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先生是我在新浪的博友.  他的文章,总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深度和清醒的社会认知.  "感谢之情缘何而起" 这篇文章以冷静的文笔深刻地刨析了中国走向民主化过程中的最核心的问题,公民意识的缺失.  字字句句,直指问题关键.  现经裕国先生的授权, 将这样一篇难能可贵,益国益民的文章转贴在这里.  让我们共同期待,公民意识能够取代五千年封建文化的思想束缚. 中国会在民主化的进程上越走越好. 裕国先生的职业是记者,曾采访过朱容基,温家宝两任总理.


感谢之情缘何而起
作者:裕国


有挚友Henly潘先生，旅居加拿大，最近写了一篇有关加拿大联邦政府制定的公民常识教材即“公民手册”的博文，深受启发。潘先生是80年代中期最早下海闯荡的年轻人，他本有相当不错的铁饭碗，却毅然砸掉，远赴海南深圳，打拼多年后先后于内地经商，并在美国工作了两年。潘先生极重朋友感情，无论身处何地，他与我均有文字及通讯往来，经常联系沟通，从无间断。在我所在城市经商时，曾多次相邀小聚，谈天说地，其乐融融。他酷爱文学，文笔优雅清新，见解独到。每有新文，我必是第一读者。在美国期间，利用假日遍游美国东西海岸，写了许多游历见闻。我曾建议将其美国见闻交于国内媒体发表，让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美国和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但由于后来他举家移民加拿大，此事也不了了之，留下了一桩憾事。

他最近的博文以加国政府对国民之权利、义务、责任的要求谈起，谈及在加国旅游时所见所闻和国人、社会的文明，以发人深省的感慨结束。“依稀记得清吏于成龙曾推崇的一副古刹名联：人人治人，国虽治而必乱；人人治己，国虽乱而必治。也许正是这里传承着“人人治己”的文化和传统，国人尽知自己的行为准则，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日常小事做起，且蔚然成风。因此，今天即使在工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南安大略省，抬头可望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举目可见碧波荡漾的湖泊和苍翠茂密的森林”。

由此我不能不想到我的祖国。且不说人人治己，一般的国人连起码的公民意识也没有。这当然不能怪国人。综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和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我们发现，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没有民主。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而公民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一种现代意识，是在现代民主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它包括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又体现为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合理配置国家权力资源的各种理论思想，以及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具体体现则是视自己和他人为拥有自由权利、有尊严、有价值的人，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的意识。

现代公民意识最核心的观念，是强调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和个体的主体解放，主要表现在维护、争取自身的自由和权利的强烈意识，以及对社会中其他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的关注、尊重与维护。其实质是公民正确地认识、积极而负责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以发展国家和社会为己任。

现代公民意识，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密切相关，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前提和基石。因此，公民意识的形成，最根本的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政府的教育及社会的引导。

回想起不久前“两会”召开前后，国内媒体为配合宣传，搞了许多民众访谈节目，其中“央视”在采访农民工、农民和城市居民时，有许多这样话语，让观众啼笑皆非乃至吃惊。诸如“希望我们的父母官多多关注民生”；“希望父母官把家乡的事情办好”；“请父母官多多向中央呼吁增加建设投资”…….等等。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有“父母官”这样散发着浓烈封建恶臭气味的话语频频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难道不是国家的耻辱？

记得一个朋友讲过一个故事：一天，4岁孩子突然问他：“幼儿园的阿姨今天说‘父母官’，他们是什么人啊”！朋友回答儿子说“他们是我们花钱雇来为我们服务的公共仆人，不是什么父母官，我们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无独有偶，据报载：某大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牢记该市“父母官”的姓名，以应付上级检查……

请注意，这不是发生在中古世纪，而是发生在现代中国的真实故事。“父母官”，这个封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的产物，使得两千年来民主思想在中国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直到现在，这三个字还是挂在人们嘴上，压在人们心头。中国人几千年挥之不去的“父母官”情结，公民意识的缺失，在这里找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由此上朔到1957年的反右、1966年开始的10年浩劫，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公民被带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害致死，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当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幸存者被平反昭雪时，他们却痛哭流涕连连感谢党和政府，给了他们第二次政治生命。在一个公民社会里，这是无法理解的。我本无罪，被无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理应要求国家赔偿，感谢之情由何而起？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北大老校长马寅初先生。1957年，当大批判已在全国成不可抗拒之势，写了《新人口论》的马老被批为宣传马尔萨斯人口论而惨遭猛烈批判和围攻，在此情势下，马老仍坚持拒不检讨，并在11月发出《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宣称；“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理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这是何等的凛然！

马老就是这样以死维护着一个公民的尊严，他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1979年胡耀邦在平反马老的冤案时，曾动情地感慨道：“批错了一个人，中国多生了几个亿啊”！

当然，马寅初老先生只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个案。多年前，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有感于中国人公民意识的缺失，曾自告奋勇要求当国民的“公民教员”的工作。从法律和理论上讲，作为一个国家的自然人，我们都已经是公民了，但我们的公民意识有多少呢？围绕公民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以及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等基本意识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又有多少呢?

中国4月13日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与以往的人权宣言不同的是，此次有了具体的时间表，从而也把中国置于全世界的监督之下。过去西方国家老拿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事，使我们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作为现代社会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人权具有与生俱来和不可剥夺的特性。人权作为一种普世性的主流价值观念，为全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标准。中国人权计划的出台，表明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但正在此时，媒体却爆出了河南灵宝的“王帅诽谤政府案”、以及鄂尔多斯版的“王帅案”，联想到各地频发的诸如“彭水诗案”等一系列因言获罪、以“诽谤”的罪名、跨省追捕的闹剧，但每一次的发生及后来的转机，始终让人看不到有任何进步。可预期的制度保障失灵，社会的各种资源与力量就在这种循环中损耗。法治的软弱让媒体喧宾夺主，以至于有有识之士大呼：与其寄希望于媒体，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加强和落实制度建设，用制度的笼子关住权力的兽性！。

在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里，质疑是公民的责任，而释疑则是政府的义务。即使公民的质疑与事实有出入，政府也应作出合理的解释，更不能以“诽谤”给公民定罪，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公民与政府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国度里。

正当王帅案余波未了，香港艺人成龙在博鳌的一席发言又掀起大波。一场 “在中国，究竟谁最该被管”的讨论在网络和媒体激烈进行。当代中国人之所以对管理敏感，就是因为管理在中国的特殊含义：管理者首先是公民而不是政府...因此，当成龙提出对国人进行“管理”的时候，人们出于本能便不难理解对其口诛笔伐便不难理解。这一事件反映了中国当代公民意识的觉醒。成龙只是一个艺人，他有自己的言论自由，人们也理应宽容。问题在于，艺人作为公众人物，思想应合乎时宜。像两会期间某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封杀‘山寨文化”遭到全国网友炮轰一样，公众人物不要自取其辱。中国人并不抵制管理，但管理应该保护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我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应该恪守本分，严格依法办事，任何官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没有任何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

报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各级官员要“善待衣食父母”。这个“衣食父母”不是别人，正是纳税人和公民。我们的公务员、军队、警察和一切公职人员，都靠我们纳税人养活。而国家的每一项投资、政府财政的每一份收入，都是纳税人和人民的血汗钱。

此前，重庆政府出台了公交车涨价的政策，虽然只有几角到几块钱，但却遭到了市民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小规模的示威。公民的抗议，使当地官方暂缓出台了公交票价改革方案的。据重庆市物价局向媒体通报，称公交票价改革时机不够成熟，而市财政将加大扶持力度。当地媒体的评论“网络民主到人民民主，重庆暂缓公交涨价”中写道：我们为重庆决策层的民主和开明感到由衷高兴，从网络民主到人民民主，历史将记住这一刻。评论还指出，虽然网民言辞激烈，但“重庆相关部门表现了理性、宽容和克制，让各方意见充分发酵，让重庆广大市民的公民意识得到充分彰显，这的确是信息时代重庆百万网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经典个案”。如今，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催生了中国的“新意见阶层”，成为中国人公民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我们推崇、敬仰、纪念自古以来的清官廉吏从魏征到包拯、到海瑞、于成龙、一直到现代的彭大将军。我们的国家、社会需要这样敢说真话、直言进谏之士。但我们更需要一个好制度，那就是民主宪政。一个好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而一个坏制度却能把好人变为坏人。这是一个非常浅显但却被无数历史事实反复证明的道理。我在纪念黄万里先生的一篇博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反思黄万里，绝不仅是他所体现出的敢说真话的勇气，以及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这样的解读对知识分子阶层来说，固然有着警醒的价值，但对一个更为普泛的准公民社会而言，面对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机制，一味地激赏“进言”的士大夫精神，未免舍本逐末。相对于士大夫精神，一个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更为重要。为什么黄万里始终是一个孤独的反对派？为什么黄万里总是不停歇地给政要们“上书”？一个公民社会，是不需要上书这样的封建意识浓郁的行为方式的。一个代议制的国家，是不会人人噤若寒蝉的。对士大夫的精神的赞颂，潜意识中是我们挥之不去的臣民思维在作祟”。

中国社会的最脆弱点，在于公民没有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没有对官员和公权力的监督权。因为我们的官员不是民选而是由上级任命而产生。因此，官员不是对下级即公民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这是导致公权力泛滥、官员腐败严重而不可收拾、官民矛盾已成社会主要矛盾的症结所在。试想，如果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人民决定官员的升迁罢黜，那官员将如何呢？

立国先立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培养高素质的公民、不断提高国人的公民意识是国家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而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实现社会的法治、公平与正义，人民的自由、平等、均富，实现“官由民选、权由民授”，还权于民，则是现代国家最崇高的发展方向。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国家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这是历史的潮流，任何人无法抗拒。中国的民主进程虽然漫长而缓慢，但毕竟在踯躅前行，因为倒退没有出路。也正如100年前中国新民主主义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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