農村基層官員害怕失去權力，絕大多數會議報告，都特別強調家庭教會對於目前社會秩序的建設意義。

第五，是討論家庭教會的內部結構問題。一些報告指出，農村家庭教會組織鬆散，有被邪教異端利用的可能。另一些報告則顯明，城市家庭教會崛起之後，家庭教會內部結構有完善化的趨勢。

與會者一致認為，目前的宗教管理制度，遠遠落後於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目前的宗教管理體制是半個多世紀以前制定的，目的在於限制並最終消滅宗教。該制度目前處於無效的地位。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該制度對五千萬或一億的家庭教會成員，完全沒有管轄效力。而執行的官員，或是竭力推行不可行的規定而激化社會矛盾，或者無可行規章制度因而束手無策，或者為迴避執行而無視或歪曲事實。

宗教局與“三自會”，是以往政府在意識形態化時期，為控制民眾信仰而設立的機構。當政府開始非意識形態化而從民間社會撤出的時候，這些機構為生存，必然持反對態度，並且為了自己的利益，對決策者隱瞞和歪曲事實。這樣一個無視宗教發展現實，並且對上、對外歪曲實情的機構，怎麽可能管理宗教呢？若不改革遠遠落後於社會發展現實的宗教管理體制，整個國家制度就存在巨大漏洞。

2. 表達了家庭教會的基本立場（底線）


對家庭教會的基本立場，在場官員的表現是盡力聆聽、試圖理解，並鼓勵提出建設性的方案。

在整體上，非基督教學者都對家庭教會表示了同情，但對家庭教會的了解尚不夠深入，一些人的視角仍舊受到專政時期的思維方式束縛。

在家庭教會方面，少數學者表現了激進的態度，提出政府必須立即徹底改變現存宗教管理制度。

來自農村家庭教會的人士則表示，不會前往政府登記。首要原因是，不登記也不會影響家庭教會的發展，家庭教會生存靠的是基督的十字架。以前迫害一下，我們發展到八千萬，再迫害一下，我們就會發展到八億。其次，去了也是白去，政府反正不會允許家庭教會獨立登記。如果登記是為政府備案，公安局不早就給家庭教會登記了嗎？
另外，農村家庭教會的人還談到教會在登記方面的底線∶一是不在“三自”登記，因為信仰不同；二是不與佛教、道教、回教為伍，因為“我們是信仰，不是宗教”。
絕大多數家庭教會的人贊同如下立場∶家庭教會有屬天的超越淵源，從而，家庭教會的生存不依賴登記。合法或非法，從本質上不會影響家庭教會的發展。但家庭教會也不反對登記，如果政府能夠真正按照憲法，不附加條件地賦予登記權利，家庭教會也會樂於登記，並由此而更合法地在主流社會中傳揚福音。

此次與會的家庭教會代表也認為，家庭教會的底線是∶如果政府利用登記來干預信仰，則堅決抵制登記（原話是“家庭教會寧死也不會登記”）；如果政府不試圖以登記控制信仰，將自己的管轄保持在維持公共秩序的範圍以內，則許多家庭教會願意去登記，以遵從聖經的教導，在不違背信仰時，服從在上掌權者。

3. 提出了改革的方案

此次會議，重點在於報告現狀、提出問題、表述立場，至於如何改進，反倒是最薄弱的。少數學者（包括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提出了激進的改革方案，包括取消不符合民主憲政結構的宗教局和“三自會”，廢除違憲的宗教管理條例，等等。這一類方案雖不具有現實可行性，卻也表明了未來的理想走向。

有學者比照以往經濟體制的先例，提出了試行宗教特區的方案。有回應者指出∶溫州早就是宗教特區了。

也有學者指出，對家庭教會的現行管理，實際上是運用了不成文法（慣例），類似於法律上的因循判例。因此，在成文的宗教法出台以前，可以先明文確定這種慣例管理方式及內容，使管理有（不成文）法可依。

另有人提出，此次會議只有從事研究或學術管理的人員參加，若想有真正的意向交流，需要家庭教會領袖與政府決策者定期會面。

一位學者還提出了分步登記的方案，即先讓條件成熟的家庭教會登記。但遭到了一些學者的激烈反對，認為該方案會分裂家庭教會。

4. 討論家庭教會的性質和定位

與會者一致認為，要正視並且重視家庭教會的存在，不要一提“家庭教會”就過敏。家庭教會是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的正常宗教生活，不是少數人製造的政治陰謀；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正常現象，而不是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

至於有人憂慮民運人士可能操縱家庭教會，家庭教會的學者反覆解釋，家庭教會是按照聖經辦事的信仰團體。無論什麽人，只要不按聖經辦事，家庭教會就不會聽他的。所以，即使有人企圖利用家庭教會搞政治，也不可能實現。

四、對會議回應的回應

對於政府的意圖，教會內部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猜測。一種猜測是，此次會議顯示，政府將很快實行更為開放的宗教政策。對此筆者認為，該會議只是政府了解實情的一個嘗試，離最終決策還有很長的路。

另一種極端，認為此次會議完全是政府引蛇出洞，或者試圖招安。對此筆者認為，在市民社會初步形成並對政府產生壓力的時代，政府不可能控制一切。政府既然無法隨意控制社會宗教生活，就必須了解社會宗教生活的實際情況，以便調整自己的宗教政策。正是基於這樣的現實，政府舉辦了此次會議。

有些人把這次會議比做50年代教會對政府的依附，這是非常不貼切的。50年代與政府的會面，教會人士是躬身而去的，而此次家庭教會的弟兄姐妹是站著去的。在整個會議期間，沒有任何家庭教會的與會者放棄聖經的立場，反都按照聖經，直言不諱地提出了正當的要求。

有三位與會者來自北京的同一個教會，該家庭教會在2008年5月，被政府以“非法聚會”的名義取締，而整個教會毫不退縮地堅守到今天。在會議上，三位弟兄都毫無懼色地直述聖經的立場和基督徒的權利。

來自河南家庭教會的弟兄，曾經為主坐監，在會上仍慷慨激昂地為主作見證。連與會的官員都感嘆道∶“這是一個真正有信仰的人。”

沒有人能確切知道此次會議帶來多大影響，但與會的弟兄姐妹，已經在會上見證了主的榮耀。若有人身處安全之地，卻指責在險境中堅守的弟兄“投降”，那真是罔顧事實了。

據筆者所知，絕大多數的弟兄姐妹，對此次會議的回應，是適度的歡迎，卻不抱過分的期待。感謝主，讓中國教會以成熟的心態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作者原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先後在康州及紐約牧會。現居美國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