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年回顧與前瞻(5)

(3)救亡圖存,統治層失策招致革命

           面對國力強盛﹑動輒以武力欺人攫利的列強,中國欲立於萬國之林,唯有增強自己的國

力,才能維護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贏得他人的尊重和應有的地位.對於增國力這一點,朝野上

下並無異議.可是如何去實現,卻眾說紛紜,至少有三大派.

    一曰維持舊制,借新學以為用.

    一曰維新改制,既維穩不傷體(沿襲君權,統治層主導),又行新法(立憲分權策群力),有

利厲行新學之用,加速發展(日﹑俄已有成例).

    一曰推翻舊制,尤張揚能煽動民眾情緒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主張以獲支持.

    每一社會中掌握權力和資源因而左右天下的都是統治階層,清廷也不例外,所以閉關自

作天朝之夢不成,維持祖宗成規定法就是退而求其次的主流意見.對最高統治者而言,這關乎

君權社稷﹑身家性命﹑子孫利益和一切的一切;對官僚中堅而言,既合維繫朝綱﹑安定天下

之虞,也不排除兼獲既得利益.中國社會在經歷兩次鴉片戰爭戰敗的衝擊下仍由他們操舵行

進三十餘年,外侮未減(已有的不平等條約依然存在),國家進步不彰,卻意外地敗在曾經的隨

扈小國日本手下,喪權辱國的割地賠款日益加重.在二次鴉片戰爭失敗的危局下再敗於日本,

統治層藉以號令天下﹑統系民心的權威連遭打擊,至甲午戰爭後可以說搖搖欲墜而幾乎不存.

民間的憂患意識顯得急不可耐,有意無意地開始挑戰救亡天下的主導權.如果清廷能在顯示

國力漸增的同時,不說戰勝﹑至少御列強(歐美國家)或新敵(日本)於國門之外,民間尚不致

於也無理由蔑視其權威.但是,歷史沒有“如果”一說.

    持舊走不通,只有行維新.戊戌變法實際上是清廷面臨國家危亡情急之下的急就章.眼看

陳朽之制不得不變,但統治層並沒有統一認識如何來變,結果大部分的變法尚在紙面上,就使

大員們感到核心利益被觸及,於是本能地干政而廢止變法.對關乎一家的社稷宗廟如此關切,

對天下人共處的國家喪盡顏面﹑國土任人宰割﹑百姓被人欺凌卻拿不出應對辦法,清廷的作

為進一步將自己僅剩的據以統治的權威和信用抹煞幾盡.統治層原先握有的治理和引領天下

的主導權隨着權威和信用的流逝而旁落.

    清廷據有天下二百餘年,從來不敢掉以輕心的就是滿漢種族問題.以如此區區少數的一

個邊疆小族滿族來統治人口占絕對多數的漢族和其他民族,任何風吹草動都會釀成一個噩夢.

幸虧清廷以漢人的皇權祖制和儒家傳統為己用,勵精圖治,也漸為漢族所接受.但隨着清廷外

部被列強欺侮喪權辱國﹑內部被太平天國民亂搖撼而統治衰弱,排滿思想趁隙抬頭.若是清

廷持續維持統治的權威,並以實際作為顯示管理社會和引領國家的能力,民意不會發生那麼

快的由離心離德進而責備歸罪﹑乃至蔑視唾棄的轉變.

    因為清廷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在對外維護主權﹑對內找到振興進而建設國家的道路

方面取信於民,相反對自家的政權看守甚嚴,錙銖必較,民間越來越對統治層喪失信心.信心

動搖之時,民意必然他適,及至信心喪失,則更會轉而奮起搶奪國家救亡的主導權.革命黨人

鼓吹的極端主張漸被更多的人談論,浮現為可能的選項.清廷在可視為它最後一次機會的庚 子後新政上,再次失策推出皇族內閣,將私利置於公意和國家存亡之上,使作為其最後政治基礎的擁君的立憲黨人都失望至極.至此,統治層已被民間各階層拋棄.保路運動以及由此而生的民間抗爭和當局鎮壓以至觸發辛亥革命,不過是歷史走到這一步的偶然契機.沒有保路運動,就會有其他方式的民間抗爭和不滿;沒有辛亥革命,也會有其他揭竿而起的事件將朽頹的統治搖撼墜地.

    歷史確實沒有“如果”一說,但在回顧細究之時,略做推演,或許能從不同的側面襯映彰顯歷史為何捨棄種種可能而採行那成為事實的唯一路徑.

    其一是,如果十九世紀的中國統治者是漢人而非少數民族的滿人,尋求國家圖存之路不致有這麼多顧此失彼﹑難以克服的困難.對要破壞既存制度的革命黨人來說,其煽動民眾對權威離心離德就遠不會那麼有效.因為“韃虜”非常明顯地在吾等族類之外,要對同族統治者攻訐,很難以“非吾族類”奏效,因此要搖撼乃至摧毀既有權威就沒有那麼容易.對要維持既存秩序的統治者來說,若是同族,對前所未有因而充滿不確定性的新型改革就不會有太多乃至過分的束縛.換言之,由統治者主導的改革的切實到位和成功的可能性就會提高,於是更有可能避免失序-打碎-紛爭-重建-發展的極高昂成本的社會變革路徑,而走向維序-改革-發展與舊序脫胎換骨並行的另途.

    其二是,如果十九世紀的中國統治者只須面向國內而無須承受外部的壓力來謀求國家圖存發展,中國正統君威﹑禮序安民的全社會共認的價值觀承傳二千餘年且行之有效又貫徹至深,其幫助統治層訓導和駕馭社會的巨大力量不可小覷.清廷確實兢兢業業依此教誨行事,但顧忌少數民族(滿)統治大民族(漢)的致命要害而嚴加控制,試圖以統治層最小的讓步換得國家的改變而增國力,反過來加固統治.建立在經年樹立的權和屢屢貫徹加強的威的基礎上的信用,使得統治層掌握着治理和引領社會的主導權.沒有大的突然事件,民意服膺這份信用,全社會基本順應統治層的主導而行事.如果清廷在十九世紀的當時不是面對武力強盛(背後是國力)又動輒將自己意志強加於弱者的列強,或許可避免在世界各國和本國民眾面前因割地賠款而丟盡顏面﹑其維系統治的權和威在一再羞辱之下蕩然無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