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到2005年，秦风动用了一个新闻记者可用的方式，包括在电视台、报社登寻人启事。朱枫当时到台湾探望的是前夫陈绶卿的小女儿陈莲芳（小名阿菊）和女婿王昌诚（又一说名段成愈）。王昌诚是台湾警务局电讯处处长，陈莲芳在保密局工作，“两个人属于系统内，名字也换了多个，是无法用户籍寻找的。且他们本身不愿意被找到”。最终，秦风还是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找到了陈莲芳，王昌诚则已去世。“我以为找到了陈莲芳，就知道朱枫遗骨的下落了。但陈莲芳马上以‘她是共匪’来反应。”秦风说，“她是表态，且不会用更尊敬的语汇来说的。”

“秦风说，当时他和陈莲芳的对话让人沮丧。“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其实1950年9月底，陈莲芳曾给“军法局”局长写信，请求领回母亲的遗骸和遗物。“军法局”同意后，陈莲芳却没有去领。她对秦风说，她女儿也在“政府”工作，怕影响女儿，也因此从没回大陆，刻意躲避亲人的寻访。陈莲芳的亲姐姐陈宜和朱枫一直相依为命，在北京居住，通过秦风，姐妹俩终于联系上了，“但朱枫的事她们也不说”。秦风说，他自己一开始也难以接受，“但后来也慢慢理解了，为革命是有很多残忍的牺牲”。

“2005年10月朱晓枫一家回到朱枫的出生地宁波镇海，在镇海区政府举行了一个公开的悼念活动——纪念朱枫烈士诞辰一百周年。国务院副秘书长，战争年代情报工作负责人罗青长，委托儿子罗援来参加，称“朱枫烈士接受党的指示到台湾，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做了艰苦的工作……是统一台湾的先驱”。

文章后面的几段内容描述了六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香港合众公司是华东局的下属企业，朱枫从1948年秋天开始在那里工作，月薪400元。香港当时聚集着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朱枫的主要工作是陪伴他们回归大陆。她带着朱明、陈宜的儿子朱晖在香港生活，住在九龙弥敦道，只占一间挨着厨房的小房间，却精心布置，接待了不少朋友。

“1949年2月朱枫还没有和陈宜的妹妹陈莲芳联系上，前夫陈绶卿的两个女儿中，陈宜一直和朱枫生活在一起，而陈莲芳早年就随着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丈夫辗转各地。母女只在1938年的逃亡途中相遇过一次，朱枫并不知道王昌诚和陈莲芳夫妻已经去了台湾。五六月间，陈莲芳给香港的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

“朱枫到台湾去传递情报的任务，是万景光的选择，万景光的岳父是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在香港有非常多的上层关系。两个人的见面很偶然，1949年朱枫在香港送潘汉年手下的副手刘人寿上船，与万相遇。1947年万景光把上海局的联络点建立在了香港，1949年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取得联系，两个人本来靠吴石的副官聂曦送情报，但随着时局变化，这样做的风险越来越大。

“朱枫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上的事的名义，找到了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省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台湾人，少年就来到上海，组建了台湾共产党。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主持地下工作。1949年5月陈诚颁布台湾“戒严令”，由此开始“戒严期”。蔡孝乾则因为和妻妹住在一起，成为一连串被捕人员提供的线索，他本人在国民党的秘密清查中很快受到注意。

“自12月初，朱枫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来吴石家取情报，周日再送给蔡孝乾。一共7次会面，在后来国民党公布的资料中，这些情报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装备大炮、坦克多少以及很多官兵人数、长官名册、枪械表和防区的军事态势图。

“1月14日朱枫寄出了最后一封信，她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转给丈夫，“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并以非常大的字体署上从未用过的名字“威凤”。1950年1 月29日蔡孝乾被捕，他的叛变造成了台湾共产党被一网打尽。他曾经在一张台币上记下了朱枫的联络方式，也就是这张写着继女陈莲芳家电话号码的钞票，使陈莲芳一家也被捕了。朱枫其实1月27日已经被吴石用军用飞机送回了浙江的舟山定海。朱家在舟山虽然有亲戚，但朱枫住进了最东边沈家门的存济医院。当时解放区与未解放区近在咫尺，但海路却被严密封锁。2月18日朱枫在医院被捕，暂时被关进定海看守所。

“2月26日朱枫在定海看守所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水吞下。2月27日起陷入昏迷，被飞机直接送往台北医院。“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良”。台湾地下党活动被打击殆尽后，万景光等香港联络人也陆续调回了大陆。而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

“出于热心，朱枫又接受了蔡孝乾的私人委托，帮忙把蔡孝乾的妻妹送回大陆。吴石着副将聂曦办理，然而就是这张由聂曦签发的假证件暴露了吴石，尽管蔡孝乾并没有供出吴石，吴石和聂曦还是被逮捕枪决。吴石在1947年就开始给共产党提供军事情报，去台湾之前他将一儿一女留在了大陆。1973年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将吴石将军追认烈士，是周总理临终前“对不起”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学良。”

周总理之所以说共产党对不起吴石将军，事出有因。根据已经披露的历史文件分析，当年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一，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形势明朗。人民解放军横扫蒋军，势如破竹。全党笼罩在一派乐观的必胜气氛中。

首先是中央军委将吴石这样原来仅是单线联系的高层情报关系下放给华东局社会部管理，范围扩大。蔡孝乾为首的台湾工作委员会也置于华东局社会部之下。

华东局则在1949年成立几乎全部由山东干部组成的影子台湾省委，排斥已经在台湾工作三年，当年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全部由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组成的省工委，是蔡孝乾心生不满的主因。为他此后的叛变种下祸根。详情可见凤凰卫视中文台陈晓楠对蔡孝乾的交通员刘青石的专访。

二，与原来一直潜伏敌后，从事高层情报工作的许许多多地下工作者相比，朱枫显然是个不成熟的情报人员，可以说完全是个新手。万景光在匆忙中选用朱枫为联络员，同时指令她与蔡孝乾和吴石联系，是犯了情报工作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国民党保密局在破获吴石案后，在香港发表文章，也指出这是破案的关键。对朱枫为何会同时与吴石和蔡孝乾产生横的联系，违反了共产党一贯行之有效的情报工作基本原则，既感到庆幸，也认为匪夷所思。

三，蔡孝乾1950年一月一日被捕，几天后逃脱。并没有供出任何人。将近两个月后再被捕，才彻底叛变。朱枫在此期间见过蔡孝乾，答应为他的情妇，即年仅十六岁的小姨子办通行证去大陆。吴石将军和聂曦上校就是碍于朱枫的身份和面子，给她办了通行证，后来蔡孝乾没有去取通行证，引起保密局怀疑，循线找到聂曦和吴石，证实他们与朱枫和蔡孝乾都有关系，但还没能确认吴石给共产党提供情报。

四，正如上述文章所提，朱枫前夫的女儿女婿都是国民党特务。朱枫在台北一直住在他们家里。在保密局第一次搜查吴石家时，吴石怀疑问题出在台共及朱枫女婿家，让聂曦冒险通知朱枫搬离女婿家，住进台北阿里山大饭店几天后，二月初才安排坐海军交通船去舟山的，不是上文中所提的坐飞机。

五，朱枫到舟山后，首先还是探访了在舟山陈连芳的亲戚。她的保密局女儿陈连芳及已经被监视的女婿因而得知朱枫的去向。保密局毛人凤立刻通过舟山站长沈之岳将朱枫抓捕。

军统老特务沈之岳曾打进延安潜伏。后身份败露调回军统。沈之岳因在舟山抓捕朱枫及时，立了大功，被蒋介石升职。1990年后沈之岳还回过大陆，据说有大陆军队高层接见他时，居然还写诗称赞他“一事二主，两边无伤”。就是说，沈之岳曾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工作过，对两边都没有伤害。莫名其妙。

六，朱枫后来吞金自杀未遂后，最终坦承了到台湾的任务。记录见之于沈之岳站长的回忆录和主办该案的谷正文（后官至少将）的记录。

七，吴石、聂曦于朱枫供认后立即被拘捕。由于吴石当时在军中的地位很高，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和副总参谋长，连蒋介石也不相信吴石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参谋总长周至柔因此指示保密局再进一步取证。蔡孝乾则在吴石被捕前一天第二次被捕，一周后叛变，供出朱枫和吴石的身份和关系。这才确认吴石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罪名，由蒋介石委任特别军事法庭审结，判死刑，立即执行。

八，朱枫由于是华东局的交通员，所以1951年牺牲不久，就由万景光保举，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儿女也得到革命烈士家属的待遇。在台湾的前夫女儿阿菊（陈连芳），任职保密局，是出卖朱枫的人物之一，所以上面的文章提及她始终没回大陆，原因可以理解。至于上文说有人在文革中提到朱枫还活着一说，就不知从何谈起了。

九，与朱枫等同时被国民党处决的烈士们不同，吴石的革命烈士身份一直没能得到华东局的确认。据说是为了保护还在潜伏的人。

于是，吴石的一双儿女在解放后一直顶着反动军官，历史反革命后代的帽子，受尽歧视。文革期间被打进最底层。直至1973年，通过何遂将军的后人写信给周恩来申诉。周恩来看信后，会同当年中央军委主管何遂、吴石两位将军单线联系的叶剑英元帅，力排众议，报请毛泽东批准，最后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吴石的后人，大儿子吴韶成和女儿吴兰成才得以解脱困境。

历史文件中“力排众议”四字可圈可点，证明当时还有个别人企图掩盖事实。但这些人已经不能一手遮天了，所以周恩来得以采纳罗青长的建议，追认吴石将军为烈士。

十一，根据中共中央调查局领导人罗青长的回忆录，周恩来在弥留时还惦记着解放台湾。

当年不是由于上面的种种错误，共产党在台湾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解放台湾也不是难事。可惜由于华东局个别人的错误，造成全军覆灭。吴石将军是最不应该被牵扯进去的。

去年初，吴韶成在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陈晓楠访谈时，回忆说，父亲在离开大陆赴台湾时，曾留给他一张纸条，写着：“有困难，找何康”。何康是何遂将军的三儿子。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工作。而何遂将军当时已在台湾，与自己的二儿子何世平一家潜伏台湾做高层情报工作。吴石将军是自告奋勇，代替何遂将军留在台湾从事情报工作，为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做贡献的。

吴石将军的噩耗传来，当时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的何遂将军认为吴石是替自己去牺牲，因此据理力争吴石身后的待遇，聊以慰忠魂。但华东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吴石的冷漠态度，令何遂将军感到不解，以致爆发严重的心脏病，出院后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后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十二，如果万景光维持由聂曦传递吴石情报的途径，同时维持由刘青石担任蔡孝乾交通员，与台湾省工委联系，风险绝对比另派朱枫同时担当吴石和台湾省工委交通员的小。但万景光在接管原来由余秉禧负责联络的吴石关系后，放弃原来的渠道，另辟途径，委任朱枫担当此重任，结果不但牺牲了朱枫，牺牲了吴石和聂曦，也牺牲了整个在台地下党组织。

据说万景光后来也被追究责任，而他的上司安然无恙。共产党组织在台湾几乎全军覆没，千百进步人士人头落地，国家统一大业因而受到重大损失，海峡两岸无数曾经为此奋斗多年的地下工作者受到牵连，有谁为他们申诉呢？

十三，无疑，朱枫是一个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爱国革命者，充满革命热情。为了自己的信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值得后人尊敬，学习。但她同时又是一个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入党不久的地下工作者，以致在最后关头酿成历史性的悲剧。不知道作出让没有地下交通员经验的朱枫去同时担任蔡孝乾和吴石的联络员的决策是谁的主张。

如果万景光有基本的地下工作经验，那他是不会作出这种违反共产党一贯以来行之有效的敌后工作准则的事情的。

万景光的直接上级，就是华东局的社会部部长，从来没上任过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第二书记刘格平。舒同后来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犯下重大错误被毛主席撤职。文革后重出江湖，任军科院副政委，写军史。后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长，自创舒体字。一直是高官厚禄，生活优哉游哉。刘格平是文革中全国出名的造反派老干部。文革前因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任第一书记时犯错误被撤职。调到山西省委任副书记的刘格平在文革开始时立即追随康生，发动大武斗，伙同社会上的坏分子整死了原来的上级，取而代之。后被撤换。

十四，比起这些犯下错误又利用手中职权去千方百计掩盖甚至美化自己历史的人物，吴石将军的后人更显得品德高贵。他们顶着“黑五类”的帽子二十多年，努力学习，努力工作。靠自己的奋斗，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著名专家和研究员。他们默默地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毫无怨言。

吴石的大儿子吴韶成今年八十多岁了。我前些年在北京见过他们兄妹俩。感到他们是极端沉默寡言的人。不爱说话。可能是几十年被压抑的缘故吧。

吴韶成前年接受上海电视台的采访，说出一部分历史事实后，竟然被一些多年来伪造历史，各取所需的人群起围攻。

其实，历史是由事实组成的。每一个叙说历史的人，最终都要接受事实的拷问。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不能否认，也容不得任何人，利用任何的方式和地位去歪曲，用以达到利己的目的。

我对吴石案，出于历史的责任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并据此写了一篇文章《英雄无声》，发表在我的博客上。上面文章披露的事实，印证了我的博文中的一些历史。我将会继续跟进，为后人留下真实。

近来由于电视剧《潜伏》大热，网上报上说余则成的原型就是吴石，又说朱枫就是陈翠萍，离历史事实十万八千里。所以忍不住把有关材料写成文章，以此来纪念我身边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默默无闻，不为名不为利，用自己一生，书写共和国辉煌历史的英雄们。

六十年来，亲身经历发生在自己身边那么多的事情，世态炎凉，真是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