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9月29日的一番话，再次把以色列的睚眦必报摆到了台面上。

在以色列军方宣布击毙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后，卡茨表示，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同样在以色列的打击范围之内。他警告，那些在2023年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人，不可能寿终正寝在床上。对于此前卡塔尔境内针对哈马斯高层的行动，他也直言：上一次因为故障没有成功，下一次还会再来。

这番话让我想到以色列曾经追杀的德国纳粹军官艾希曼，并不只是因为“追杀”两个字，它背后其实有一条非常清楚的历史线索：以色列并不认为跨过国境线，就等于从责任名单上消失。

艾希曼留下的历史记忆

60年代，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藏身阿根廷，使用假身份生活。以色列特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将其抓获并带回以色列受审。1961年，艾希曼被判犯有针对犹太人的罪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次年被执行死刑。

这件事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记忆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它传递的信息并不复杂，但是却令人印象深刻：战争结束、政权垮台，并不意味着个人责任自动消失；逃到海外，也不等于从历史中消失。

如今那些参与恐怖袭击的哈马斯分子面临同样的命运，虽然纳粹与哈马斯领导人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但在以色列自己的安全叙事中，10月7日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分界点。

因此，卡茨现在强调的其实不只是“报复”，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被以色列认定为10月7日袭击的核心参与者，那么住在哪里，并不会改变以色列对他的判断。

“海外”不等于安全区

这里才是睚眦必报这个词真正重要的地方。

哈马斯的海外领导层并不是完全脱离战场的旁观者，海外网络可以涉及资金、政治宣传、组织联系和谈判。对于以色列来说，如果这些人物仍然能够参与组织运转，那么他们的地理位置本身就不能成为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

这也是为什么卡茨特别强调海外领导人。

过去几年，以色列已经多次把针对哈马斯高层的行动延伸到加沙之外。2024年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身亡；2025年以色列又曾在多哈发动针对哈马斯政治领导层的行动。卡茨此次再次点名海外领导层，实际上是在告诉这些人：加沙之外，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的行动边界之外。

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过去三年，以色列已经用一系列行动证明，它确实在按照这套逻辑在追责。

最有代表性的，是哈马斯军事翼最高指挥官之一穆罕默德·戴夫。以色列长期将他视为10月7日袭击的主要策划者之一，2024年7月，以军在加沙的汗尤尼斯附近发动空袭，将其击毙。

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击毙了哈马斯中央营旅指挥官阿伊曼·诺法尔。以色列称，这个诺法尔参与了10月7日袭击的策划和执行；还有被击毙的北部旅拜特拉希亚营指挥官纳西姆·阿布·阿吉纳，他被以方指认为直接指挥了对埃雷兹和内蒂夫·阿萨拉等地的袭击。

再往上，是哈马斯最高层的辛瓦尔。作为10月7日袭击的核心策划者之一，他最终也没有能够长期躲在加沙的地下掩体中，2024年10月被以军击毙。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追责对象并不只限于这些最高层人物。2025年，以军公布了11名被其认定为直接参加10月7日袭击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被定点击毙的名单，其中包括参与诺瓦音乐节袭击、杀害平民、绑架人员以及进入以色列多个社区的人员。

换句话说，以色列所说的“追到最后一个”，已经出现了相当具体的行动记录。名单上既有负责策划和指挥的人，也有直接越境实施袭击的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卡茨现在特别强调海外领导人：在以色列的逻辑中，10月7日的责任并不会因为一个人躲到了加沙以外、甚至以色列以外，就自动消失。

这和单纯的战争宣传有区别，因为一旦一个国家把“责任人在哪里”与“能不能继续追究”直接连接起来，它的安全政策就天然会突破传统战场边界。

这不只是军事问题

当然，跨境行动远比在加沙内部打击目标复杂。

如果目标身处第三国，问题立刻就从军事行动变成主权、外交和地区政治问题。以色列2025年在卡塔尔的行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目标即使被以色列认定为哈马斯领导层，也不意味着在当地行动没有外交代价。

所以，卡茨这次公开喊话，本身也有心理战的意味。它既是在对哈马斯领导层施压，也是在告诉以色列国内社会：10月7日的账还没有翻篇。

而“一个都不能放过”之所以能够在以色列政治语境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大屠杀记忆长期塑造了以色列的安全观。

这也是艾希曼故事今天仍然会被重新提起的原因。

睚眦必报现在也伸向外交场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睚眦必报并不只出现在军事问题上。

9月22日起，左倾的荷兰政府开始禁止进口、购买和销售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荷兰政府将这一措施定义为针对其所称“非法定居点”的贸易限制，同时特别说明，这并不是对1967年国际承认边界内以色列商品贸易的全面禁令。

以色列的反应很快。

9月27日，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宣布撤销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由以色列签发的证件，并要求七日内交回；届时相关外交特权和豁免将失效。此前，以色列还曾禁止荷兰代表进入位于基里亚特加特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

萨尔外长明确表示，以色列不会忽视针对它的单边措施，并称如果荷兰希望继续处理与巴勒斯坦方面的事务，可以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区域进行。由此大量舆论说，他们那么维护巴勒斯坦，那就搬到加沙去好了。

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趋势。

军事上，以色列说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不能把国境当成安全盾牌；外交上，以色列也在告诉其他国家，对以色列采取单边措施，同样会产生实际成本。

两者当然不是一回事，也不能简单混为一谈。但它们共同体现了一种越来越鲜明的政策逻辑：以色列正在主动扩大自己定义“安全利益”和“责任边界”的范围。

这也是为什么睚眦必报这个词比单纯的“复仇”更准确。复仇讲的是情绪，而卡茨现在谈的，是一套持续追责的安全逻辑。

10月7日恐怖袭击之后，以色列显然没有准备把责任名单限制在加沙的一片土地上。至于这种追责最终会延伸到哪里、又会付出怎样的外交和地区政治代价，仍然取决于情报、行动机会以及第三国的态度。

但至少有一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在以色列的逻辑里，躲进海外，并不意味着可以把10月7日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