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免乱与求变的思考

    主导下的应变,就应该从免乱着手.

    何为乱?简言之,就是既存秩序的被质疑﹑被削弱乃至不能起码运行,进而失序而致社会各种力量相争无定,引发动乱.

    何以避乱?曰威.威在则不可犯,以威定序,即使有争也慑于威而服之于序.

    历来威由令和权而生.令和权来自于力-武力和国家公器的强制力.

    威不存则争无定.争无定则序失.序失则乱.所以避乱必须维持权威不可挑战.

    自辛亥革命至今,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言而喻,但历史的相沿袭或称为路径依赖还是有它的深深烙印在.传统中国维系社会的权威是这样来治和持的:君权至上,无可挑战.再通过天人感应引证君权天授,意指天理乃自然至理.依中国顺应天道(自然)的思想行为习惯,则有万千理由顺之,而无任何理由逆之.这样,尽力消除可能的争和违于萌动之际(预).另一方面,在可能篡夺﹑染指﹑削弱君权的防备上历朝历代都保持最高警惕(防).同时,居君位者以前朝的经验注意到了“天听自我民听”(见《尚书.周书.泰誓中》)35,某种程度上顾及民众利益以换取拥戴(应).当今中国管理社会的权威是这样来作为的:因为执政党的领导而国家强大,前无古人.这是历史的选择.既然已经过事实的检验和历史的洗礼,选择之为正确不容争辩.如若有违,那就是选择倒退和再次动乱而落后.如此来达到弭争(预).防备上,以最严厉的言辞和刑罚定罪挑战权威的行为,也利用现代化的组织和技术手段有效实施最高警戒(防).同时,提倡和谐社会照顾到民众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消除可能的不稳定因素(应).

    传统中国的权威备齐了预﹑防﹑应三策,不可谓其策不全,但它有个自限的根本缺陷:君权是以家天下之设,行公天下之责.那么就有公天下之宇内甲家或乙家或丙家等等争为家天下之可能.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每一前朝和取而代之的新君都深明此理且引为自然;庶民百姓也看清了这一可能对他们开放的缝隙而生王侯无种之喊.历史以铁面无情给所有宣称至高无上﹑不可违抗的权威在预﹑防﹑应三策之外补上了“争替”一局.于是,整个系统组成了一个动态的循环.当今中国的情势不同于君临天下的传统中国,但那份自限缺陷的影子还是有:执政党既为党,那是一个集团或派别,是部分而非全体民众.从外来的字义-party-再到本土语言中与其相合的译字-党-都不出其右.《周礼.地官.大司徒》称“五族为党”36(指族群集团).《礼记.坊记》言“睦于父母之党”37(指血亲派别).当然这些与现代政党早已全然不同,但集团派别之意并无大异.如此,还真避不了如何作答为何此部分可代表天下而彼部分不能代表天下那一问.你可以防患于未然,但很明显这个“患”存在.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除患以清,一劳永逸.

    这种思想行为方式中已根深蒂固的相争﹑分裂﹑你死我活﹑最后以强力胜出一统天下的通识为什么不能变成你我大家在包容共处的共识下通过和平理性的竞争并互相认可权益来使社会的总体利益增大同时尽可能公平地分享?

    在传统中国模式形成的春秋战国至秦迄汉武时期的数百年间,生产基于分散的小农经济,以自足为目的和手段,没有规模经济共处交换互利的迫切要求,而数百年连年战乱兼并带给百姓和社会的创伤和巨大的生命和物质成本急切要求一个解决方案.于是胜出的强权君临天下,建威立序.初成之时并不顺利,因此秦虽合宇内,括四海,气吞山河,却二世而亡;可是息战免争的历史趋势压倒一切,汉未沿周分封而承秦制,郡县一统,又借儒术强化纲常等级秩序,君威崇隆.而后的二千年,中国经济的生产手段和方式并无质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并能响应社会免除相争战乱要求的壹权君威模式盛行而竟至清代.而今的中国,一切早已今非昔比.自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先是被动﹑费尽周折后终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主动融入全球化,生产力早已发生并在继续发生从量到质各个方面的无以伦比的深刻变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一切思想行为方式准则都在随之发生日新月异不可遏止的变化.国家从领导层到广大民众一致选定和接受市场体系的道路.这样,明确建立共处共识,保障长期交换互利而无你死我活分裂争斗,贯彻平等权利促进广泛参与催生竞争活力,保障平等权利以公断(即仲裁)维护共处,实施产权保障和普及教育共享信息﹑召唤创新已成社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和必然选择.

    由承认强力同时又认可成王败寇的习惯共识转变成为可以公开公平竞争﹑但人人服从同一规则的包容共处共识并不容易,但确是从根本上铲除动乱威胁的不二之途.握权者能够有序治理国家和社会,需要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同样,任何派别集团﹑政党掀起的能挑战握权者造成社会失序的事件﹑风潮﹑运动等等,也少不了民众的附和或至少是被蛊惑才能成气候.如果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共识中排斥和不接受分裂对立﹑你死我活的敌对,试想谁还有天大的本事能撼动任何既成秩序?当然,前提是既存秩序必须符合生产发展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及民众的要求.

    民众的共识是社会安定﹑秩序维持的最终保障和基石.不是说具体细致的维稳措施不重要,但任何一条再出色有效的具体措施都比不上这共识的培育重要;即使把所有的具体措施加拢,也不过是将就于术的层面而已,比不上这共识的深化巩固为长远关键.

    培育建立民众的共约共处共识,相较任何潜在的反对派, 客观上对既存秩序下的握权者好处更多.这里没有阿谀或讨好之意,实在是基于顺应历史趋势变化的社会总成本的考虑.在说过益处之后,对握权者不利的障碍是如果他们过分相信所握的权力,拘泥或得意于习以为常的操作运营而不去思索和设法顺应生产力变化的历史趋势,那么新的社会共识不立,老的周而复始,成王败寇共识会如影相随.那并不是国家﹑社会和民众之福,而临了失去最多的可能就是既存秩序下得益最多的人们.他们的失意反正是咎由自取,糟糕的是社会大众将因握权者的失责失策被无辜卷入高成本巨大牺牲的变革旋涡.