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否可以归结为“多数决”？根据过往的经验，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很多人有一种倾向，把民主的基本含义归结为“多数决”。比如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就是很著名的民主“多数决”论的信奉者，以此大批特批“民主迷信”。而且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还有一定市场。

那么，民主的基本含义到底能不能归结为“多数决”？搞清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民主或"democracy"，应是起源于古希腊，从词源来看是“人民的统治”。这几乎已是老生常谈。很多人就是根据这个解释，把民主归结为“多数决”。但民主制度从古典到现代的进化过程，还伴随着另外的几个维度，它们虽然不像“人民的统治”和“多数决”那么显眼，却同样在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具备核心含义。这几个维度，包括“自主性”、“私域和公域的区分”以及“合法性”。

“自主性”这个维度，实际上潜在地作了这样的设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每个人应当也必须对他自己的命运以及所作所为负责，每个人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屈从于外在的指令，或成为别人的奴隶。

这个自主性的假定，和民主恰好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人民的统治”无非是同样地假定，人民是理性的，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人民应当对自己负责，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屈从于外在的指令，或成为别人的奴隶。在这个问题上，无论经典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是没有分歧的。无论是卢梭，马克思，还是伯克，尼采，他们都会赞同自主性的主张。至于人民究竟用何种方式对自己负责，这会产生怎样的分歧，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但是，由“自主性”还可以引出另一个潜在假设。我们说民主也好，个人自主也好，都是在一定意义上，在一定界限内来谈论的。我们可以假设某人A应当自主，但当某人A和某人B发生了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A的自主到底有可能高于B的自主？A可不可以干涉B？

这种问题引出了“私域和公域的区分”。所谓私域是做出这样一种设定：这是一种私人权利不可入硬核。在这个领域内，某人（小群体）事务完全自主，不接受外在干预。而公域则相反，它是私域之外的公共事务，众多人（群体、共同体）的利益交叉，错综复杂，需要用某种协调方式加以解决。私域和公域的划分表明了两种不同处理态度。在私域层面中，适用个人（小群体）的自主原则；而在公域层面中，则适用共同体（具有不同层级）的自主原则。

在“自主性”和“私域和公域的区分”两个设定之后，仍存在其他潜在假设。上面已经说过，私域和公域需要划分，但究竟需要怎样进行划分？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又如何进行判断和裁决？由此就引出了“合法性”或“正当性”的概念。

如果做最直观的解释，合法性就是说某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条文或规定，如果符合，就合法，如果不符合，就不合法。实际上，现代民主制度的兴起，也确实伴随着程序正义和法治社会的兴起。但这还只是个表面的解释。合法性本身实际上是超越法律条文的，它牵涉最深层的问题，也就是正当性问题。正当性说的是人类会持续追问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正常/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常/不正当的？

符合法律条文，固然可以享有合法性，但最根本的意义，“法”本身也需要合法性的支持。“法”并不天然享有合法性，而反倒需要合法性的支持。不具备合法性的法，不具备合法性的立法者，不具备合法性的执法者，本身就在合法性方面存在缺陷，他们并不会天然具备合法性，合法性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可以说，在合法性这个问题上，经典的左派和右派又是没有分歧的，无论是斯大林，毛泽东，或者希特勒，麦卡锡，他们都会赞同合法性的要求。当然，至于具体怎么去追寻那个合法性的基础，是人民大众，代议制度，或是官僚架构，乃至神仙皇帝，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

从上面这几个维度，可以这样来看民主“多数决”的含义。民主“多数决”实际上是假定，在合法性的支持下，进行适当的公域、私域的划分，就共同体的事务而言，“多数决”会比“少数决”更具有合法性。但“多数决”只是民主方式的一种，一旦触及不可入的私域，民主方式就可能会变成“一票否决”（全体一致）。

“多数决”固然更常见，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表述之前存在的诸多限制条件。简单地忽略限制条件，把民主归结为“多数决”，是荒谬的，也是概念混乱。比如，加拿大或美国，不可能存在以全民公决方式来决定魁北克或夏威夷命运的事件，即使有公投，存在的也只能是在魁北克或夏威夷的公投，而不是全加拿大或全美国对某个小地区的公投——这也就是从 “自主性”、“私域和公域的区分”以及“合法性”的潜在设定含义引出的行为。

民主制度中的合法性问题，可以归结为人类对“自然法则”的永恒诉求：到底什么是正常/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常/不正当的？其实，“民主”也好，“多数决”也好，归根到底都是在寻求以某种特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合法性、正当性的问题。

与合法性、正当性问题相关，从古至今的民主制度的操作过程中，选民资格认证也是很重要的过程。选民资格会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公共讨论和表决过程中，而哪些人需要被排除在此过程之外？由此引出政治的基本问题，如卡尔.施米特所言：敌我划分。

施密特认为，政治，它的本质就在于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民主制度中选民资格的认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敌我划分”，即确定参与表决的朋友群体，和必须排除在外的敌人群体。

民主制度以公众讨论方式来决定的公共话题，通常都是公共事务，是和民主所囊括的每一行动者都利益相关的非私人事务。简单概括民主的精神，可以表述为两点：1.少数服从多数；2.多数保护少数。从这个角度，有人认为民主制度是一种试图把更多的人/行动者纳入决策过程的制度。它两个基本要点：首先，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捍卫他人的话语权；其次，最大限度地消融敌我划分问题，用和平/非暴力方式解决敌我矛盾。

在迄今给出的很多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批评中，有相当多的指责集中于民主制度对利益相关的选民资格的诸多限制是虚假的、伪善的。资产阶级民主，最初用财产、教育或性别等众多标准，来剥夺大量本该参与到公共决策之中的公民群体的选民资格，从而对民主决策过程进行操纵，使得众多利益相关选民无法以合法方式来参与决策博弈，无法在公共事务中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更无法以选票方式影响公共选举的结果。

对民主制度的批评还存在另一维度，这就是除了对选民/利益相关群体的资格限制之外，还存在着对议程、自由表达和选举过程的垄断和操纵。在这一维度，虽然大量选民/利益相关群体可以参与到公共讨论和决策之中，但由于很多制度性、结构性的限制因素，以及其他一些软因素（如道德，常识）的约束，造成这种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虽然利益相关群体在形式上参与了公共讨论，选民参与到选举过程中，基于此的所谓共识得以形成，但是，这种作为结果的共识却像是钦定的，是某种事先设定好的东西。参与者自以为以进行了充分的自由表达，公共讨论也是卓有成效的，但实际上民主决策却是被诱导、以欺骗的方式来形成最种的结论和共识。

无论如何，程序控制是比选民限制更高级、更隐蔽的控制手段。至少在初级的博弈层面中，消除选民的资格限制仍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卡尔.施米特等人看来，民主试图消融敌我划分，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纳入选民/利益相关群体的尝试，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施米特认为民主制度的存在本身并不具有正当性。在自由主义对民主的潜在设定中，自由和权利是不可破坏的基础。然而施米特彻底否认这种潜在设定，他认为所有政治形式的基础应当是生存竞争，而不是自由和权利。由此，两种不同观点间的分歧可以概括为：自由和生存，到底哪个更重要，谁会战胜对方成为现代政治形式的基础？

由此也可见，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可能存在某种危机，但不断纳入选民/利益相关群体的尝试，却足以引发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民主的支持者而言，最大限度的选民/利益相关群体的边界究竟可能扩张到哪里？或者说，“选民”概念是否有可能逾越人类的边界，扩展到其它生命体，甚至一般的物理世界？这个问题，也就是某种“广义民主”的存在性问题。

现代民主的潜在设定预设了公民具有自主性，民主实际上还预设了公民具有最基本的表达、理解和沟通能力。这些原则在事实操作中已经排除了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或不能有效参与公共讨论的参与者概念，如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非人的行动者，等等。

但越来越多的现代NGO组织的出现，如动物保护主义者，素食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等等，在公民社会中众多自组织群体已逐渐表达出了一种趋向：虽然民主制度把参与群体的边界设定为理性人，但这并不代表那些为数众多的其它参与者就应当完全在决策中被忽视。NGO实际上以一种代议方式，从人的理解能力和范围出发，试图对尚未直接纳入民主过程的选民外利益相关群体进行解读，相关信息在公民社会中被披露，影响公共决策。

显然，这种万物代言者的方式是不充分的，但这却仍然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民主的形式。除上述代言方式外，是否还可能存在某种类似于现代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消融敌我划分、扩展选民/利益相关群体边界的广义民主？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二十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就曾充满诗意地描绘出栖居于世界之中的守护者形象。天-地-神-人的统一，精心守护存在花园的此在，这一切描绘出了一幅美丽浪漫的世界图景。广义民主究竟是否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要对这个美丽浪漫的世界图景问题，给出一个现实可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