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國何以尋求變制

    覽過近代史實,再通觀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就可以發現:

    清代以封閉視野內向守成

           清廷以邊夷小藩的滿族入主中原,憑一時驍勇確立統治地位,然後全方位向先進的漢族

       學習,通盤接受延續二千年的君權一統架構﹑無世襲世祿而唯皇帝任命行年俸的官僚體系以

       及等級有序的儒家價值觀,用來維護如今已在滿人囊中的廣袤國土和代表國家及政權的至高

無上的君威.

    客觀地說,清廷學習得不錯,但這種殫思極慮的學習和追趕幾乎耗盡了他們的學養﹑智

慧和能力;同時以漢族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幾千年的成功也遮蔽了清代統治者再越過這既成宗

法和定製窺看其他取捨的可能.深一步看,即便其有那樣的雄心和遠見,以小族作大國統治者

的先天脆弱和顧慮也命定地束縛它的作為.這份無法擺脫的脆弱在清廷後來企圖自救的步步

失策和無奈中彰顯無疑.

    在以中原沃土為代表的中國本土和臨近的邊鄉僻壤組成的“天下寰宇”這一概念範圍

內,數千年社會穩定的相對成功和嚴格依據等級來規範社會需求,既使社會避免了亂序,也使

社會全體成員的真實物質需求難以表達,因此缺乏急迫的動力來呼喚和追求新的知識以解決

社會求變提出的新問題或尋求新的高效率的物質生產方式以滿足不斷高漲的新需求.這個穩

定的社會架構中唯一的周期性變動是改朝換代的變亂,但亂後易姓的新君主照樣依據行之有

效的舊制一再重複,於是這個體系幾乎提供了一個自反饋﹑自我修正的答案.自戰國後期形

成的鐵器農耕﹑分散自足的生產方式二千年間無根本變化,僅靠地廣人眾的規模來支撐龐大

的一統集權體制.而重農輕商﹑分散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也是君主維護政權的切實戰略需要.

這種停滯封閉守成的情況,對在這個系統中處於落後一端的清代統治者來說,能費盡心機追

趕到與同系統內先進者並駕齊驅的地位已經難能可貴,很難奢望他們再能有什麼突破,何況

在當時的中國信守的是祖宗的成法,自大自足之下從不外視,也沒有耳目一新的參照系來比

對.

           在清廷由1644年入山海關,從此處心積慮要坐穩大中國這片江山的數百年間,同一時代

的地球上的其他國家又是怎樣的狀況?我們且略過那些能力有限﹑因此無法與中國關聯相交

集的國家,集中看看那些把堅船利炮系泊在中國要隘門戶﹑把刀架在國人脖子上的列強們.

   列強因外向擴張召喚新知識新科技倍增國勢

           1644年在西方列強的歷史上並不是個劃時代的年份.為看清來龍去脈,需再往前推一﹑

二百年至1400年代.那在中國,是明代於鄭和大航海後棄船閉關﹑施行海禁的年代, 停滯﹑

封閉﹑守成的風氣,如出一轍.

           西方自十五世紀始,由強烈的好奇﹑蠻族歷代相傳的外向擴張傾向及推行其時已為他們

接受而認作自我精神歸屬的基督教的狂熱情緒推動,進入地理大發現時期.領先的是瀕臨大

西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王子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資助並領導探索非洲海岸的

航海活動(1418-1460),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首航發現美洲新大陸(1492)並回到

西班牙(1493).伽馬(Vasco da Gama)環繞非洲航行並發現抵達印度的航路(1498).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和他的船隊成功實現了環球航行(1519-1522).這些空前的發現鼓動

了上至皇室﹑下至平民對未知新世界的財富的嚮往和追逐.

    活字印刷和油墨等創新技術的實際結合使用,使廉價大量印刷書籍成為可能.古登伯格

(Johannes Gutenberg)印製的42行/頁《聖經》(1455)就是實證,它為廣泛普及傳播新知識

奠定了基礎.

    經歷文藝復興前後的西方,在探索認識外在客觀世界上有了許多開創性的新見識.哥白

尼(Nicolaus Copernicus)發表了地球繞日旋轉學說(1543);伽利略(Galileo)使用天文望遠

鏡觀察到了木星的衛星(1610);牛頓(Isaac Newton)完成了地球引力實驗(1664);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微積分》發表(1684);啟蒙運動的代表作《百科全書》

自1751年起陸續在法國出版.新知識衝擊着人們沿襲千年的舊觀念和習慣生存的舊世界.

    新大陸和域外未知的財富召喚新的探險﹑殖民和不斷開拓市場.追逐利潤和力圖滿足前

所未有的市場需求促使新知識化為應用技術革新.瓦特(James Watt)成功發明蒸汽機(1765)

和阿克萊特(William Arkwright)獲得紡紗機專利(1769),這兩件事被看成工業革命開始的

標誌.接着,史蒂文森(George Stephenson)製成第一台實用的蒸汽火車頭(1814);第一條載

客鐵路在英格蘭建成(1825);蘇伊士運河開挖和建成(1859-1869);美國橫貫大陸的鐵路幹線

開通(1869).新的發明也接踵出現.諾貝爾(Alfred Nobel)發明現代炸藥(1866);貝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取得電話專利(1876);愛迪生(Thomas A. Edison)發明電燈

(1879).

    前所未有的規模化大機器生產給西方國家帶來日新月異的變化和遙遙領先的國力.耶魯

大學歷史學家Paul Kennedy的研究2指出,世界製造業的份額,1750年時,全歐洲加總為全

球的23.2%,英國是1.9%,中國是32.8%.到1860年時,全歐洲加總占到全球的53.2%,英國一

國占19.9%,中國則相對減為19.7%.至1900年,全歐洲占全球的比重達62%,英國占18.5%.

而在北美立國僅百餘年的美國,這時它一國已占全球份額的23.6%,超越英國.此時的中國已

相對減為全球份額的6.2%.工業革命帶來的變化,竟然如此深刻而劇烈.

    工業化在人均相對水準上(以1900年的英國為100),1750年全歐洲均值與中國之比是

8:8,英國與中國之比是10:8.到1860年時,全歐洲均值與中國之比是16:4,英國與中國之比

是64:4.而到了1900年,全歐洲均值與中國之比是35:3,英國與中國之比是100:3.一百五

十年間從大致持平到差距如此懸殊,令人咋舌.

           西歐﹑北歐民族向來各自成獨立實體,采貴族領地分治而擁王封建,進而演變成分割相

爭的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並各行其是,加之歐洲地域有限,史上自是紛爭綿延.伴隨着

各國如此巨大的國力增幅,戰爭成為常事.僅從相當於清朝的年代中舉例,有新教徒地區反抗

天主教壓制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有歐洲列國抵抗土耳其擴張的戰爭(1683-1699);

有殖民地戰爭(1689-1763),英﹑法及其他列國間為誰來支配歐洲本土和美洲殖民地而戰;有

西班牙繼位戰爭(1701-1714),西歐各國重分勢力範圍,英國開始成為超強;有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擊敗奧地利,擴張征服羅馬和埃及(1796-1798);有英國﹑奧地利﹑俄

羅斯﹑普魯士﹑瑞典﹑葡萄牙聯軍擊潰法國(1814);還有西班牙艦隊被摧毀的美國-西班牙

戰爭(1898).如此激烈而頻繁的戰事,促使各國為求生求勝而提升軍力,也助長並煅造了使用

實力尤其是武力貫徹本國意志的國與國競爭方式.

    看過在中國既存體系內二百多年來邯鄲學步而耗盡心力卻不知域外有何物的清廷,也看

過因新知識新技術工業革命而國力驟然強盛﹑根性偏好擴張又習慣於使用占壓倒優勢而自

知不會承擔對等毀害後果的武力的西方列強,中國在十九世紀中﹑後葉面臨的問題便一目了

然:中國的命運危若累卵!不奮起自救,惟有被人蠶食,被人征服.於是有人呼“開眼看世界”,

有人計“師夷長技以制夷”.清廷始知增國力為要務,但祖宗之制不能動搖-因為那關乎已入

囊中的君權和政權,因此採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固在矣,用則欠靈.三十餘年洋務運

動因敗於同樣後起且不過是蕞爾小國的日本無果而終.一樣的學西人器用,為何他人可以,吾

國卻不成?時人遍覽世界,謂後起學而有成者為日本﹑為俄羅斯.兩國皆行君主立憲,奮學西

方後並以邊陲荒野之國而儼然躋身列強.因此時人提倡學日﹑俄,行變制外加大工業﹑興教

育﹑改稅制等新法,以期與列強比肩.清廷數度猶疑,但危難國勢的逼近,使之不得不先後有

百日維新和庚子後新政之舉.無奈姍姍來遲的變制已然落在民情求變的歷史潮流之後.社會

變革的引領主導權一旦失去,後果不堪設想.辛亥革命以摧毀舊制度的方式一舉取代了相對

社會成本較低的由統治層主導力求避免打碎-亂中爭強-強者重建的所謂“亂世”模式的改

製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