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歷史,可以清楚看到辛亥革命由武昌槍響到袁世凱接續孫文任民國臨時大總統,每一步都是各派以所握有的政治﹑軍事資源在實力較量下的妥協,每一步都離不開現存既有架構乃至全社會主流價值觀和習慣的羈絆.除了表層名義和稱呼上的改變,實質內容上的一蹴而就幾無一處存在.

           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和南方革命省份的和議是基於現實﹑避免兩敗俱傷的妥協.革       命並不能在短期內改變這個事實.所以革命以後的政權也只有妥協,而且只能讓據有實力       的袁世凱一方占上風.

同盟會不滿南北和議已簽署協議的條款,斷然另起爐灶自行成立臨時政府,則連起碼的共諾守約精神都沒有,毫無信用.這也開了在共和的名義下各立山頭﹑自毀共處的先例.日後的孫文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在廣州另立軍政府都出於此轍.

袁世凱方並不比同盟會有更多的共處誠意.他要利用革命的南方來要挾清室退位,又不落亂臣逆子之名.這時的清廷確已完全喪失統治的權威和信用,再無法主導中國社會.清廷從政治舞台上退出,並非共和自此始.袁世凱要的還是中國幾千年來統治者和民眾都已習慣的令出於一﹑由他執掌至高無上權威的統治架構.日後的解散國會﹑改臨時約法﹑擴大總統權限﹑乃至洪憲稱帝,不過是此一目的的日益表露.

共和也不是誰說了-哪怕只是名義上-都能成的.革命蜂起,人人皆言共和以替代老朽的帝制.可是,南京臨時政府搶奪先機成立,看似已為既成事實,卻前後三次要求而沒有任何一家列強答覆承認.何也?沒有使人信服的能維持和控制國家和社會的能力尤其是保衛和體現自己意志的武力.反過來看袁世凱其人,有清廷內閣總理大臣的資歷,有追隨時代潮流不守舊的名聲和實績,更握有成建制的北洋新軍.辛亥革命即使推翻帝制,名義上共和的民國政權也只能由這樣在當時壓得住陣的人擔綱才能使內外各方接受.恐怕此非起勁鬧暴動﹑鼓吹共和的革命黨人所預想,卻事到臨頭不得不接受.時勢強於人.

再多看幾幅歷史片段.即使內外各方都能接受的袁世凱一面循共和之名撫平革命黨人躁動者,一面逼退清室,開始由幹練的漢族統治層來主導維持按說被偉大的革命以畢其功於一役的神力帶來的共和新政,共和實現了麼?

大總統位讓於實力人物袁世凱,臨時參議院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改總統制為責任內閣制,由內閣對國會負責,總統成為虛職.按說這是一種制衡,但在缺乏共處共識的前提下,無法使政府有效運行.一年後的1913年2月首次國會選舉,議席得票最多的國民黨應推其黨理事長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不料宋遭人暗殺,袁世凱被疑為幕後元兇.雖社會民意和國民黨內其他領導人如黃興等都傾向循法律途徑解決,孫文輕易越過共和制下適用於所有人的最具尊嚴和約束力的司法途徑,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結果武力式微而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在國會以《天壇憲法草案》擴大總統權限後仍不滿意,要求統一總攬政務.國會擱置不議.

袁世凱另闢蹊徑,通電各省軍民長官,爭取國會外的支持.輿論準備之後,袁以實力為後盾,稱

“挽救國家之危亡”而解散國民黨,取消其黨員的議員資格,國會頓時陷入停頓狀態.1914年元月,袁下令解散國會,廢止臨時約法,然後推出新的“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使大總統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這裡,握有政治權力的各派人物的信念和行為竟然都與共和原則的共約在先﹑同諾齊守﹑共處並存相違背.暗殺不容於共和政治甚至不是任何政治的選項;動輒兵戎相見哪裡還有共處的基礎?輕易改動國家大法若兒戲,行總統制或內閣制全不以國情為出發點,而是以在位者的位置﹑利益和權勢偏好為轉移;法律為鎮國重器和維繫社會之功用蕩然無存,反被遊戲而成各派爭權奪利的工具,着眼點是戰勝壓服對手,對自己毫無約束;如此行為與共和原則格格不入,卻與中國曆數千年而深入人心-包括統治者﹑官僚和底層民眾-被首肯的成王敗寇﹑以強力勝者立威一統天下的共識不謀而合.這一觀念不除,守法約束他人同時約束自己的觀念不立,在中國何以能行共和?無此改變,共和要旨的先約﹑同諾﹑齊守﹑共處無處生根.呼喚共和的辛亥革命欲速卻不達,在各派人物的表現里袒露無遺.

    追尋歷史的足跡,路徑依賴的承襲延續並不因革命衝擊而改變的景象可以說越看越清晰.政治舞台上的諸路英雄,或朋幫結黨以主義號召,動輒另立政府,建立黨軍;或集權至上恢復帝制,不成而由掌軍者以武力挾持天下,再不成由軍閥割據而各占一方……全然一派舊廈毀塌﹑蕩然無序﹑強人爭勝而不擇手段的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